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長期掌權，善於窺察乾隆帝的眼色行事。對於與自己關係密切的人，或向自己行賄的官員，他或在皇帝麵前為他們說好話、舉薦，或者拖延處理其違法之事，等到乾隆心情好時，他就乘機說情辯護，設法開脫，常常能奏效。一些大官僚以他為後台，剝削下屬，聚斂不義之財以供其所欲。鹽政、河工素來是利益豐厚的地方，都為和珅及其黨羽所把持，但因其貪得無厭而日益凋敝。朝中將帥還依仗和珅為後台，奢侈無度，貪汙浪費軍餉，久無戰功。廣信（今江西上饒）知府湛露賄賂和珅，被和珅保舉任官。乾隆見他太年輕，沒有獨當一麵的工作能力，斥責和珅濫加保舉。兩廣總督富勒渾縱容家人貪贓索賄，由於他與和珅的不尋常關係，案發後，和珅請求隻將富勒渾調回，並不治他的罪。
相反，對於不順從他的人，或與他不合、觸犯他的人，和珅就瞅準機會向乾隆進讒言，以激怒皇帝，借刀殺人。
和珅和阿桂是一對冤家對頭。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甘肅回族首領蘇四十三起義，進逼蘭州。乾隆命和珅為欽差大臣，和大學士阿桂前往鎮壓。阿桂因病未痊愈，讓和珅先行一步。和珅一路上故意拖延，到蘭州時，清軍已打敗了起義軍。在攻打起義軍最後據點時，由於和珅指揮無方，致使總兵圖欽保陣亡。但他在向乾隆彙報戰況時，卻把作戰失利的責任推到諸將身上，說他們不服從調遣，又隱瞞了圖欽保陣亡一事。阿桂到前線後，下令不服從調遣者殺無赦！第二天他們共同部署戰事，阿桂親自指揮，諸將都積極響應。於是阿桂反問和珅說，諸將不見有怠慢的，應該殺誰呢？和珅非常惱恨，乾隆知悉內情後，下詔斥責和珅進軍遲延，顛倒是非，說阿桂在軍中處事有條理，認為隻阿桂一個人就可以平定叛亂，將和珅召回。和珅因此記恨阿桂，終生與之不和。阿桂以功晉升為首輔，他極其鄙視和珅的為人，入閣辦公甚至不和他同在一個室內。而和珅也極其仇視阿桂，多次對其詆毀、阻撓，排擠傾軋，使阿桂不得安位於朝，隻好經常到各地巡察或帶兵外出打仗，和珅則乘機獨攬朝政。嘉慶二年（1797年）八月，阿桂死後，和珅更加肆無忌憚了。
和珅的同事、大學士嵇璜年邁，“遇事端謹有識”，不與和珅同流，和珅多次在乾隆麵前說他的壞話，因而嵇璜屢遭乾隆訓斥。另一軍機處官員王傑為人正派，意見常與和珅不一致，但無法阻止和珅的所作所為。朱珪曾是永琰（嘉慶皇帝）的老師，在兩廣總督任上時，乾隆曾想起用他為大學士。和珅很是忌妒，設法暗中弄到永琰與朱珪交往的詩給乾隆看，並暗示說這是永琰在以此收買人心。乾隆果然勃然大怒，認為朱珪結好皇子，以獲取恩惠，朱珪因此幾乎丟了老命，幸虧董誥勸說才得以免死，但不久乾隆就把他降為安徽巡撫，並宣布不得將他召到北京重用。直到嘉慶二年（1797年），朱珪才調京任兵部尚書。
揭發和珅的言官們多遭到和珅殘酷的打擊報複。
曹錫寶看到大清天下在和珅的帶動下吏治腐敗，民不聊生，輾轉反側，便想站出來，挺身一鬥。
曹錫寶，字鴻書，一字劍亭，上海人。乾隆初年，以舉人考授內閣中書，充軍機章京。大學士傅恒深深地了解他，知道他是想要通過科甲出身進升為官。果然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考中進士為庶吉士，後回家奉母，數年後於乾隆三十年（1765年）任刑部主事，再遷郎中，授山東糧道，皇上巡山東時召見曹錫寶，命他回京以部屬任用，因為大學士阿桂的啟奏，入《四庫全書》館，《四庫全書》書成後以國子監習業升用。乾隆因為曹錫寶補司業無期，特授陝西道監察禦史。
身為禦史，擔負著監察百官、整肅吏治的重任，特別是自己受到皇上的重用，又得到阿桂的提拔，他深切地感到應對和珅的貪贓枉法行為進行彈劾。和珅是貪汙腐化的淵源，是吏治腐敗的罪魁禍首，但彈劾和珅豈是易事，朝中有他的私黨，朝外有他的網絡，上麵還有一個乾隆做他的保護傘，連像阿桂那樣功高望重的重臣都讓他三分，何況一個小小言官。曹錫寶想來想去，便想從和珅的家奴管門人劉全這裏打開缺口。有了這種想法，他便時時留意劉全的行動。這期間他看到劉全家深宅大院，已違背了作為管家所應有的住房規格，並看到他穿戴及所乘輿車也超出了限製，於是便下決心彈劾劉全。這樣便寫下了一份奏折，寫好後，又怕言辭有不妥之處，或有想得不全麵的地方，便想找個知心朋友共同商量，當時若阿桂在朝便可請示阿桂，可阿桂卻遠在幾千裏之外。朝中雖有幾個正直的人，但曹錫寶與他們素無私交，這樣重大的事，很難與他們相商。後來，曹錫寶找到了他的同鄉同學吳省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