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爭吵不休的年代，但卻淹沒了真理的聲音；這是一個轟轟烈烈的時代，但有很多靈魂飽受孤獨。你不知道這是否是一種進步，但你懷揣著信仰，睜著困惑的眼睛沉默了。你沒有把勞動當做懲罰，而是當做一種永恒的善行！
——題記
裴慶生的“太平”思想很嚴重，也許是由於年輕，一個運動過去，一旦風聲減弱他就放鬆了警惕。可這個時代的運動就像是夏天的暴雨風雲，一個響雷掠過天際，就出台一個運動。人人都得在運動中磨煉自己，稍不小心就成了運動的對象。人們對運動有些厭倦了。
1957年又出台了一個“反右派鬥爭”，裴慶生頭腦不太清醒，在他的經曆中“鎮反”、“三反、五反”、“肅反”他都弄懂了核心意義，可是“右派”又是個什麼貨色呢？他一時弄不清楚。運動開始，領導望山觀景不表態，他也不知道自己該怎麼辦。
一個叫儲安平的人發表了一篇文章後，接著是大鳴大放，人人有發言權，在這個時期有很多對黨不滿的情緒，還有辱罵社會主義，懷疑黨的言論出來了。裴慶生是個牢牢打上階級烙印的人，認為共產黨是為解放勞苦大眾而奮鬥而執政的，怎麼允許懷疑、辱罵呢？那些剛打倒的富人壞人在暗處磨刀霍霍，企圖卷土重來反攻倒算，一部分人居然不失時機地煽動，還有人組織唱反革命歌曲，編了許多謾罵共產黨的山歌。他作為翻身子弟義憤填膺了，感到了事情的嚴重性，堅決地投入到反右派鬥爭中去，在大會上站起來據理力爭地進行辯論反駁。（根據自傳整理）在他看來誰反對黨誰就是應該警惕的對象，21歲的裴慶生隻能認識到這個層麵上。
現在看來這場辯論的核心其實是“主權”與“人權”之爭。左派認為：清理階級隊伍，和黨同心同德，純化黨政隊伍，隻要穩定政權，人民才有人權，當然人權不是指所有的人。“地、富、反、壞”除外，他們是被監督被改造的人，人權，隻有勞苦大眾才配擁有，想當初他們為富不仁，資本家剝削工人，地主壓迫農民，勞苦大眾的人權何在？而這些勞苦大眾就叫：“人民”。共產黨就是革富人的命，為窮苦人民服務的！
至於“地、富、反、壞”隻能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當然，唯成分論又不唯成分論，重在個人表現，表現好也是黨依靠的對象。但從整體上看黨重在依靠勞苦大眾，黨的政權才穩定。以階級劃分身份，消滅階級，消滅等級。所以後來農民當總理了，工人當“中委”了。
可“右派”認為隻要擁護黨，對國家有貢獻，願意執行黨的政策，是人都應該平等，都應該參政議政，這才體現了民主的氣氛。
誰是誰非需要辯論。兩種觀點心向的都是黨和社會的發展。可是這麼嚴肅的主題後來卻變味了，右派成了反黨勢力，無限擴大，凡是有一點語調不一致的全成了右派。再後來基層借反右運動開始了人整人，互相暗算，互相捅黑刀，誰得罪權力人士誰就成了右派。
裴慶生在這場運動的後期沉默了。
裴慶生的一個同鄉，姓原，人們都叫他老原，老原十六歲在長治一個山村教書，很早就接觸八路軍，屬於進步人士，教書時常常給學生講革命的道理，說起共產黨八路軍眉飛色舞，佩服得五體投地。解放後調到工業學校，再後來工業廳接管了工業學校移址太原，他又分配到工業廳勞資科就職。由於出身貧下中農，敢說話，敢提意見，在工業廳勞資科就職後，開始讓他負責“鳴放”工作，他給勞資科長提了一條意見：
群眾找他辦事，他關著門拒之門外，總是擺架子，推三阻四拖拖拉拉以權壓人，這是官僚主義習氣，不符合共產黨員的要求，這樣的工作態度會降低黨的威信，失信於民。
裴慶生認為這條意見提得對，作為基層領導應該引為借鑒，不然會給黨臉上抹黑，給謾罵黨的人以話柄，打擊了群眾信任黨的熱情。
可是不久，這條誠懇的意見成了“反黨”言論，勞資科長好像成了“黨”
的替身，穩坐交椅不說，還把老原打成了右派，並遣送他到晉南下放勞動。
這件正反顛倒的事對裴慶生震動很大，本來是給個人工作中的問題提出的意見，目的是促進工作態度的改善，到後來成了對黨有意見。
到底誰是黨？
難道“黨”是一個人？
對一個黨員有意見並不代表對黨組織有意見啊。隻有黨組織才是黨啊！
可是組織又是靠每一個黨員組成的，個別黨員不純潔，黨組織就不純潔。“鳴放”不就是解決黨內的問題嗎？怎麼後來成了誰說真話誰就是右派了呢？
裴慶生開始彷徨了！
他找老原交心，說出他的苦悶。
老原看裴慶生是個有組織有紀律，是非分明，很有正氣的青年，又是同鄉，就視為知己。私下說共產黨遲早會被這號人弄垮，他們自以為走上領導崗位就是代表黨，可他們的行為作風不符合黨的標準和要求，這就不是真正的共產黨。真正的共產黨是襟懷坦蕩，光明磊落的，敢於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可他們搞小動作，搞陰謀詭計，表麵上讓人“鳴放”，實際上是故意讓與他們不同觀點的人暴露，然後下手鏟除，這種手段太陰損太卑鄙了。小裴，這一段我想清楚一個問題，戰爭年代投敵就是叛黨，很容易辨清，辨清楚就可以懲處。而和平時期不按黨的要求辦事就是叛黨，但不容易辨別，因為這是思想的叛變，是個軟證據，無法很快懲治，看來這是黨內長期的鬥爭。社會主義並不平坦，沒那麼好走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