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傳主曾藏有一鈕“寫不成書”印章，是雞血石的。起先並沒太留意，直到二〇〇八年，我們決定毀掉已寫了二十多萬字的第二稿後，這鈕印章和印文竟鬼使神差地跳到我們眼前，於是我們天天看著這鈕印文責問自己：是真“寫不成書”，還是傳主對我們有所暗示？
經過數月的苦思和反省，終於悟出前兩稿所寫不滿意的原因。除了一開始的思路有偏差外，還和對寫作材料的理解不夠深以及對史料之外的情況掌握不足有關。盡管從二〇〇五年四月起，到這年年底，我們與何澄在世的子女走訪了數遍，並從他們那裏獲得了幸存下來的幾百封老書信、幾百件書劄和幾百張老照片，但由於沒有尋到正確使用這批史料的方法，所以不能認識，不能定評，更不能較為準確地還原傳主的曆史活動場景。這是“寫不成書”自省出來的第一點。
第二，單憑已是奇跡的、幸存下來的這批傳主史料，也絕寫不成書。因為這批史料是沒有一點可以懷疑的，但是互不聯貫我們不能對這些史料進行哪怕是局部的一點“翻修”，更不能對其進行“拆遷改造”！但如果找不到相對應的曆史背景材料，據實翻拍出來的傳主不是覺得空洞無物，幹巴巴的沒有血肉，就是感到怎麼也不像一個真實的傳主。
於是，我們試著重頭做起。開始動員一切人脈資源尋找傳主本身之外的一切史料，哪怕是曆史的一個片斷，一句話，一個段落，隻要是真實的存在，都廣加搜羅。這種工作一直進行到二〇一〇年方告基本結束。當我們試著把這些搜羅回來的、經過反複分析比較的史料和傳主本身的遺存文墨拚接了一下之後，我們異常興奮，像是真的找到了傳主當年收下、或刻下這鈕印章的出處——傳主在每個曆史階段的麵目都漸漸清晰起來。此時，我們才猛然醒悟——原來“寫不成書”的症結出在這裏！
在斷斷續續寫作開始後，又遇到一個結構性的問題：第一手的史料和傳主上下及同時代人的材料太多了。一本書裏，這個也想寫，那個也想寫，東拉西扯，什麼也寫不深，寫不透，還是“寫不成書”。直到二〇一〇年夏季的一天，和韓石山先生小酌之後，請他前來家裏聊天。我們與他說起這種苦惱，韓先生馬上說：“嘿嘿，這還不好辦！祖宗是祖宗，老子是老子，兒子是兒子，分開來寫，不是很好嘛。”人常說，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我們怎麼笨到這份上呢！為何就不會往這方麵想呢。於是決定把原來的一本書，分成《科舉世族：靈石兩渡何家》《何澄》《何澤慶紀念文集》即按“祖宗”、“老子”和“兒子”三輩分別來寫。
結構問題解決後，我們商定了一個說起來易，做起來實難的五條寫作原則：
一、盡量使用傳主本人的第一手資料，絕不使用自己未加分析研究過的轉引資料。
二、盡量找到傳主生前所寫詩文及相關報道的原發報刊，絕不使用從網上扒下來的任何章句。
三、盡量做到對傳主的曆史複原，真實可信，絕不憑片言隻字，就對傳主的某個曆史片段妄下結論。
四、盡量客觀敘事，對傳主的所作所為，不妄作評價，避免出現“我”、“作者”、“筆者”、“我們認為”等字眼。
五、盡量使用傳主本人舊藏或其子女、親屬提供的信劄、曆史照片等文獻，絕不使用未經授權的或來路不明的任何信劄、照片等文獻。
現在這本書形成這個樣子，自問還是堅持了上述幾條原則的。
特別要說明的是，之所以在萬難之後，較為完整地寫出了這本書，全依仗我們身後有一個強大的寫作團隊的支持，沒有他們，絕不會有這本尚算及格的書。
傳主子女：
何怡貞。是我們最先拜訪的。她對我們寫作的關切，大到所有保存下來的第一手資料的複製，小到我們到她弟弟妹妹那裏可能因每個人的性格不同，而遇到窘迫的事該如何麵對，都替我們想得周周到到。至今想起，仍然感到渾身充滿著暖意。我們在何怡貞家裏采訪了五天。有一天突然下雨，因找雨傘耽誤了點時間，進了家門，何怡貞坐在輪椅上已在門口等我們：“你們遲到了五分鍾。”這句話，我們銘記永遠。最後一天，何怡貞在家設宴請我們吃飯。不斷地用公用匙子往我們盤裏放她見我們愛吃的。一位九十五歲的老人，對生活如此樂觀，對晚輩如此關愛，這是我們平生第一次遇到。
