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1984）
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乃至整個國際社會都一致認定，鄧小平是中國的國家領導人。
然而，這個地位與他所擔任的職務並不相稱。
他不是黨的主席或總書記，也不是政府首腦，更沒有像劉少奇一樣擔任國家主席，他的地位來自他的權威，而這種權威源於他過去的經曆、領導才能以及隨著時間的推移他作為一名決策者、發言人和設計師所取得的成就。
1982年9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鄧小平主持大會開幕式並致開幕詞。
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乃至整個國際社會都一致認定，鄧小平是中國的國家領導人。然而，這個地位與他所擔任的職務並不相稱。他不是黨的主席或總書記，也不是政府首腦，更沒有像劉少奇一樣擔任國家主席，他的地位來自他的權威，而這種權威源於他過去的經曆、領導才能以及隨著時間的推移他作為一名決策者、發言人和設計師所取得的成就。
“文化大革命”結束時，1958年至1966年間政治局的七名常委隻剩下了鄧小平和陳雲。那段時間（以及更早以前）陳雲的地位一直比鄧小平高。但陳雲沒有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對抗陳伯達、康生及1975年對抗“四人幫”那種聲望。他樂於避開眾人的注意，在幕後施加他的影響，因而，一般老百姓對他沒有太深的印象。其他一些經曆過“文化大革命”
的高層人物，如彭真、葉劍英、李先念等，都缺少鄧小平那種威望和經驗。另外，葉劍英比鄧小平年長七歲。逮捕“四人幫”前，葉劍英和李先念都表示堅決支持華國鋒。倘若他們知道後來要反對華，他們或許會改變當初的做法。
作為一名領導者，鄧小平的風格與毛澤東截然不同。毛澤東總是高高在上地與他的同事保持一定的距離，鄧小平則和他們打成一片；毛澤東善於掩飾自己，經常隱藏自己的真正感覺，鄧小平則盡可能地把自己的觀點表述清楚；毛澤東常處理抽象事物，鄧小平則喜歡處理具體的事情，即便闡述一些原則問題時，亦是這樣。鄧小平的領導風範已不僅僅是風格問題。他有遠見且實幹，他能夠並且已經按照自己的思路設計了中國未來的發展藍圖。當一個問題出現時，他不是等待和觀望，而是立即采取行動加以解決。他待人嚴厲但不殘酷。政治局對華國鋒做出結論後，他沒有組織新聞媒體毀壞華的聲譽，更沒把他投入監獄，1987年年初，他堅持胡耀邦辭去總書記的職務，但允許他繼續留任政治局常委。另一方麵，在處理曾在1976年那段黑暗的日子中幫助過他的高級領導幹部問題時，鄧小平也絕不心慈手軟。1982年，他要求韋國清辭去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一職，因為韋國清安排（或是容許）軍方機關報刊出一篇文章，攻擊“文化圈的某些負責同誌”。在許世友公開表示他反對為劉少奇平反後，鄧小平也安排他退出政治局。
與毛澤東和華國鋒不同，鄧小平堅決抵製建立對他的個人崇拜，他的這一思想可追溯到1956年。他允許甚至可以說是鼓勵國家出版社以文選的形式出版他的講話；允許專業和省級出版社出版他另外一些講話和有關他軍事生涯的一些故事。但是，他不允許在公共場所懸掛他的畫像或豎立他的雕像，不允許在任何文章或講話中誇大他的作用。人們總是稱他為“鄧小平主席”或“鄧小平同誌”，而不是什麼“英明領袖”（如華國鋒）或“導師”和“舵手”（如毛澤東）。
作為一名決策者，鄧小平有兩項優點：他看得很遠，而且他規定，所有的計劃和提議都應該先試試看行不行得通。就前者來講，他遵循的是列寧主義傳統與中國政治的傳統。在其早期的政治生涯中，也曾遵循毛澤東的做法。30年代，毛澤東主張黨和軍隊要與國民黨和日本人進行一場持久戰。鄧小平則更進一步。他所設定的一些政治和經濟目標，有的他生前或許可以看到，有的可以肯定他這輩子根本看不到。例如，他很樂意把1997年定為香港回歸中國的時間，鄧小平給《光明日報》的題字。
把20世紀末和21世紀中葉分別定為黨和政府實現經濟目標的日期。同多黨製國家的政治領導人相比，鄧小平有條件把眼光放得更遠。但是他不一定非要這麼做。許多共產黨領導人並沒有看得這樣遠。對可行性進行實驗是與鄧小平在反對華國鋒時使用的口號“實事求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相一致的。
堅持這兩個口號並不意味著他放棄了社會主義，而表明在他的思想中，社會主義（以及共產主義）是與繁榮富強相聯係的（這是馬克思的觀點），他要用各種方法來實現這一繁榮富強。他不想讓那些沒有參與過社會與經濟實踐隻是在辦公室中勾畫藍圖的人來實現他的計劃，也正因為如此，一些非共產主義作家稱他為實用主義者，或實踐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