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曆山大·赫爾岑於1812年4月6日出生在莫斯科一個顯赫的大貴族家庭。他是俄國19世紀解放運動中突出的作家、革命家、思想家。他的一生對於俄國革命起了偉大的推動作用。其父伊·阿·雅科甫列夫是沙皇禁衛軍的上尉。其母是一個外籍女傭。兩人由於相愛而走到一起，但是由於身份相差懸殊，父母一直沒有舉行正式儀式。但是兩人相親相愛共同愛護這個寶貝兒子，這是他們愛情的見證。“赫爾岑”原是德文中“心”字的音譯字。
小赫爾岑在如此優越的環境中生活，但由於缺少玩伴和父母由於太愛他對他管教又不嚴，所以，他就經常跑到農奴家中，跟下等人家的孩子一起嬉戲。他從小就感受到下層勞動人民生活的淒苦與不幸，經常從廚房中偷一些東西給朋友們吃。小赫爾岑很小就懂事了。
後來，赫爾岑漸漸長大了，父親不能再讓他這樣玩下去了。於是，給赫爾岑請來兩位家庭教師，開始讓赫爾岑學習。這兩位教師對赫爾岑的一生影響非常大。一位是叫布梭的法國人，他曾經參加了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他經常向赫爾岑講述法國人民為了民主、自由而奮勇鬥爭的事跡。另一位是叫普羅托波波夫的俄國大學生。他經常給赫爾岑講述革命性的，充滿激情的詩歌。此外，赫爾岑的玩伴中，有幾個他的親戚朋友，也非常喜歡現代的科學與民主思想。在他們共同的成長中，小赫爾岑開始向往著革命。
當時的俄國依然是沙皇統治下的封建農奴專製製度的國家。由於統治階級的殘酷剝削，廣大人民不堪這種牛馬不如的生活，紛紛揭竿而起。1825年，十二月黨人在首都彼得堡的參政院廣場舉行了公開的武裝起義，但很快被鎮壓下去。1826年7月13日，十二月黨人的5個重要領導者被絞死，其他大批的起義者被流亡到遙遠的西伯利亞。但是，這場戰爭拉開了俄國解放鬥爭的帷幕。赫爾岑當時隻有13歲，這一聲“為自由而鬥爭”的驚雷在赫爾岑幼小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829年，赫爾岑考入莫斯科大學哲學係數理科學習。在大學裏，赫爾岑與社會上的革命組織有了更多的接觸。他自稱為“十二月黨人的兒子”，並自己組織了一個政治小組，舉行秘密的會議，熱烈地討論世界各國的政治活動，揭露俄國與世界各國統治階級的種種罪惡行為。漸漸地，赫爾岑成為小組中的領袖人物。
赫爾岑在學校中學習很刻苦。由於對俄國社會很多現象、製度產生懷疑，赫爾岑把自己埋入書的海洋中去尋找理論依據。他刻苦地研究社會學、自然科學、政治經濟學，從而用完整的理論武裝了自己的頭腦，開始對人類社會進行思索。
1833年7月，赫爾岑以優異的成績畢業。他的畢業論文《哥白尼太陽學說的分析》，獲得了碩士學位與銀質獎章。
畢業之後，赫爾岑依然參加政治小組秘密的集會，探討各種新的社會思想。但是，由於被人告密，1834年7月，赫爾岑被捕入獄，同時被捕的還有小組中的奧加遼夫。由於這時沙皇反動統治已如驚弓之鳥，一有風吹草動，馬上驚恐不安。因此，赫爾岑在沒有一項確切罪名的情況下被流放到比爾姆省，後來又被送到維亞特加省。由此，赫爾岑對沙皇統治更為痛恨，經常憤憤不平，發誓要推翻它。1841年，沙皇特務截獲了赫爾岑給他父親的一封信，信中，赫爾岑痛斥沙皇統治下的罪惡與黑暗，因此又被流放到諾夫哥羅德。
1842年，赫爾岑回到莫斯科。經曆了苦難的流放生活，赫爾岑更為成熟了。他接連不斷地在進步雜誌《現代人》與《祖國紀事》上發表政論、文學作品與哲學論文，抨擊農奴製的罪惡，號召人們起來投入到“為自由而鬥爭”的戰鬥中去。這一時期，赫爾岑還發表了小說《誰之罪》與《偷東西的喜鵲》等小說。
早在1841年，赫爾岑就開始創作長篇小說《誰之罪》。小說分為上下兩部。上部以平民知識分子克魯采弗爾斯基為主人公。他應聘擔任地主涅格洛夫家的家庭教師，指導地主的兒子萊沙的功課。因為他瀟灑的儀表、富有磁性的聲音，充滿青春的智慧與熱情的眼神，地主涅格洛夫年輕漂亮的妻子對他產生好感，經常主動關心克魯采弗爾斯基的生活。但是克魯采弗爾斯基不愛她，而是愛上地主涅格洛夫的女兒柳邦卡。柳邦卡也被他的豐富的知識與先進的思想所吸引，兩人相愛了，這引起涅格洛夫妻子的嫉妒。她總找一些小事給克魯采弗爾斯基製造麻煩。涅格洛夫一直把克魯采弗爾斯基看作情敵，巴不得他有個喜歡的女子，於是很快答應了他與自己女兒柳邦卡的婚事，並且在城裏替克魯采弗爾斯基找到一個中學教員的職業。下部以貴族青年別爾托夫為主人公。別爾托夫是一個熱情的具有革命精神的貴族青年，他與克魯采弗爾斯基一家認識，並且愛上了柳邦卡，他認為柳邦卡身上有一種非凡的力量。她第一次讓他認識到什麼是愛情的力量，什麼是一種幸福。柳邦卡雖然是真心愛著克魯采弗爾斯基，但現在由於貴族青年別爾托夫的出現，她發現了別爾托夫身上具有一些克魯采弗爾斯基身上所消失的東西，而這些東西能讓她產生新的思想和感情，為她的心展開一個新的世界。她忍受著精神的折磨。而克魯采弗爾斯基由於深愛著柳邦卡，把其他的一切都荒廢了。出現了這種情況，他也十分抑鬱，每天借酒消愁。別爾托夫愛上了不該愛的人，破壞了別人的幸福，也非常地苦悶，不得不出國去逃避這種矛盾。小說最後以一種悲劇性的憂傷情緒結束。小說提出了一個問題“誰之罪”？把矛頭指向了罪惡的社會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