何澤慧。何澤慧不接受訪談。從不談自己是如何如何出了名的。但我們第一次（二〇〇五年八月二十七日）到中關村中科院那幢著名的小灰樓，她是請了假（此時，何先生仍然上班）專等我們的。進門第一句話就是：“我有什麼好寫的！”因為有了何怡貞的事先提醒，我們馬上應對：“您那麼大的名氣，也不需要我們來寫。我們是想寫您父親。”何澤慧聽後臉色和語氣馬上變了過來：“噢，寫我父親……我父親對我好。我父親為國家做了不少事。閻錫山、徐永昌特別佩服他。不管現在怎麼評論閻錫山，但有兩點，我是說他好的。一，他不崇洋媚外。二，他肯資助女生留學。我從清華畢業後，軍工署因我是女生，不要我。但閻錫山當時有個留學政策：每年資助三位女生出國留學。但有兩個條件，私立大學的學生不資助，教會大學的學生不資助。我剛好是國立大學的，所以他肯資助我出國。我說閻錫山不崇洋媚外，就是從這點來的。”我們的訪談漸入佳境，從進門右手的飯廳和飯桌邊移到對麵的會客廳，即溫家寶總理每年都要看望她時那個堆滿舊物的客廳。當我們發現裏麵有幾件舊家具時，就問：“這家具您用了多少年了？”她說：“那年代可長了。還是我父親當年在王大人胡同時家裏用的。後來那房子賣掉，東西都放在親戚家。等我從法國回來，就把有些實用的搬回來用。”何澤慧見我們用相機拍這幾件舊家具，她好奇地問：“這破家具還有用啊？”我們說：“是啊，您父親是以文物收藏家聞名南北的，我們現在還沒有一件他的舊藏，從您這裏看到了，要拍一拍。”她聽我們這麼一說，來了興趣：“來來來，我裏頭屋還有幾件我父親的舊物。”這樣，我們便看到了她在清華大學物理係讀書時，數次提到沒時間彈琴的那架鋼琴，還有擺放在錢三強書房裏使用的一個非常闊大的紫檀桌案。當我們試圖拍下這張書案時，卻發覺上麵全是錢三強的遺物，甚至連他突然逝世前所記事的日曆都停在那一天那一頁。我們感到無從下手，於是掀開台布，想從底下照個側麵就是了。但何澤慧卻提議：“咱們把東西搬下來，這樣拍出來才好看。”我們幾乎驚呆了，等緩過神了才覺得這樣不妥，一是何澤慧已是九十三歲高齡，如何能搬得動？二是這書案呈錢三強臨終前的原貌，搬動了再放上去，會破壞真實性。我們趕緊說，就這樣拍拍側麵就挺好的。何澤慧說：“這樣行嗎？”我們說：“足可以。”她就幫我們掀起桌布，直到我們說“拍好了”才鬆手。此後，我們又多次前往，每一次出來，她都會站在二樓北麵的窗戶前，看著我們離去。當我們漸遠後，回頭再望時，她還在窗前看著我們。這個身影，我們終生難忘。
何澤湧。他在山西醫科大學工作，現退休在家。因為地利關係，我們相識在九十年代後期。開始著手寫作這本書後，有一段時間，我們每晚八點準時前往，有時一直要談到十二點。談到盡興，往往忘了時間——告別時，已是淩晨時分。他年輕時也是一個文學青年，少時就有習作在多家報刊上發表。晚年更遵太史公筆法，沒有的事、渲染的事、空頭講章的話，他是極反對的。故不輕易動筆。我們從他身上，學到了無論做什麼事都要不苟的精神。
何澤瑛。我們沒有想到經曆了多少文化劫難，她還視父親的那些“破紙頭子”如自己的生命，守護著不舍！我們在她那裏待了一個星期，邊談邊把全部老書信、書劄及雜物都拍了下來。之後，又約定到北京，一同到何澄墓地掃墓、看望骨折住院的何澤慧。我們親見何澤瑛每天親自在她小阿姊家做好小阿姊愛吃的蘇州飯菜送到北大醫院，邊說著蘇州話，邊一口一口地喂她的小阿姊，心裏真是充滿了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