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自珍（1792～1841年）。原名鞏祚，號定庵，中國浙江仁和（今屬杭州）人。道光進士。官禮部主事。為漢學家段玉裁外孫。自幼受漢學訓練，但無誌於漢學考據，而“究心經世之務”。後從常州今文經學家劉逢祿學《公羊春秋》，探索經書的“微言大義”。主張“展布有次第，取舍有異同，則不必泥乎經史”（《對策》）。自謂好“天地東西南北之學”，以“後史氏”自命。與魏源同為當時提倡“通經致用”的代表人物，世稱“龔魏”。
政治上，龔自珍支持林則徐禁煙。主張修飭海防，加強戰備；移民西北，鞏固邊陲。認為當時封建社會已進入“將萎之華，慘於槁木”的“衰世”（《乙丙之際箸議第九》），抨擊官場吏治的種種弊端，稱“一祖之法無不敝”，強調“更法”，提出按宗授田，要求“不拘一格降人才”。哲學上，反對天人感應和五行災異之說。
龔自珍認為，社會生活起源於“農宗”——農業宗法組織。“天穀沒，地穀茁，始貴智貴力”。自然生長的穀物吃光了，人類不能靠天吃飯了，就要開辟地土來進行生產。生產自然要以宗族為單位來進行。宗族自然又要分為大宗（嫡長子宗）、小宗（次子宗）、群宗（庶子宗）、閑民（不屬於本族的人）。在龔自珍的“農宗”說裏，自然包含著地主與佃農。不過，龔自珍認為，佃民是“有力者”，“佃非仰食吾宗也，以為天下出穀”。天下之人的生活實際上都靠佃農，帝皇、鋪相大臣，在“農宗”之上，但原都隻是“農”。他們區別於“農”
的，就是“土廣而穀眾”。“然而有天下之主，受是宗之福矣！”
天子、公侯都受之“農宗”。
從天子到農宗的社會組織，有一套“力能製其下”的方法，“名之曰禮、曰樂、曰刑法。”所以，禮、樂、刑法這一套統治方法是由下而上產生出來的。儒者失其情，不究其本，乃曰天下之大分自上而下。吾則曰：“先有下，而派有上。下上以推之，而率神其說於天。”禮、樂、刑法都是從下產生的，推到最上，才神乎其神地說成“天命”。正因為如此，天子、侯王、禮、樂、刑法這一套出現了，農宗中人才自然接受下來，無所疑懼。
龔自珍以詩人的敏感意識到當時的社會已是枯木將凋的“衰世”，法製已敝，須作改革以挽危世。
依靠什麼力量改革？龔自珍提出了“自我”的概念。他反對傳統的天命觀，認為曆史是由人創造的。他還針對儒家的傳統說法明確地提出：“天地人所造，眾人自造，非聖人所造”
的觀點，而且認為“聖人也者與眾人對立”，強調“眾人”在創造曆史中的作用。
關於“眾人”和“自我”的關係，龔自珍說：“眾人之宰，非道非極，自名曰我。我光造日月，我力造山川，我變造毛羽肖翹，我理造文字言語，我氣造天地、我天地又造人，我分別造倫紀。”認為曆史的第一個原理不是道，不是太極，而是“我”。我光造日月，我力造山川等等，並不是說日月、山川、萬物、倫紀都是我創造的，而是說日月、山種、萬物、倫紀之“名”是眾人所造。“萬物不自名，名之而如其名。”“乃造名字，名字之始，名其人之聲，聲為天而天名立，聲為地而地名立，聲為人而人名立。”不過，在造日月、山川之“名”的“眾人”中，每個人都有一個“我”。我們不能把龔自珍的“我光造日月”簡單地說成是主觀唯心論，但他確實誇大了主觀精神（“心力”）的作用，引導到唯心論。他說：“人心者，世俗之本也，世俗者，王運之本也。人心壞，則世俗壞。世俗壞，則王運中易。王者欲自計，蓋為人心世俗計矣。”把改造“人心”看作是改造社會的根本，以為變法改製的關鍵在於提倡一種精神力量。
龔自珍是我國清末一位大詩人，學者，思想家。針對當時清王朝危亡的時局，大膽提倡改革，為後來者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