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河：因為父親所丟失的東西，或者是父親所得不到的東西，我感覺到我有必要從這個社會上得到某種取用或者某種報酬，或者是他們所不能夠獲得的功名，我要把它給奪取回來。這種情緒，它可能反映在各種情況下，如果我要去做官的話，我就不願意做小官，我要寫書的話，我也不可能去做小書，去寫那種很小的豆腐塊，火柴盒，我要做就做大的，要麼就不做，就是受這種家庭的影響，無論如何在自己心裏邊，有一種爭一口氣的思想。
作為一名享譽海內外的作家，原名淩解放的二月河卻僅僅是高中學曆。他從小癡迷《水滸傳》、《西遊記》等中國古典名著。在老師眼中，二月河小時候並不是一名好學生，從小學到中學他都有留級經曆，直到二十三歲才高中畢業。
二月河給自己中學讀書的總結是：一塌糊塗數理化，一枝獨秀是文史。那時他所有的業餘時間都用來讀閑書，吃飯時讀，躺在床上讀，別人催著還的書，他還要趕在課堂上讀。
二月河：我當兵的時候，已經超齡了。我1968年入伍，1969年入黨，1970年提幹，我從戰士一下子提到了副連級，我爬得也並不慢。但是這個基本年齡已經超過得太多了，所以也就沒有多大前途了。再加上部隊裏麵的圖書，我已經都看完了，沒有什麼值得我再進一步研究的資料，曆史書籍比較少了，因此就從這兩個因素決定，都是基於一個原因，就是年齡已經偏大了，趕快離開部隊，趕快去尋找自己的第二條出路，這才回到了地方。1978年從部隊轉業的時候，我已經是三十三歲了，到地方我又當了幹事，接著是副科長，然後又是科長，我仍舊是爬得不慢。我當科長的時候，已經是三十五六歲，將近四十歲了，我不可能有多大的發展。所以說在這種情況下，我自己選擇不做官了，給官我也不做了，我就是要做事情了。
沒有學曆、沒有背景、不再年輕，年近不惑的二月河放棄已有，兩手空空。而與此同時，在他身上也有著常人不具備的天資、責任和毅力。
二月河：講得通俗一點，到了該成名成家的時候了，自己就要在這個地方咬著牙，忍受一些痛苦，把你自己所能夠做出來的事情做出來，這樣才不負父母對你的教誨，不負祖宗對你的重托，不負你來人世走這麼一遭。
二十歲留級，三十歲當兵，四十歲寫作，二月河經曆著怎樣的人生轉折？他為何成為一名作家？又經曆過怎樣的煎熬？煎熬中，他又如何麵對種種得到與失去、永恒與蛻變？
二月河將人生飛躍比喻為“軟著陸”和“硬著陸”兩種，“經過係統學習的人然後取得成功的叫‘軟著陸’，反之則是‘硬著陸’”。
二月河：一種叫作“硬著陸”，一種叫作“軟著陸”，所謂的軟著陸，比如說你上了小學上初中，上了初中上高中，高中完了以後上大學，然後當研究生，當博士後，沿著一條鋪滿鮮花的道路走向了成功。硬著陸，那就是在飛機上麵跳傘，但是你沒有傘，你隻能閉上眼，從飛機上往下跳，跳下去摔死了，叫硬著陸，摔不死，也叫硬著陸。我就是硬著陸。
二月河將自己的成名成家稱之為“硬著陸”，但是對於這種近乎悲壯的方式，二月河也戲稱，他把這種著陸分成了兩級跳，他首先將紅學研究當作了曆史小說創作的敲門磚。在部隊當兵時，二月河就開始對《紅樓夢》進行研究，從此介入清史。對大量史書的刻苦鑽研，為他在日後的寫作積累了井噴般的能量。
二月河：後來我看《紅樓夢學刊》，那裏邊的編委，每一個常務編委名字上頭都帶一個“米字花”，第一位常務編委“米字花”就是馮其庸先生。我給馮其庸先生寫了一封信，同時又給馮其庸先生附帶了一篇稿子，我寫這封信就是想說《紅樓夢》是人民的，不是紅學家的，然後我請馮其庸先生再看看我自己作為一個業餘《紅樓夢》愛好者的稿子，寫這個稿子是很不容易的，如果我淩解放就不是搞紅學的材料，那麼請馮先生，你給我一句話，我就不在這方麵努力了，我就不在這方麵浪費時間了，如果我尚有一線之命，那麼也請馮先生給我一個回話，我好在這方麵繼續努力。我在這期間給所有的編委投了不知道多少稿子，從來沒有一個人像馮其庸先生回得這麼快，七天之內給我回了一封信，比我寫得還要長。
有了馮其庸先生的賞識，二月河被吸納為紅學會的會員。1982年10月，二月河應邀參加了紅學會第二次全國《紅樓夢》學術研討會，就是這次會議，他做出了創作《康熙大帝》的決定，一時語驚四座。
因為一個偶然的機會，二月河便開始了《康熙大帝》的創作。熬夜寫作自然是家常便飯，實在瞌睡難耐他就用煙頭燙自己的胳膊，用以驅趕疲憊，寫完《康熙大帝》第一卷時，二月河就因勞累過度得了“鬼剃頭”。女兒撫摸著他的頭幽默地說：“這一塊像尼加拉瓜，這一塊像蘇門答臘，這一塊像琉球群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