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黨的總書記，鄧小平當然難以避免不和毛澤東發動的“反右傾運動”或“第二次”躍進發生關係，但他並不是這兩項運動的支持者，也沒有發表與這兩項運動有關的談話。從他在天津的講話內容來看，1960年春天，有很多時間他是在北京以外的地區考察。同時，中共和蘇聯的關係也很有可能占去他很多的時間。這或許也為他把大部分國內事務留給其他人去處理提供了一個借口。毛澤東在1960年1月至3月召開幾次會議，討論應如何應付中蘇關係所發生的危機，鄧當然一定出席了這幾次會議。
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中蘇之間的大論戰，是共產主義世界內部及外部都始料未及的，其影響不僅深遠而且範圍廣泛，影響到整個世界。中蘇論戰使1950年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變成了一紙空文，並且摧毀了“社會主義陣營”，分裂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打破了當時的世界均勢。它還導致毛澤東對蘇聯社會做出了新的判斷，直接影響到他後來在中國發動“文化大革命”。
這場論戰始於1958年，是在兩國兩黨關係度過了曆史上較好的一段時期後不久發生的。中國人從1956年波蘭和匈牙利的暴亂中得出了兩個重要結論：
俄國人已經意識到非斯大林化的危險。中國對那些極力想擺脫莫斯科的影響以獲得更加獨立地位的國家的共產黨的態度必須十分謹慎，因為對他們過分表示同情有可能助長“修正主義”，而“修正主義”
是通向徹底的反革命的。這個後果與赫魯曉夫主張的非斯大林化和議會道路的結果是相同的。因此，1957年毛在出席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開幕式時，就專門講“以蘇聯為首”的問題。他說：“我們這裏這麼多人，這麼多黨，總要有一個首。
就我們陣營的內部事務說，互相調節，合作互助，召集會議，需要一個首。就我們陣營的外部情況說，更需要一個首。”
毛還說，蘇聯成功地把兩顆人造地球衛星送上天，成功地發射一枚洲際彈道導彈，表明“東風”已經壓倒了“西風”。他主張，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應當以中國共產黨人在反對蔣介石的戰爭中所運用的在戰略上藐視敵人，在戰術上重視敵人的戰略戰術為榜樣，決不向敵人屈服。他還談到了核戰爭可能帶來的後果。
他宣稱，人不會在這場戰爭中死絕的，一個勇敢的、新的共產主義世界將會在“帝國主義的廢墟上”崛起。
但他並沒有預見到當中國麵臨蘇聯不友好的政治或軍事態度時所應采取的行動。
俄國人一定對毛有關核戰爭的觀點感到不安。但他們還是決定，要滿足中國人提出的幫助他們建設製造和試驗核武器設施的一切要求。10月中旬，在毛到達莫斯科之前，兩國已在這裏簽署了一項秘密協定。這個協定按說是兩國之間相互信任和密切合作的承諾。但事實並非如此，它標誌著兩國兩黨之間的關係已經到達頂點，隨後就是走下坡路了。
不久，影響兩國兩黨關係的台灣問題、印度問題和“大躍進”相繼出現。在台灣問題上，中國的立場是十分明確的，始終強調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國有權采用任何手段收複台灣。蘇聯無論是在公開場合還是在私下都沒有反駁中國的這一立場。但赫魯曉夫認為，假如美國確實承諾過要幫助國民黨保衛台灣，而對蘇聯來說，它與美國之間的關係又是至關重要的，那麼中國至少應該事先告知蘇聯他們在台灣海峽使用武力的意圖。而這正是中國人所不願意做的。他們並不想進一步擴大台灣問題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因而，當1958年8月中國人對離大陸僅有幾公裏之遙的國民黨駐守的島嶼金門展開猛烈的炮擊，並進而攻擊國民黨的補給船隻時，中蘇關係以及中美關係出現了危機。此後不久，赫魯曉夫在寫給艾森豪威爾總統的信中這樣說到，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進攻就是對蘇聯的進攻，蘇聯將“忠於職責”，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保衛中國。但他對毛的做法非常生氣，因為他8月初曾在北京同毛有過一次長談，當時毛對他即將開始的這場炮擊隻字未提。
印度問題之所以成為影響兩國關係的一個問題，是因為當中印兩國軍隊在靠近尼泊爾、錫金和不丹的東西段邊界上發生衝突時，蘇聯正謀求加強同印度的密切聯係。在東段邊界，衝突是由1959年春西藏叛亂（和隨後不久達賴喇嘛逃亡印度）後，難民和遊擊隊在西藏和印度之間的活動引起的。在西段邊界，發生衝突的原因是中國在印度已宣布為己有並不時有印度的巡邏隊出沒的領土上修建了一條公路。中國在公開的聲明中對蘇聯不站在中國一邊的行為提出了抗議，並指出，蘇聯在這個問題上宣布中立，事實上是為了取悅印度。赫魯曉夫1959年10月出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周年慶典時，在北京和中國人為這個問題發生了爭吵。4個月後，蘇聯黨（不是蘇聯政府）在給中國黨的一封信中說，中國的行為是“狹隘的民族主義態度”的表現。在這封信中，俄國人想讓中國人做到，要使民族的利益服從於他們把自己視為監護人的國際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