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花流水春去也
又是一年春草綠，1949年早春二月的江南一片生機盎然，夾雜著泥土的氣息的暖風拂麵而來。無錫西門外太湖邊的江南大學校園裏，深紅淺紅的桃花瓣略帶著隔夜的雨滴露出臉來，婀娜的柳絲籠在一片若有若無的水煙中，而正執教於江南大學的錢穆卻有點不合時宜的焦躁彷徨。現實的動蕩不安讓錢穆不得不為自己的前途著想，麵對這滿目的江南春光，他明顯失去了往日寫作《湖上閑思錄》的閑情與雅致。
錢穆回到家鄉的江南大學一晃已有一年多了。這個江南大學是抗戰勝利後由當地著名商人榮氏家族斥資興辦，無錫榮家兄弟榮宗敬、榮德生在近代史上有“棉紗大王”、“麵粉大王”之稱，江南大學是榮家回饋鄉裏而投資興辦的一所私立大學。1947年11月錢穆先後辭去雲南五華書院和雲南大學的教職，應江南大學老校主榮德生之邀東返故鄉大學來任教。
不是錢穆自甘居於學術邊緣地帶，這些年來他一直受到主流學術圈子的排擠。自1939年離開西南聯大，他開始與主流學術界保持著一定的距離並逐漸隔膜。當初錢穆從一個沒有學曆的鄉村教師步入學術界，其治學方法和宗旨與當時居於主流學術地位的胡適和傅斯年一派頗多不同。胡適和傅斯年所領導的主流學派在治史方麵注重史料與考據，“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為口號形成了“非考據不足以言學術”的風氣。錢穆對於“新考據派”在20世紀30年代前還頗為認同，但隨著他學術價值體係的成熟，認識到治史應當貫通古今識其全部，不能一味在疑古的作崇下隻重視出土文物而忽視古典文獻，從而他治史開始從考據轉向文化研究，並由“考史”轉向“治史”。錢穆和“新考據派”治學門徑上的分道揚鑣，門戶之見的陋俗使得他逐漸為主流學術界所不容，在抗戰時他竟被西南聯大以一年省親未歸之由解聘，他不得不輾轉到成都齊魯國學研究所、華西大學和昆明的雲南大學任教。
當年錢穆由一個鄉村教師登上北大講壇，與胡適和傅斯年提拔賞識不無關係。錢穆因朋友顧頡剛的力薦在《燕京學報》上發表了《劉向歆父子年譜》一文，逐漸成為學術界冉冉升起的一顆新星，他隨後又寫出考訂先秦諸子的名著《先秦諸子係年》，錢穆的名字是在此一文一書廣為傳播後進入主流學術界的視野。胡適讀《劉向歆父子年譜》後還寫下讀後感言雲：“錢譜為一大著作，見解與體例都好。”所以顧頡剛向胡適推薦錢穆入北大時，胡適不假思索的答應了。當時北大曆史係主事者傅斯年對錢穆能破格也起決定作用，錢穆這篇《劉向歆父子年譜》讓傅斯年刮目相看，並贏得了這位“學界霸才”的稱讚。沒有北大曆史係的掌門人傅斯年點頭，像錢穆這樣出身卑微者想進入人才濟濟的北大曆史係執教的是不可能的。
錢穆進入北大曆史係任教以後，在很多學術觀點和爭端上，並沒有因為自己是草根出身而自卑地依風附草，他與胡適的之間關於老子的爭端是廣為流傳的佳話。他們所論集中在老子年代先後，胡適主張老子在孔子之前，錢穆則認定老子在孔子之後。傳聞二人某次在會議上相遇，錢穆對胡適說，老子成書年代晚，證據確鑿，你不當堅持己見。胡適答曰：你的證據尚不能服我，果能服我，我連自己的親老子亦可不要。“不要親老子”估計應是胡適戲謔之言，但從話語間聽出兩人弄到了劍拔弩張的非常態勢，他們在學問上的“過節”愈發地水火不容。
