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賣樓花就是一個拓展地產的捷徑。賣樓花是由霍英東於1954年首創的銷售高招。霍英東一反地產商整幢售房或據以出租的做法，在樓宇還未動工興建之前，就將其分層分單元預售，待得到預付款後，再動工興建。也就是說，賣家用買家的錢建樓，用這種方法，地產商還可以把地皮和未來的物業拿到銀行按揭(抵押貸款)，這一招真可謂一石二鳥。
不可否認，賣樓花能加速樓宇銷售，加快資金回收，彌補地產商資金不足。
繼霍英東後，許多地產商紛紛效尤。隨著銀行按揭製的進一步完善，售樓花的做法一時蔚然成風。
在這種方式中，用戶隻要付得起樓價10％或20％的首期款，就可以拿所買的樓宇向銀行按揭。銀行接受該樓宇作抵押，再將樓價餘下的未付部分付給地產商，然後，按月收取買樓宇者在未來若幹年內應向銀行交付貸款的本息。
無疑，這其中銀行承擔了主要風險。
麵對地產界的這一主流風潮，李嘉誠作為一個新進者，並沒有盲目跟風。
他認為，地產的利益與銀行休戚相關地產業的盛衰又直接波及銀行。真可謂唇亡齒寒，一損俱損，所以過多地依賴銀行，並不一定就是好事。
依據高利潤與高風險同在的簡單道理，李嘉誠製訂了自己初入地產的進攻戰略，即：資金再緊，寧可少建或不建，也不賣樓花加速建房進度。盡量不向銀行抵押貸款，也不會同銀行向用戶提供按揭，不牟暴利，物業隻租不售。
興建收租物業，盡管資金回籠緩慢，但他看好地價樓價及租金飆升的總趨勢。
李嘉誠認為，收租物業，雖不可能像發展物業(建樓賣樓)那樣牟取暴利，卻有穩定的租金收入，而且物業將逐漸增值，時間愈往後移，其效益就愈能顯現出來。隻要物業在，就是永久的聚寶盆。
事實證明，李嘉誠的這一決策非常明智。據港府公布的統計數據，1959年港府拍賣市區土地平均價為：工業用地每平方米104．85港元；商廈、寫字樓、娛樂場等非工業用地1668．44港元：住宅用地每平方米164．75港元。而到1980年，這三類拍賣地價分別狂升為每平方米29549．03港元、124379．06港元、13728．30港元。升幅分別為280．8倍、73．5倍、82．2倍。地升樓貴，李嘉誠後來真可謂是“坐享其利”。他擁有大批物業樓宇，儲備了大量土地，逐漸成為香港數一數二的地主。當然這已是後話。
李嘉誠初入地產業，為避開風險，製定了謹慎穩鍵的發展方針。當時許多地產界人士，都認為他的作風過於保守。
1961年6月，潮籍銀行家廖寶珊的廖創興銀行發生擠提風潮，證實了李嘉誠穩健策略的正確性。
廖寶珊是當時的“西環地產之王”，他在西環大量購買地皮興建樓宇，並在中環德輔道西興建廖創興銀行大廈。為了高速發展地產，他幾乎將全部的存戶存款掏盡，終於引發了存戶擠提風潮。
這次擠提風潮，令廖寶珊在情急之中突發腦溢血而身亡。
廖寶珊是青年李嘉誠深為敬重的潮商中的成功人士，這次變故，使李嘉誠更進一步意識到了地產業與銀行業的風險。然而，許多地產業和銀行界人士仍未對此產生足夠的重視。
1962年，香港政府修改建築條例，決定於1966年實施。許多地皮擁有者，為避免新條例實施後吃虧，紛紛趕在1966年之前建房，從而引發了一股建房狂潮。
在這股熱潮中，銀行不僅提供按揭，積極資助地產商，而且自己也投身其中，直接投資建房，這就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一時間炒風空前熾熱，大量職業炒家應運而生。在這股風起雲湧的炒風中，李嘉誠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他深深地知道，投機地產與投機股市一樣，“一夜暴富”的背後，往往是“一朝破產”。
他絲毫不為短期暴利所動，仍一如既往地在港島新界的新老工業區尋購地皮，營建廠房。他盡可能少依賴銀行貸款，完全是靠自有資金建造了幾幢工業大廈。
長江公司下屬的塑膠部經營狀況依然良好，盈利也很可觀，地產部已由最初的純投資轉入了投資收益期。隨著新廠房的不斷竣工出租，租金源源不斷地湧來。李嘉減的事業發展勢頭良好。
但是，那些從事房地產投機者，就沒有這麼幸運了。
1965年1月，本埠小銀行——明德銀一號，因參與房地產投機，流動資金傾盡，喪失償債能力發生擠提，而宣告破產。
這一破產事件進一步加劇了大部分存戶的恐慌心理，使全港擠提風潮由此爆發，其勢頭發展極為迅猛，廣東信托商業銀行轟然倒閉，連實力雄厚的恒生銀行也陷於危機之中，隻好被迫出賣股權給彙豐銀行才免遭破產。
形勢危急，為穩定香港經濟，港府采取緊急措施，才勉強遏製住擠提風潮，但銀行危機並沒有馬上消失，一直持續了一年有餘，不少銀行雖未倒閉，卻隻能“苟延殘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