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秘密小組的最重要的成員是陳紹禹（他革命時的筆名為王明）、秦邦憲（博古）、張聞天（洛甫）和王稼祥。王明多才多藝，能寫善辯。關於博古，埃德加·斯諾的第一個妻子海倫·福斯特·斯諾在1937年這樣描寫道：“他是一種典型的中國知識分子，如果以一幅漫畫，則可將他勾畫為單薄、體弱、勞累過度、半病態並戴著深度眼鏡，他厚厚的亂蓬蓬的頭發，給人一種似乎頭重腳輕的感覺。”但他非常勇敢，30年代初，他曾冒著被逮捕和處死刑的危險，在上海幹得比幾乎所有的共產黨領導人的時間都要長。他很快就認識到，作為一個知識分子，要了解工人是如何生活的，他們都需要什麼。洛甫比王明和博古大五到六歲，對世界的了解相當多。他的父親是商人兼學者，而他自己隻是一名學者。他在加利福尼亞待了兩年，在那裏上過一些大學的課程，並在舊金山的中國華僑雜誌社工作過，他英語講得很好。沒有筆名的王稼祥是一個勇敢的男子漢，在長征前和長征期間，他以極大的毅力忍受著胃病的折磨，1933年當鄧小平在政治上失意時，他曾以自己的獨到見解幫助過他。
據研究鄧小平的人介紹，鄧小平並不認識這些從莫斯科回國的學生。這一點或許不太屬實。在中山大學學習期間，他一定知道副校長米夫已經網羅了一批親信，至少他聽說過這些人的名字或見過他們。王明和博古同鄧小平不在一個班，這可能是因為他們會講俄語。以鄧小平強烈的愛國精神和很有主見的個性來看，他無論如何不可能同那些不管外國人說什麼都唯命是從的人有太多的來往。
鄧小平剛進中山大學時，該校的學生有兩三百人，到1926年年底，學生人數增加了近一倍，其中有半數學生是中共黨員或共青團員，或者兼具兩種身份。這些人當中，隻有十幾個人來自西歐，其他幾乎都是來自中國華北和華東的大學畢業生和在校學生。
這些學生中，除半數的中共黨員外，其他學生大多是國民黨黨員，他們當中有少數幾個是國民黨領袖的子弟。鄧小平就有兩個這樣的同學：
一個是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1925年時隻有17歲；另一個是馮玉祥將軍的女兒馮弗能。
1927年中國的統一戰線破裂後，中國學生的構成也隨之發生了改變。國民黨學生銷聲匿跡了，一些人要求回國；一些人則被強製遣返；少數人被逮捕，受審後被判刑做苦力。蔣經國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被迫留下的，他被送往西伯利亞金礦勞動，直到1937年國共鄧小平在蘇聯時期的同學蔣經國。
結成新的統一戰線後，他才獲許離開蘇聯。這些國民黨的學生離開後，空出的名額改由共產黨員頂替，新來的這些學生黨員中，有些人年紀較大，比如，鄧小平在重慶就讀的留法預備學校的創辦人吳玉章就是其中之一；有些人是黨的幹部；還有一些是工廠的工人。
為了這些工人，學校隻得調整教學計劃，改成一些內容簡單的課程。
但是，對鄧小平而言，當時的課業負擔還是很重的，共有七門課，分別是外語、曆史、哲學、政治經濟學、經濟地理、列寧主義和軍事科學。在所有的外語中，俄語是必修課，英語、法語和德語是選修課。
曆史課的內容是“社會形態發展史”和“革命以及革命運動史”。哲學課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辯證唯物主義。政治經濟學是主修馬克思的《資本論》。列寧主義這門課是由一係列演講稿為基礎構成的，這些演講是斯大林在列寧死後不久於1924年4月在斯維爾德洛夫大學發表的，這些演講後來被編成《列寧主義的基礎》一書出版。軍事科學包括了實踐的成分：射擊和基本戰術的訓練。現在不清楚鄧對這些課程有什麼反應，但作為一個把書本知識和馬列主義作為智慧來源的人，鄧小平的態度是相當明確的，這一點可以從他在1992年春天的談話中看得出來，他說：
學馬列要精，要管用的。長篇的東西是少數搞專業的人讀的，群眾怎麼讀？要求都讀大本子，那是形式主義的，辦不到。我的入門老師是《共產黨宣言》和《共產主義ABC》。最近，有的外國人議論，馬克思主義是打不倒的。打不倒，並不是因為大本子多，而是因為馬克思主義的真理顛撲不破。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要提倡這個，不要提倡本本，我們改革開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實踐，靠實事求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