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往事如歌 第1章改革之春的拚搏
1978年是改革開放的第一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於12月18日召開，這一年的12月23日，我被任命為長沙微型電機廠的廠長，時年31歲。回顧往事，心潮澎湃。在這改革的前夜，大有“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此時照我還”之感慨。
一
長沙微電機的前身，原是一個區辦集體企業，生產木製包裝，車間極其分散，200多人，大多數是一些婆婆姥姥，素質不高，成份複雜，全是由原街道辦安排過來的。在市區內生產木箱，鋸木的嗡嗡聲，釘木箱的敲擊聲擾得四鄰不安，成堆的原木擺放在外麵又影響市容。城管經常上門找“麻煩”。因此，必須尋求新的產品才有出路。1972年，廠領導安排我帶領幾個維修人員南下廣州，東赴上海取得了微電機圖紙。圖紙拿回來後，立即成立了新產品試製小組，我任組長。我們利用土法上馬和外協加工的形式，經過一年的反複試製，終於試製成功第一台微電機。後來又增添了一些設備，調整了人員，開始了小批量生產，為數不多的幾個年輕人生產微電機，但大多數婆婆姥姥仍釘木箱。一套人馬，兩塊招牌，在計劃經濟的年代，微電機不愁銷路，且利潤可觀，就是供不應求，每年難以完成生產計劃。但全部轉向生產微電機的任務，卻遙遙無期。
二
1978年底，我擔任廠長後，乘著改革的春風，開始了大刀闊斧的改革。為給自己增加壓力，也為有令必行，我在全廠大會上立下了軍令狀，即：“頭一年全部轉向生產微電機，徹底甩掉老產品，並興建一棟四層樓的新廠房。後三年微電機的產量要超常規發展，如沒有完成目標任務，主動辭職。”豪言發出，聽者歡呼。但所麵臨的困難的確很大，一是缺資金，二是缺人才。當時我認為這些都不是主要問題，關鍵是人們的思想要解放。如果還糾纏在階級鬥爭、路線鬥爭中，什麼事情都上綱上線就會一事無成。當年的我年輕氣盛，仗著根正苗紅，具有一股不信邪的闖勁，且改革開放的春風正在吹拂大地，農村改革走頭，城市改革隨後。我大膽地幹了起來。但在“摸著石頭過河”的年代，我遇到不少阻力，當時神州正在解凍，我又怕什麼呢？
三
全部轉向生產微電機，但大多數婆婆姥姥怎麼辦？我采取年齡大的全部退休，沒有達到退休年齡的就安排技術含量低的工種或普工。剩餘人員就這樣消化了。同時向上級申請招工指標，親自過目招收一批有文化的青年人，不論成份，不講出身，效仿前秦的商鞅，唯才是舉。事實證明最先招來的年輕人，後來都成為了技術、管理骨幹，有的還當上了廠領導。對於技術、管理方麵的人才，我采取“內找”和“外挖”兩種形式。“內找”就是在廠內不拘一格選人才。譬如：鋸木車間有一個普工叫董星泉，原是市煤炭公司的基建科長，由於解放前當個憲兵，雖屬文職人員，但還是被原單位作為曆史反革命清除出隊伍，後由街道辦安排在我廠當工人，此人善交際，有文化，字也寫得非常漂亮，還能哼幾句有板有眼的京劇，我就大膽啟用，派他負責專跑基建手續。還有一個搬運工叫符朗清，原是某中學語文教師，1957年被劃為右派，能說會道，為人正直，我就破格提拔他擔任供銷科長。提拔他時中央關於右派分子的摘帽文件還沒有下來，但落實政策的訊息已傳遍大地。事實證明，壓抑後的爆發力是巨大的，後來董出色地完成了基建任務，在計劃經濟轉軌時期，符又為廠裏，“找米下鍋”攬回了大批合同，如今他們已經作古，但留下的功績卻難以忘懷。“外挖”就是利用他山之石攻玉，將他廠的技工挖到我廠來，又叫挖“牆腳”，後來在大廠還挖來一位電機專業的正牌工程師。隨後又有應屆畢業生陸續要求到我廠工作，在此情況下，我進行了人事調整，各車間主任和班組長全部由有一技之長的年輕人擔任。人才僅僅是軟件，上新台階還必須解決廠房、設備的硬件問題。
四
硬件之一，是要興建一棟四層樓的新廠房，資金從何而來？我采取借雞下蛋的辦法。在通泰街河邊有一棟上級剛剛劃撥給我廠的舊翻砂車間，可以拆除重建。我知道該房產權屬市房產公司，我廠隻有使用權。於是打報告要求按危房緊急拆除，並請求按我廠的工藝流程撥款重建，仍由我廠負責租賃。可見要辦成此事的難度有多大。這些繁雜的基建手續和外交工作，我一並交給董去辦。工夫不負有心人，到1980年春，基建任務終於勝利完成。一棟框架式的四層生產大樓聳立在河邊，當時與沿江低矮棚戶房相比，如鶴立雞群，顯得多麼高大、雄偉。而我廠卻沒有投入一分錢。與此同時，又將與之毗鄰的鋸木車間拆除重建，變成了二層樓的新辦公大樓，其資金來源是用另一車間被撤遷的補償款來支付。此時微電機集中生產的目標已經達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