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鴻章的為官生涯中有許多次被李蓮英束縛了手腳，他的政策被李蓮英及其爪牙的陰謀所破壞，其中最著名的事件莫過於中日戰爭之前為海軍提供經費以及之後的與俄國簽訂秘密條約。甚至在光緒皇帝成年後的1899年至1898年，慈禧表麵隱退於頤和園，李蓮英那隻無形的手還在通過她繼續操控高級官員的任命與罷免，並坐享由此帶來的好處。
宮中這些“滑頭無賴”施加的影響，就如京城各部和督察院裏思想僵化的官員們施加的影響一樣，他們反對那些自由思想和改革手段的介入，而這些在李鴻章眼裏，恰是拯救國家所必不可少的東西。
1901年，在義和團運動帶來的劇烈動亂中，羅伯特·赫德先生（他是一位十分關心中國事務的樂觀派人士）把中國統治階級一成不變的態度歸因於自大--“遺傳下來的自大，這種自大完全處在巨大和盲目樂觀的愚昧環境裏。”在無法抗拒的一些事件之後，這種傲慢自大的漠視態度有所改變；但當李鴻章試圖通過坦率的說理來加以改變時，它仍舊絲毫不動，依然堅守著“民族的自鳴得意，智慧的自鳴得意，文明的自鳴得意，至高無上權力的自鳴得意”。這種天生而來的自鳴得意感對顯而易見的事實卻頑固不化地一味拒絕麵對，對此我們可以悲歎，但我們不得不欽佩這個民族不屈不撓的精神氣，正是這種精神讓這個民族緊緊握住自己的信仰，堅信道德力量最終會戰勝物質力量，正義戰勝強權，正是這種信念讓他們維護絕妙的閉關政策，繼續把外麵的世界看得漆黑一團。
無論在道德還是智力方麵，李鴻章早期的中國在本質上還是一個古代社會--一個有凝聚力的社會結構，憑借時好時壞的運氣，抵住了無數次的叛亂和入侵，其燦爛文明和祖先崇拜與宗教教育的固有傳統被完好無損地保存了下來。我們也許會為歐洲文明的科學藝術、許多發明和機械成果感到驕傲，但中國確實有一些東西引起我們自發的尊敬甚至是嫉妒般的敬仰，比如中國人對務實和實用主義的優先考慮，中國人冥思的哲學觀點和甚至處於貧困之中也能保持樂天的勁頭。
歐洲在從奴隸製邁進到希臘、羅馬文明之前，這種以家長製為其基石得出的道德哲學，已經十分有效地使三分之一的人類融進了根深蒂固的單一性質的民族中。部分是地理位置的原因，部分是這個國家已被實踐證明的自我滿足，中國在後來漫長的世紀裏對“無法無天的次要族類”不聞不問，繼續做她的美夢，沉靜於她的冥想，更多地關心自己的終極目標而非眼前的結果，甚至在後來的年月裏，一點都不為西方蠻夷取得的驚天動地般的進步所打動。
中國古老信仰的力量永遠比新的信條和科學發明到來時的力量強大。在中國閉關自守的漫長的歲月裏，有時從西方傳來令其不安的聲音。印度對中國遙遠邊疆的入侵，以及印度塞西亞在中亞的征服--“光榮屬於希臘”的虛弱回聲--都已經傳入了中國，並記錄在瞭望塔和佛寺之中，後者建立在沿著西方貿易路線最遠的邊境上。
整個中世紀的歐洲，那些波斯、阿拉伯和印度的冒險商人將香料、乳香、象牙與寶石帶到了中國的南方海岸，與這些貨物一起帶來的還有許多奇談，講述著洋夷的生活方式、風俗習慣以及中國邊境以外大片無人占領的水域。天主教方濟會的牧師們，以及來自地中海東部與愛琴海沿岸國家和島嶼的商人們，不畏艱險穿過印度洋來到中國南部，中國的統治者們從他們那裏獲得了有關13、14世紀天主教歐洲的信息，但這些信息隻是打聽來的，並不完整。然而，由於自鳴得意而缺少對外部世界和事件的好奇心，儒士們仍不為所動。
馬可·波羅及其親戚在忽必烈汗的宮廷裏擁有的聲望和影響力，在清王朝的記載中很少或沒有留下什麼痕跡，很快也被世人遺忘了，正如同與他有關的13世紀遙遠的中國記述已被西方世界忘得精光一樣，他們的記憶直到兩百年後才被葡萄牙的航海家們重新喚醒，如今，北京反過來輕蔑地把他們當成從荒蠻之島上跑來的乞討商人，隻是出於寬容之心才允許其在廣州經商，而且隻給他們很差的條件。
隨著第一批自由貿易的英國商人來到中國，並且在東印度公司的壟斷於1834年被廢除之後，一些更有卓見的官員開始產生了一種危險迫近的不詳預感，也有些察覺到這些海外商人背後的軍事力量。在律勞卑勳爵作為國王（而非公司）的代表，被派駐在廣州之前的三百多年裏，中國與歐洲的交往沒有使中國的統治者廢除那個古老而可敬的信仰--他們國家是宇宙的中心，固定不變。直到大不列顛對他們發起第一次戰爭（1839-1842）之前，中國的政府和百姓一樣，十分相信龍座上的皇帝用來對付外來蠻夷的智慧和謀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