隨著錢穆自己的史學理論體係的成熟，他與“新考據派”的衝突越來越激化，錢穆對“新考據派”經常流於筆端的批判引起了對方強烈的不滿。張其昀向傅斯年詢問他對錢穆新出版的《國史大綱》看法後，傅斯年當時輕蔑地說出“向不讀錢某人書文一字”。談到此書中關於中西文化曆史的比較時，傅斯年嘲諷味十足地說：“錢某何得妄談世事，他那點西方知識不過是從《東方雜誌》得來的。”錢穆聞後也情緒十分激動地反應道：“彼之深斥於我，特以我《國史大綱》，於我國家民族曆史傳統多說幾句公平話。彼之意氣激昂，鋒芒峻銳有如此，亦使我警悚之至。”錢穆在《國史大綱引論》中對“新考據派”的批評使得他們之間矛盾公開化，一副道不同不相為謀的姿態昭然若是。1948年中央研究院選舉的第一批院士，自然沒有錢穆的份。
長期在史語所傅斯年手下任職的李方桂談及此事時說，“他(錢穆)搞的曆史研究與我們不同，我們或多或少是根據史實搞曆史研究，他搞的是哲學，是從哲學觀點來談論曆史，因而跟我們搞的大不相同。”李方桂說起錢穆與傅斯年的恩怨怨時說，“我想錢穆和傅斯年之間有些誤會，肯定有誤會，因為傅斯年的曆史觀更重史實，而錢穆的曆史觀則是某種哲學化的曆史，所以他們彼此觀點各異，這就是為什麼傅斯年不特別欣賞錢賓四之故。”
正因為這層原因，錢穆自1939年秋離開西南聯大後再也沒回過北大，抗戰時期他輾轉於齊魯國學研究所、華西大學、雲南大學等學校任教。抗戰勝利結束後，北大清華一些學校複校自然與錢穆無緣，退居邊緣地帶的他隻能教書、讀書、著書聊以自娛。錢穆在江南大學住在無錫西郊一個隱藏在山水名勝間小市鎮上，這短短一年多時間是他在大陸的最後一段日子，雖然這時內戰的烽火四起，戰爭的腥風血雨飄灑在每一寸中國的土地上，錢穆卻能於亂世中偏安一隅，靜心完成了他在大陸的最後兩本著作——《湖上閑思錄》、《莊子纂箋》。然而終究覆巢之下難有完卵，改朝換代的易轍之際，每個人都難以逃離曆史的選擇，更何況作為名滿天下一代大學者的錢穆，他自然要在即將崩潰的國民黨政權與新生的共產黨政權之間作一個痛苦的抉擇。
錢穆對國民黨政權有很多不滿，特別對抗戰結束後的通貨膨脹和一些貪汙腐敗現象，但對共產黨的馬列主義與唯物史學觀他就更不認同了。在錢穆的眼裏這場政權的更迭不僅有“亡國”的問題，更有“亡天下”的意味，因為馬列主義是西方理論與他信仰的民族文化理論衝突頗多，他不可能轉變立場“改造思想”。在去上海看望老師呂思勉時，老師勸錢穆留下來教書，錢穆跟老師坦白，若留下來雖無刀鑊之刑，但須革新洗麵重新做人，這與自己對中國文化的管窺和主張有所不同，所以他是萬萬做不到的。
錢穆無意於留在大陸迎接新新政權，但正在如火如荼進行中的國民黨“搶救”學人計劃中他卻不在其中，這並不是無意識的忽略，此次“搶救”計劃由與他積怨頗深的傅斯年主持，自然會把錢穆排斥在外。錢穆清楚明白處於邊緣位置的自己交際不廣，在此動蕩不安的局勢下何去何從，顯得格外迷茫與緊迫。就在他彷徨躑躅之時，在廣州的華僑大學校長王淑陶邀請他去講學，錢穆略加思索後決定南下，借廣州以暫避，免臨時遑迫不得脫身。
