蒲皓琳：我叫蒲皓琳。我是法國《觀點》周刊的記者，在他們的亞洲辦事處。
龍安誌：我們是1995年的時候認識的。當時，我們共用一個像這樣的院子。那時我既是律師，也是顧問，而你則是一名記者。
蒲皓琳：我覺得這個院子是展現北京麵貌的一份很好的履曆。我們還有兩個鄰居呢，一個是法國商人，一個是搞電影的中國藝術家。那時這片靠近東單的地方到處都是四合院。小小窄窄的街巷種著樹，兩側是漂亮的老房子。北京當時正處在一場大變動的初始期，我指的是建築風格的巨大改變。不過，這次的核心仍是四合院。中國當時正掀起第二次改革浪潮，在90年代初，許許多多的人從農村來到北京，希望能幹出一番事業。這群人就逐漸融入了首都居民的生活。那確實是一個巨大變化的開端，隻不過略顯安靜，沒有大規模的運動。我記得應該是95年，三裏屯有了第一家酒吧。我還記得這件事。我們當時也在場。現如今，當你看到這麼多的酒吧和飯館的時候，這份記憶就顯得更加與眾不同了。
龍安誌：你第一次來中國是什麼時候？
蒲皓琳：我是1984年來的。我還記得自己在北京過的第一夜。我住在建國酒店，那是當時市區裏為數不多的幾家酒店之一。那時，隻有三家酒店對外國人開放——北京酒店、民族酒店還有我住的這家。那時街上什麼都沒有，一輛汽車都沒有。所有人都騎的是自行車。所有人都穿的是一樣的衣服。我還記得晚上的時候會有奇怪的聲音，就是馬拉著載著水果的小車發出的噪音。夏天的時候就拉西瓜，冬天就拉白菜。我記得當時我們隻能去一家商店，專為外國人開的商店，就是友誼商店。但是無論什麼時候去，它總是空的。我記得84年初冬的時候，我出去散步，就在前門那塊，大概有15或者20個小孩子，現在都該30多歲了，追著我們喊：“大鼻子！大鼻子！……”他們還問我的朋友是不是因為有什麼病，頭發才變成了金色。他們真是太可愛了。確實，那個時候外國人才剛開始進入中國。那時的中國到處都很安靜。你隻能聽到自行車和晚上馬車發出的噪音。如果白天能見到一輛汽車，隻要看一下車牌號，我們大概就能猜出裏麵坐的是誰。因為穿過長安街的汽車，一天總共也就15到20輛之間。所以，那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時期。因為沒人有錢，所以也就沒人談錢或者想錢的事。這正是開放初期的中國。當時向世界打開的隻是一扇小門。人們對西方世界的樣子充滿了幻想。人們沒法選擇自己的工作，居住的空間也很小。很多情況下，三代人擠在一間屋子裏。
但即便北京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它仍是一個極具個性的城市，也是一個很有魅力的城市。它確實是一個王朝的中心。這所有的一切始於92年，始於鄧小平的南巡。當我看到僅僅三個月後社會便開始了變化，我實在是為之感到驚訝。一切都發生著日新月異的變化。到95年，你就看到中產階級誕生了。與此同時，人們開始精神層麵的追求，開放或重新開放了很多寺廟，特別是在農村。80年代和90年代初，很多年輕人到國外去學習。當時，西方，特別是歐洲，正開始經受經濟危機。這群年輕人發現那裏沒有他們想要的東西，這和他們80年代夢想的不一樣；於是，90年代末的時候，他們想要回來。當然，這些人在2000年的時候，當中國飛速發展的時候，都是大有作為。80年代是改革的第一波浪潮；90年代社會稍有動蕩，但經濟仍然蓬勃發展；到了2000年，中國的國力不斷增強，我們現在正處在這個10年的末期。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代表性事件或巨大變化。我想變化是來自於奧運會。因為，它給了中國人民足夠的信心，讓他們意識到他們有足夠的實力去舉辦這樣一個盛會，過去是，現在仍然是。奧運會在改革開放30周年之際開幕，在30年改革和巨大變化之後，中國正處在一個新的時期，我把它稱為“成熟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