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1976）
1976年10月5日，在政治局會議上，大家做出最後的決定，逮捕“四人幫”。“四人幫”
以及其他不知情的委員都未參加。10月6日傍晚，當張春橋、王洪文和姚文元走進中南海準備參加華國鋒召開的一次會議時，被汪東興指揮的部隊逮捕。大約在同一時候，毛遠新和江青也分別在他們的住處遭到逮捕。據說，江青被帶走的時候，還對著逮捕她的人大聲怒罵。
鄧小平複出後的政治局勢與他被流放期間相比，在許多重要方麵都大不相同了。劉少奇死了，雖然這還是國家機密。林彪也死了，他的主要追隨者，包括陳伯達都進了監獄。在1968年至1969年冬季，被送到農村去的一千多萬紅衛兵開始意識到，他們將永遠做一個鄉下人，再也不能完成正規的學業了。總之，這時的局勢依然令人困惑、擔憂。
毛澤東的健康在這時候開始惡化。他患有帕金森綜合症。1972年又得了中風和心髒病。他再也不能像從前一樣發表長篇大論的講話了。盡管這些講話充滿完全相左的論點，卻都是言辭激烈、擊中要害。憑著這些講話，他完全控製了黨代表大會的議程。雖然他仍能平靜地說出意見和一些口號，但他的精力已經不行了。他已進入老年人的狀態，老是沉溺於久遠的往事之中，愛嘮叨他過去的故事和建議。在心理上，他開始變得喜怒無常、鬱鬱不樂。他已經很少接見黨內同誌和家人。江青帶著他的孩子搬出了他的住所。
然而，毛澤東仍然主掌著中國的政治。憑著他的聲望，他的一句話就足以確立或推翻某項政策，造就或毀掉一個人的政治前途。任何一位中共領導人想要成功地推動一件事情，必須先得到毛澤東的支持。任何人想取得或保持政治權力，毛澤東是否支持也是成敗關鍵。在決定什麼人將在他死後擔任什麼職位的問題上，他也擁有最重要的發言權。
周恩來的健康也亮起了紅燈。在1972年5月的一次例行健康檢查中，他被發現患了胃癌。在1973年春，他雖然相當活躍，但不管是毛澤東還是其他任何人都可以看出來，他不可能活得比毛澤東久，而且就算他活得比毛澤東久，他也無法有效地施展他的政治權力。周恩來對那些暗示在毛澤東死後他是最有資格擔任中國領導人的說法，總是小心謹慎地給予貶抑。也許因為他意識到，擔任毛澤東的繼承人是很危險的。但如果大家一致鼓掌通過，要他擔任黨主席，他倒未必會拒絕。
周恩來在1972年表現出頑強的工作作風。他籌辦並監1973年3月9日，毛澤東批準的《中共中央關於恢複鄧小平同誌的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的決定（送審稿）》。
督了向黨和軍隊幹部傳達林彪的叛國行為和身亡情況，組織了對林彪在軍隊中的親信的清查；同時致力於恢複60年代初期的農業、工業和教育製度。他還恢複了1966年至1969年期間遭到貶黜的許多人的原職。這些工作，周恩來是同他的兩位親密同事一起幹的。這兩個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直待在台上，並且從60年代至80年代一直擔任領導職務。這兩個人，一位是老元帥葉劍英，他是抗日戰爭時期八路軍總參謀長。另一位是鄧小平在大別山時期的老戰友，1954年後當過多年財政部長的李先念。葉自林彪死後一直負責中央軍委的日常工作。李先念在最混亂的幾年間在周恩來的領導下主持政府工作。
周恩來打出的口號是反極“左”派。毛澤東並未反對，因為林彪的背叛、逃亡與死亡，對他的心理和政治聲望打擊很大，但這並不能保證他會一直同意周這樣做。他本人就是“左”派，而且也一直自認為“左”
派。所以，周的反“左”口號一定會令他覺得很不舒服。他也對“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社會主義新生事物”，如大字報與紅衛兵，感到非常自豪。最重要的是，林彪的叛逃並沒有使他對江青、張春橋和姚文元失去信任，反而似乎更增加了對他們的依賴。林彪在位時，江青等人的光芒多少被林彪掩沒，所以，他們現在非常得益於林彪死後留下的巨大政治空間。
在這種情況下，鄧小平的地位並不很有保障。雖然，1972年毛澤東同意把他從流放中召回任職，並稱讚他是很難得的人才，在戰爭年代和反對蘇修的鬥爭中“做過貢獻”。但根據以往的經驗，他知道他不能相信毛澤東會永遠支持他。周恩來是他最堅定的支持者，但在討論鄧小平複出的問題時，周恩來不管在身體上還是政治上都很虛弱。葉劍英和李先念都是他的好朋友，但他們兩人也是靠著附和毛澤東的某些見解，才逃過“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鬥爭的。康生和江青對他的敵意仍然未消除。另外，還有很多在“文化大革命”中崛起的人，他們一定很擔心，如果讓鄧小平成為國家的領導人，他是不是會善待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