錢穆婉言謝絕很多親朋好友的挽留，他沒有帶上妻兒老小，甚至連宿舍裏的床鋪、書籍都原封不動，隻借口春假出去旅遊，隻身從上海乘船赴粵任教。錢穆自己也沒料想到，這次竟是他拋妻棄子、背井離鄉的永別。自抗戰以來這麼多年錢穆習慣了一個人顛沛流離，的確有點為學棄家的味道。一直以來妻子張一貫為了支持錢穆的事業，在家中邊當小學教員邊照顧著他們的三子二女。張一貫是錢穆的第二任妻子，錢穆的第一妻子無錫後宅鄒氏於1928年去世，張一貫這位畢業於蘇州女子師範學校的新女性於次年嫁給了錢穆。隨後她跟隨錢穆告別了江南古城北上燕京，在北平他們夫妻共同生活了幾年，等抗戰爆發北平淪陷後，錢穆一人獨自南下跟隨西南聯大流落大後方，張一貫拖兒帶女的回到了蘇州。這麼多年錢穆隻是斷斷續續的回家省過幾次親，在大陸子女的記憶中父親的影子依稀模糊。
錢穆到達廣州後不久，解放軍就強渡長江占領了南京。國民黨大部分機關人員敗逃至廣州組成“戰時內閣”，由閻錫山出任行政院長，來為沒落的政權苟延殘喘。錢穆滯留廣州期間受到閻錫山邀請出席了行政會議，他在會上即席發言聲稱抗戰時軍隊居前線，政府居中指揮，知識分子最在後方，而今日前線軍隊形勢逆轉，前線軍隊崩潰，因此知識分子應深入民間人自為戰轉上第一線，待人心穩定下來，或可重建政局，然後軍事才能重新振作。錢穆之前一直是處於邊緣狀態的知識分子，埋首故紙堆，一心著書立說，既使撰寫時事政治問題的文章，也隻是抱著“書生論政，僅負言責”的態度，認為文人從政，就好像農民讓自己的田地拋荒而去耕作別人田地。此次滯留廣州卻一反故常，仿佛煥發出了他的政治熱情。
作為一個傳統士大夫的錢穆一生雖未從政也沒加入任何黨派，但對現實的關注沒有比胡適、傅斯年一幫卷入政治甚深的國學大師遜色。記得錢穆第一次被蔣介石召見問及是否對政治有興趣時，錢穆回答：“我治曆史，絕不會對政治不發生興趣。即如當年顧(炎武)、黃(宗羲)諸人，他們盡不出仕，但對曆史上的傳統都大有興趣，其對現實政治乃至此下可能的理想政治亦都極大關心。”錢穆回憶那次召見“談話不到數分鍾，已使我忘卻一切拘束，權暢盡懷，如對師長，如晤老友，恍如仍在我日常之學究生活中。”這使得他在政治天平上永久地倒向蔣介石一邊，他在大陸最後的時間裏對自己反共立場毫不隱諱，還在一些反共的傳單上簽名。錢穆的這番言論和行動自然引起中國共產黨高層對他的不滿。
1949年8月14日，毛澤東發表了那篇著名的社論《丟掉幻想，準備鬥爭》，在文章中毛澤東提到“帝國主義為了侵略必要給中國造成了百萬區別於舊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識分子”，而其中“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中國反動政府隻能控製的極少數人”，胡適、傅斯年、錢穆這三人就是他們的代表。
對於毛澤東的點名，錢穆自然一肚子委屈，他滿腹牢騷地抱怨道，如果說胡適與傅斯年兩人是國民黨政府的忠實“走狗”是一點不過分，而自己一直以來跟政治有著相當的距離，從未當過什麼官、加入過什麼黨派，不知道是哪個反動政府控製自己的？錢穆在給學生酈家駒的一封信中還耿耿於懷地說，自己“單槍匹馬，一介書生”，“抗戰勝利後足跡不到京滬平津，不在公立學校教書”，“怎麼找到我頭上？”憤懣之情溢於筆端。
千斤擔子兩肩挑
