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拍《大獨裁者》之前，我已經意識到和寶蓮的離異是無法避免的了，對此我們二人心知肚明。所以，在影片拍完後，寶蓮借著回加州為派拉蒙拍電影的機會，獨自回到比弗利山，而我不得不獨守紐約的寓所。一兩天後，我的管家弗蘭克打來電話，說寶蓮並沒有在比弗利山的家裏住下，而是收拾了她自己的東西就走了。等我回到洛杉磯，寶蓮已經去了墨西哥，準備和我辦理離婚手續。這次離婚，使我們這對做了八年的夫妻天各一方，我內心感到淒涼而無奈。
《大獨裁者》毫無疑問已經成為美國人最喜愛的一部電影，但是，它同時也給我帶來了一些負麵的影響。我剛回到比弗利山時，報界的反應十分強烈，他們認為我擅自離開好萊塢去紐約舉行影片的公映是不負責任的行為，而且不通知報界，也是故意遠離民眾。其實，我當時擔心的是那些對《大獨裁者》不懷好意的人會不等這部影片在紐約上映，就把它毀在繈褓中。我為這部影片投資了二百萬美元，不能有任何閃失。在當時的美國，反納粹的影片也有強大的敵人，這是讓人無法理解的。無論我怎樣解釋，報界仍固守著一種敵對的態度，並開始散布流言飛語，比如編造故事，說我如何如何吝嗇；還有些流言，是關於寶蓮和我離婚的事情。在他們肆意中傷的同時，我的《大獨裁者》在英、美兩國接連多次打破了賣座記錄。
《大獨裁者》上演時，歐洲的戰事越演越烈，美國雖然沒有正式出兵，但是通過各種途徑向盟國和蘇聯提供物資，羅斯福和希特勒的冷戰態勢已經很明顯，納粹分子正在陸續打入美國各類機關組織。
1941年12月，廣播中傳來了一個震驚世界的消息：日本偷襲珍珠港！
羅斯福總統立即對日宣戰，很快，許多美國軍隊前往海外。與此同時，俄國人一麵在莫斯科郊外阻擋著希特勒的大軍，一麵呼籲英美聯軍盡快開辟第二戰場。羅斯福總統本人是擁護這一主張的，但是一些納粹的同情者妄圖離間美國和俄國盟友的關係，他們叫囂：“讓他們（德國和俄國）兩敗俱傷，然後咱們（美國）來坐收漁人之利！”試圖打亂美國國會和政府開辟第二戰場的決心。廣播中，每天都報有俄國人的戰況，傷亡數目驚人，幸運的是，納粹的戰車仍舊滯留在莫斯科的郊外。
就在這個時候，我惹了一個大麻煩。一天，我突然接到駐舊金山的俄國難民救濟委員會主席的電話，他說美國駐俄大使約瑟·E.戴維斯先生患了急性喉炎，問我是否可以去代替大使先生做一次發言。雖然絲毫沒有精神準備，但我還是毫不猶豫地答應了，大會在第二天舉行，我連夜趕往舊金山，並於第二天上午八點抵達。
寬大的會議廳座無虛席，主席台就坐的是幾位美國海軍將軍，還有舊金山市長羅西。排在我前麵的幾篇演講，措辭都很謹慎，態度模棱兩可。市長羅西說：“我們必須承認，俄國人是我們的同盟。”但絲毫不提俄國人的英勇抵抗，也不稱讚他們的浴血奮戰，要知道，當時的俄國人以極大的犧牲精神，苦苦抵擋著近兩百個殺氣騰騰的納粹師。前幾個演講者的小心謹慎，讓我覺得，我們對自己的同盟者並不真誠，也不全力以赴。這無疑是讓我無法容忍的。
會議開始前，委員會主席特意關照我，要我盡可能多講，最好能湊足一小時。我頓時呆住了，我本以為最多談上四分鍾就行了。等我聽了那些政客們軟弱無力的發言後，我不禁怒火中燒。我拿起筵席座位名片，在後麵寫了四條演講提綱。在緊張的心情中，我聽到大會主持人念起了我的名字。
我打了一條黑領帶，穿著一件黑色的禮服，緩步上台。台下響起了一片掌聲，這給了我信心，也讓我稍加鎮定。等掌聲停下來，我說了一句：“同誌們！”引來一片哄堂大笑。笑聲過後，我斬釘截鐵地說到：“我想我沒把詞兒說錯，我就是要說‘同誌們’。”又是一陣大笑，接著又是一片掌聲。我嚴肅地說：“今天晚上這裏有許多俄國朋友，此時此刻，你們的同胞正在前仆後繼，浴血奮戰，所以，稱你們為同誌是我的榮幸，也是你們應得的權利。”又是一片掌聲，很多參會者都站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