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案件審理期間，被告方強調的理由是，諾貝爾配方中的硝化纖維素是“可溶性”的，而被告使用的則是比諾貝爾的可溶性硝化纖維素要好得多的“不溶性”硝化纖維素。
於是，法院判決說，原告在申請專利權的時候，並沒有包括被告所采用的“不溶性”硝化纖維素在內。
可是原告曾在法庭上清楚地陳述了，“不溶性”硝化纖維素，在一定條件下也可以轉變為“可溶性”。
真是無可奈何！
原來站在法院背後的政府和軍事當局，都是袒護埃布爾和迪尤爾的。
諾貝爾在這場訴訟案中得到的唯一安慰是，上訴法院的麥凱法官所作的一項與判決有關的陳述。
雖然麥凱跟他的同僚沒有本質的不同，但他對諾貝爾在炸藥這個領域中的開創性工作還是有一定了解的。
他在陳述了他完全是依據正式的法律條文，被迫同意駁回原告要求的決定之後，接著說道：
“顯然，一個成功地爬到巨人肩膀上的矮子，可以獲得比巨人更廣闊的視野……既然如此，我唯一能夠同情的人，是最初的專利權擁有者。諾貝爾先生作出了一項偉大的發明，並且製造了從理論上來說的確是新穎的產品。兩位技術熟練的教授，隨後獲取了他的發明說明書，並對它作了認真仔細的研究，接著根據他們自己的學識，發現他們實際上也可以使用相同的原料，準確地獲得相同的結果，隻是其中一種原料有所不同。但是，如果想從諾貝爾先生手中奪走一項極有價值的發明專利，那是難以做到的事情。”
以後很長一段時間，許多有影響的著名人士和一大批炸藥專家，都對英國政府和國防部提出了尖銳的批評。
與此同時，由於這場官司的轟動效應，諾貝爾的許多重大發明也得到了各界人士的普遍了解。
諾貝爾的助手拉格納·索爾曼，在談到他對這場官司的看法時，曾說：“人們對諾貝爾的對手們所持的處事方法，提出了尖銳的批評。這些批評雖然是不堪設想的，但是都沒有觸到最大的痛處，那就是諾貝爾同埃布爾和迪尤爾兩位先生過去在炸藥問題上的密切合作。不言而喻，諾貝爾已經感受到了侮辱，以及他的信任遭到背叛時的心情。這種心情勢必影響他那已經變壞的健康狀況。並非金錢上的損失使他感到憤怒，而是他認為不正當地取消了他作為發明家的成就，對於這一點他始終是敏感的。”
1895年，諾貝爾將他對英國這場訴訟案的看法，統統傾注到了他的喜劇作品《專利杆菌》之中。
他把剽竊而來的發明專利，戲謔地稱作是“杆菌專利”。對“線狀無煙火藥”訴訟案中有關的人員，都取用了假名。整個作品中充滿了辛辣的諷刺和尖刻的挖苦。
他還把這場官司的不利結局，通知了他在世界各地的朋友和合作者。
諾貝爾在信中寫道：
正義之神一直是雙腿癱瘓，因此行動極度遲鈍，而此刻她的頭部又遭到了打擊，她看上去甚至比瘋人院的瘋子還要瘋……我不計較這場官司在金錢方麵的損失，但是我忘卻不了那種極其令人厭惡的卑鄙行徑……人們常說：牛奶灑了，哭也沒有用。我也是這樣認為。但是，當政府犯有嚴重的侵權行為時，就會激起我的極大反感。一種健康的是非觀念，本來是從政府首腦往下傳布的，可是現在卻正相反，它從平民百姓而上達於王國政府了。整個線狀無煙火藥訴訟案中所反映的道德上的教訓，正像哈姆雷特所預示的：司法界的情況已經很糟糕。
諾貝爾發明混合無煙火藥後的10年期間，意大利、德國、奧地利、瑞典和挪威等許多國家，先後引進了這種炸藥。
同時，諾貝爾也收到了數額可觀的轉讓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