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具精神性的人，當貪婪和索取的狂潮拍碎了陸地，你必駕馭“克己奉公”這一葉獨舟前行，宗教和政治不盡相同，但二者都需要心懷篤誠！你天鑄地造般執著的性格，麵對毀譽的危機，隻能以忠誠維護這一信念，替變節者贖罪！
——題記
1976年對於中國曆史是標誌性的年份，總理周恩來1月8日去世，總司令朱德7月6日不幸離世，主席毛澤東於9月9日相繼與世告別。
三顆星辰的隕落無疑是一場隕石雨，使中國民眾一度陷入了困惑與惶恐之中，其悲痛不可估量，很多國家對這種悲痛不能理解。緊接著十月份出了大事，說中央出了反革命集團“四人幫”，但沒有耗費一槍一彈，沒流一滴鮮血就順利抓獲。這個重大事件仍如傳說中的神話，人們不敢大聲傳播隻是私下議論。中央響當當紅得發紫的人物，突然反動了？而且還是集團？那是多少人的集團啊？
當真相大白人們才喟然長歎。
“文化大革命”錯了，是他們炮製的；反右運動冤枉好人了，是他們造成的。一時間，冤假錯案層出不窮。這個重大轉折使好多人有怨訴怨，有氣出氣。報刊、雜誌，文學論壇一天一個新話題。把過去的語言禁錮徹底打破，“右派”、“走資派”、錯劃的“反革命”們的話語回歸，以各種形式控訴他們所受的迫害。
這一時期的認知是：曙光到來，社會前景一片光明！
裴慶生當年跟隨的省委領導全都複出，並重新委以重任。裴慶生六年的農村勞動也隨之結束了。他完全是這個時代的標點符號，隨重點人物的沉浮而沉浮。
從運動中成長起來的他，真不知道命運又會把他拋到哪裏去。但他沒有訴怨也無氣可出，因為他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自我命運的小寂寞，所以他能走出消極。1977年他被省委任命為省組織部辦公室主任一職，時年40歲。
據說當時對他的任職爭議很大。
“文革”結束後派性猖獗，“文革”期間謂之左派得位，“文革”結束謂之“右派”的口誅筆伐。裴慶生屬哪派呢？其實他哪派都不屬，隻不過是受當時工作關係的株連，實話實說，沒有以心術心機為自己的“前途”鑽營傾軋，堅持了職業賦予他的原則而已，而他當時的行為完全是屬於良知與理性的自然屬性。左右派對於高層是思想之爭，可在下麵，也不過是人為的劃分，哪一派都擁護毛主席，堅持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誰左誰右呢？
各色人等在陣痛中哭訴著、張望著、失落著、徘徊著、對個人命運痛惜著……過去怕劃“類”的人，現在與“類”無關的人，在那個時期受過處分的人也順藤摸瓜紛紛歸“類”，企圖趁勢撈一把稻草。
裴慶生沒有痛惜個人的命運，更沒有怨憤情緒，他不屬於那種患得患失的人。雖然他的命運有時像冥冥中有一隻手時不時戲弄一下的感覺，但他絲毫沒有因得而狂喜，或因失而跌入深淵。無論命運塞給他什麼，他都能坦然對待，他的心靈永遠是實在而樸素的！
我以為這便是意誌者、強大者！他的精神注定可以支配來自客觀賦予他的一切壓迫。他的老上級朱衛華對他是這樣的評價：
“裴慶生同誌忠於黨的事業，忠於本職工作；任勞任怨，艱苦樸素，組織紀律性強；在關鍵時刻能夠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特別是他很關心人，能夠一脈相承地對待領導和群眾。”
（參看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人民的好公仆裴慶生》
一書中《無盡的思念》）裴慶生走馬上任了，長期被“特務”這個若隱若現的暗疾所折磨，今天他被黨重用提職，就像是一隻浴血重生的荊棘鳥，他重新獲得了生命，是那樣想放聲高唱，那樣想對誰訴說。
很多同事友好地為他祝賀，他的眼圈不時發紅，就像當年入黨時一樣莊嚴、激動。因為這對他的政治生命而言是一個標誌性的記錄。
所有的記憶都蜂擁而來，所有的祝賀都成了鼓勵！他騎著自行車穿過大街小巷，所有相對的參照物從他身邊匆匆掠過，叮叮咚咚仿佛是跳躍的音符！
回到家中他掏出隨身帶的一把口琴吹起了悠揚的曲子。這是他多年的習慣，這把口琴是他唯一可以抒發感情的渠道，不需要解釋，隻需要隨著情緒的河流跳蕩音符，而每一次想要表達的曲子，在腦海裏自然生成。這次他吹的是一首人人會唱的歌：
唱支山歌給黨聽，我把黨來比母親。
母親隻給我的身，黨的光輝照我心。
？？
他吹得很動情！吹到最後一句，眼淚潸然而下……或許這一刻他記起了低暗的窯洞裏，燭光下晃動著的母親操勞的身影；一家人大大小小合蓋著三床破被；炕頭上父親沉默如山的臉；他少年的身影在村街上跟隨土改隊分田地；半夜三更剪掉妹妹的頭發去奔前程……妻子張羅午飯，沉浸在一家人再次團圓的氣氛中，沒注意丈夫的神情，隻說，別浪漫了，吃飯吧。
裴慶生沒有聽見，原玉蘭認真看了他一眼：咦，高興的日子，這是怎麼了？原玉蘭有些意外。
裴慶生掩飾地抹了下臉上的淚珠。坐在飯桌前，說蘭兒，我今天想了很多很多的往事，從一個月補貼30斤小米上小學，以後上學我一直受社會的恩惠，我所有的一切都是社會給的，知識、膽魄、工作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