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道與和珅同朝為官的大臣中，很多都是出類拔萃的人才，大學士阿桂身經百戰，威風八麵；而名滿天下的劉墉更是出身名門，才高八鬥；更不用說才華出眾、滿腹經綸、深得乾隆喜愛的紀曉嵐了。和珅的才學雖足以立身，但跟這些大臣們一比高下，似乎還差了一截，要想勝過他們，他必須要獨辟蹊徑。
所以，和珅在乾隆麵前，從不擺大臣的架子，總是以“奴才”自稱。在生活細節上，更是對乾隆關懷備至，乾隆身體不適，和珅總能一望即知，立刻恭身上前，親自為他捶腰。史書上記載：“皇帝若有咳唾之時，和珅以溺器進之。”就是說皇帝如果要吐口唾沫，和珅也會立刻捧著痰盂等候。他還常常給乾隆講一些世俗的俚語笑話，把市井之中庸俗不堪的故事講給乾隆聽，逗得乾隆開懷大笑，這些豈是一般的軍機大臣能夠做到的。
封建王朝的帝王，盡管位極人君，貴為天子，畢竟也是有情有欲的血肉之軀，也有作為普通人的情感的需要，但特殊的身份限製了他的這一需要，使他永遠體驗不到三五好友共望夕陽，把酒話桑麻的溫馨。縱然後宮三千佳麗，妃嬪如雲，也沒有平凡人家的夫妻之情。緊緊圍繞在皇帝寶座四周的是深深的孤獨。此刻的乾隆已經是六十多歲的老人了，當年鼎盛時期的老臣，一個個落葉凋零，相繼故去，朝廷中大多是新近擢升的官員，而乾隆的諸位皇子也是良莠不齊，親情不再，再加上孝賢皇後又先他故去，正感無比的孤獨，和珅的出現無疑填補了乾隆皇帝情感上的空缺。自此，乾隆幾乎在生活中時時處處離不開和珅，和珅也憑借著乾隆的寵信為所欲為。他是天子的弄臣，他可以在天子麵前奴顏婢膝，人格盡失，可是，其他人誰又敢不拜倒在他的腳下。《清史稿》中這樣描述得寵的和珅：“不附己者，伺隙激上怒陷之，納賄者則為周旋，加以開脫或者是故意的拖延其事，等到皇帝怒氣已過，才若無其事地提出來，以求不了了之。”
整個朝廷漸漸籠罩在和珅的淫威之下。和珅就是靠著在皇帝麵前心甘情願地放棄自己做人的尊嚴，才換取了他自以為得意的大臣們的依附。這一點，連乾隆朝時來使的英國副使斯當東也看在了眼裏，他記述道：“和珅總是隨著皇帝禦駕後麵，當皇帝停下轎子差人走過溝來向特使（馬戛爾尼）慰問的時候，幾個官員跳過溝去到和中堂轎前下跪致敬。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和中堂之外，沒有其他大臣和皇帝親人及侍從跟隨著皇帝陛下，足見和中堂地位之特殊。”
在清人筆記中，還有一則和珅如何猜中皇帝為順天鄉試所命考題的事情。
按照慣例，順天鄉試《四書》考題，例由皇帝欽命，由內閣先期呈進《四書》一部，命題完畢，書歸內閣。這次皇帝命題後，太監捧著《四書》送還到內閣，正巧遇和珅在值房。和珅便向太監問起皇帝命題的情景。太監不敢不言，便聲稱，乾隆手批《論語》第一本，將盡批完時，始欣然微笑，振筆直書。和珅沉思半晌，遂猜中為“乞醯”一章，因為乞醯二字中嵌著“乙酉”二字在內，而科鄉試恰在乾隆乙酉年舉行，於是，以所測試題通報他的門生，門生果然個個考中。
以和珅的聰敏，猜中皇帝的考試命題，不足為奇。隻是乾隆乙酉年，當在乾隆三十年（1765年），此時的和珅尚未被皇帝見用，還是個微不足道的小生員。因而，時間的差誤，影響到事實本身的可信度。
然而，和珅具備揣摩皇帝意圖的這一奇才，卻是不容置疑的。
