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舒梅克和李斯的研究中，主要從三個方麵來考察媒介工作者個人對媒介內容的影響。這三個方麵是：媒介工作者的背景和人口學特征的影響，包括性別、種族、性取向、教育程度等方麵；個人態度、價值觀和信仰的影響，包括媒介工作者個人的價值觀和信仰、政治態度、宗教信仰等；職業角色的影響，包括職業角色和倫理角色等。
(一)媒介工作者的背景和人口學特征的影響
威爾伯·施拉姆講過，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空間”，從邏輯上來講，媒介工作者的家庭背景、教育背景以及過往所有的生活經驗都會影響他們對世界的看法，但這種影響會不會對媒介內容產生係統性的影響呢?
舒梅克和李斯在這方麵列舉的研究有：媒介工作者的身份對報道的影響，例如女性新聞工作者對權利法案的報道，非洲裔美國人在報道1992年洛杉磯暴亂時所遇到的問題，同性戀新聞工作者報道同性戀問題等等。
Weaver和Wilhoit認為，媒介工作者的人口學特征對新聞價值和媒介內容的影響比較小。他們據此推論，例如，增加婦女和少數民族記者，不會給媒介內容帶來重大變化，因為新聞工作者的教育程度、社會化程度和組織性製約會抵消個人之間的差異。
2006年7月17日，法國電視一台20點新聞（相當於央視的新聞聯播）首次啟用黑人播報員哈利，在法國引起了軒然大波。在哈利之前，2004年9月一位名叫奧德麗·普瓦德的黑人記者坐上法國電視三台晚間新聞播報台，改寫了法國的曆史，在法國曆史上，新聞播報從未出現過有色人種的麵孔。奧德麗在得到晚間新聞主播的位置後，有記者采訪她，剛提問道：“你作為有色女主播……”奧德麗立刻微笑著打斷對方：“我不是有色女主播。我就是黑人女主播。”從奧德麗的回答能看出人種對於她作為傳播者的個人心理是有影響的。
(二)個人態度、價值觀和信仰的影響
有關研究表明，美國記者和大多數美國人一樣，崇尚家庭、愛情、友誼和經濟繁榮，反對仇恨、偏見和戰爭（Gans，1979）。除了這些基本的價值觀之外，美國記者的價值傾向中還有以下特征：民族優越感(ethnocentrism)，利他的民主政治(altruisticdemocracy)，小城鎮田園主義(smalltownpastoralism)，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政治溫和主義(moderatism)，遵守社會秩序(socialorder)和注重領導能力(leadership)。
政治態度：一些學者研究了各個時期記者的政治態度的變化情況，他們發現，總的來說，記者是傾向於自由主義的。這與西方媒介理論中的“觀點的自由市場”是一脈相承的。
個人宗教傾向：Weaver和Wilhoit1991年和1992年對美國新聞記者的抽樣調查表明，新聞記者的宗教傾向與美國人的平均宗教傾向基本相似。例如1992年的調查結果是：新教信仰者為544%,天主教徒為299%，猶太教信徒為54%，無宗教信仰者為5.5%。
記者上述的價值、政治和宗教傾向是否會反映到他們所製作的媒介內容中去呢？舒梅克和李斯的結論是：當個人在媒介組織中的權力較大或所受約束較弱時，個人的價值觀、政治和宗教傾向有更多的機會影響媒介內容，當權力較小或所受約束較強時，媒介組織的常規和約束會抵消個人的影響。
在第1章，我們曾講到，媒介現實源於客觀現實但不等於客觀現實。李普曼對美國報紙三年內關於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的報道的研究，以及昂特曼對《時代周刊》、《新聞周刊》、《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和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有關大韓航空公司和伊朗航空公司客機被擊落的新聞報道的研究，清晰地表明價值觀和政治立場的不同將對記者、編輯的把關心理產生微妙的影響，從而在具體的把關行為上產生巨大的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