和珅擅長揣摩帝意，迎合君旨，玩弄權術，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增補兵額問題上，表現得非常清楚。康熙在位時，各省提督、總兵等將官即有空名坐糧，即吃空餉的事情，但不為常製。雍正八年（1730年）以文官有養廉銀，遂正式規定武官養廉吃空餉的（稱為名糧）數額，提督親丁名糧80分，總兵60分，副將30分，參將20分，均馬、步各半。遊擊15分，都司10分，守備8分，把總4分。此各級武官應得的虛糧。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乾隆欲將此虛糧及紅白賞恤銀兩俱由部撥，然後再將空額補為實額，達到增兵不減餉的目的。當時統計增兵部分，需增加開支每年300萬兩。乾隆詢問阿桂有何意見。尚在河南督辦河工的大學士阿桂複奏：“國家經費，驟加不覺其多，歲支則難以為繼。此項經費歲增三百萬，統計二十餘年即須用七千萬兩”，請不添補腹地省份之兵。乾隆不聽其言，於四十六年（1781年）九月二十八日下諭，堅持增兵，並命大學士、九卿、科道詳悉議奏。
和珅深知乾隆必行此法，故極力讚成。大學士、九卿、科道於十月複奏：“現在統計部庫每年出入大數，約餘銀九百萬兩有零，戶部經理一切裕如，所有各省挑補名糧，議給養廉，請遵照前旨，不論腹地邊陲，一律辦理。”乾隆於十月二十一日降旨批準此議。隨即添補滿漢兵士65143名，每歲增支軍費銀300萬兩。
在辦理一些重大案件的過程中，和珅也頗能捕捉皇帝的意圖。相比起來，那些直臣就不那麼討皇帝喜歡。如阿桂在處理李天培案件中的做法與和珅處理李侍堯案件的做法，就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阿桂在審理湖北按察使李天培一案過程中，也想從維護皇帝重臣的角度了結此案，但卻引起了乾隆的不滿而受到了處罰，遠沒有和珅在案中做得那麼甚合帝意。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發生了湖北按察使李天培因私令漕運船幫攜帶桅木致漕運遲滯的案件。阿桂作為欽差大臣前往審理此案。但阿桂在辦案的過程中，發現李天培所私帶的桅木，主要受福康安之托，係為福康安代購，因此便“欲了結，消彌此事”。
從阿桂的角度來看，他這樣做或許有幾點考慮：一個是，此案為巡漕禦史和琳舉發，和琳是和珅之弟，而福康安又與和珅素不相和。阿桂因憎恨和珅，以為此案乃和珅有意傾陷福康安，欲從中保全周旋；另一個是出自對全局的考慮。其時，福康安不僅在平定台灣上克成大功，而且正以兩廣總督的身份在前線與安南交戰，福康安是朝廷中難得的一員武將，不當以小過罰之。此外，或許還因為福康安是乾隆所偏愛的大臣，怕處罰他得罪皇帝。
不管阿桂出於哪種考慮，他欲包庇福康安的做法，都引起了乾隆的不滿。乾隆頒旨譴責阿桂說：“阿桂以受恩深重，具有天良，不肯蹈欺隱之愆，自應於荊州初聞時即行具奏，乃直至途次接奉屢次嚴旨，複見畢沅報過”，“是阿桂不知朕向來辦事一秉大公，從無偏向。即欲加恩治罪，權衡出自朕裁。豈因福康安為傅恒之子，又著有勞績，遂置之不問乎？若此事係福康安所為，而阿桂等欲代遮掩，朕亦從而不問，則親信大臣通同一氣，即如阿桂、和珅更何事不可為耶？”在處理此案時，和珅是副手，他的責任自然是小得多了。因此雖然一同受到乾隆的責備，但和珅心中有數，他的前麵有擋箭牌。
同樣是辦案，和珅在辦理李侍堯貪贓案時，就辦得深合皇帝心意。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正月，31歲的和珅受命遠赴雲南，查辦雲貴總督李侍堯貪贓案。一到雲南，他首先拘審李侍堯的管家，取得實據，迫使精明幹練的李侍堯低頭認罪。前後僅兩個月，即已定案，出手不凡。
善解人意則自會阿諛逢迎。如在對乾隆的文才方麵，和珅則盛讚乾隆才思敏捷，出口成章，他曾肉麻地吹捧道：“皇上幾餘吟詠，分章疊韻，精義紛論，立成頃刻，真如萬斛泉源，隨地湧出。昔人擊缽催詩，誇為神速，何曾有詠十餘，韻至十疊者！”這一番恭維，讓皇帝好不開心。
朝鮮使臣以其在中國的耳聞目睹，向其國王介紹說，和珅“為人狡黠，善於逢迎”，以故“不次升擢，寵幸無比”。
在官修史書中，很難找到和珅如何逢迎乾隆的記載，但卻無處不流露出乾隆對和珅的深深稱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