1949年6月，錢穆隨著華僑大學遷入香港。對於去台灣錢穆也曾有過打算，他與蔣介石有過交往，曾數次受到蔣的召見賜宴。在抗戰時期，蔣介石大力提倡宋明理學，而宋明理學是錢穆的興趣與專長，所以文化心理的認同使得錢穆把民族的複興希望寄托在蔣介石身上，並把他作為抗戰領袖來擁戴。蔣介石和錢穆幾次見麵在一起談論話題最多的為宋明理學，晤談後蔣介石親自把錢穆奉為座上賓加以款待。錢穆以一介書生數度被“最高領袖”所召見禮遇後，使得錢穆對國民黨政權好感日增。如今蔣介石和國民黨敗退孤島台灣，錢穆卻沒有去追隨故國和領袖，因為他清楚地認識到隨著史語所的遷台，傅斯年出任了台灣大學校長，而胡適一派學者一直占據“中研院”和學術機構，他如果去台灣會絕無發展的空間，隻會繼續遭受到因門戶之見造成的謾罵、排擠和打壓。
恰好錢穆在滯留廣州時，碰到的前浙江大學文學院院長的老友張其昀，他談及計劃去香港辦一所學校，學校打算是以研究文法兩科為主，以培養通識而有專長人才為宗旨，暫定校名為“亞洲文法學院”。同樣對中華文化眷戀傾恭的張其昀適時的向錢穆拋出了繡球，錢穆當即就回複，“抗戰軍興，即蒙邀赴浙大同事，迄今僅得赴遵義一月而已，歉憾無極。今君既赴香港辦學，餘必相從，以贖前疚。”爽快地答應了老友邀請。沒過多久錢穆跟隨著華僑大學一同南遷，“手空空，無一物”的南走香港，走上了他白手起家辦學之路。
等錢穆到達香港之時，張其昀卻已因故赴台從政，在憂患意識與文化擔當的驅使下，錢穆毅然以一己之力承擔起了創業的艱辛。他邀請同來香港的前江南大學的同事唐君毅與香港《民主評論》主編張丕介一起，開始了新亞書院前身亞洲文商學院的創辦。錢穆自任院長，開創學校初期的師資除唐君毅、張丕介之外，全是他依靠往日的交情去四處張羅邀請，先後請得羅夢珊、程兆熊、吳俊升、任泰、羅香林、張維翰、楊汝梅等人的加盟，這些人有的是不取報酬的純盡義務，錢穆帶領這批客居香江的學人擔當起傳承和弘揚起中國文化的重任。亞洲文商學院學校課堂設在租借來的華南中學三間教室裏，實行晚上上課的夜校製度，所以又名亞洲文商夜校。把教室和教師都落實好後，錢穆親自披掛上陣，在流落街頭的年輕人中進行廣告招生，頗費一番周折後學校招到了第一批42名新生。錢穆就這樣以苦行僧的精神開展了日夜操勞的辦學工作。
在錢穆的內心中，辦學不止為一些流落香港的青年提供一個讀書學習場所，他期望自己創辦的學校能“上溯宋明書院講學精神，旁采西歐大學導師製度，以人文主義教育宗旨溝通世界文化。”錢穆的老師呂思勉曾勸他回大陸教書，他給老師回信中把自己南下的心跡這樣表明，“願效法明末朱舜水流寓日本傳播中國，也很希望在南國傳播中國文化之一脈。”在香港這塊素有文化沙漠之稱的殖民地上，錢穆企望能埋下中華文化的慧根，並從這塊“近百年既屬於中國土地又不算中國的土地”上培植出中華文化的奇葩，成為一個保存複興傳播中華文化的中心。
半年後錢穆把亞洲文商學院改名為新亞書院，搬至九龍桂林街中，自此新亞書院這個傳播中國文化的搖籃在東方之珠上誕生了。錢穆說：“一個流浪者的心情，是很難用語言描述的。我不敢暴露中國人身份的心情來要求有個‘新香港’，遂轉而提出‘新亞洲’。我當時隻能希望英國人對亞洲殖民地采取較開放的姿態，使流亡在香港的中國人能獲得較多的自由。”所謂“新亞”一詞即是“新亞洲”之意，錢穆稱取“新亞”為名，是寄望將有一個稍微光明的未來。改稱“書院”是希望學校能繼承宋明書院的學風。
書院是在人物、物力奇缺的狀況下創建的，隨時有關門之可能，“創業艱難百戰多”，錢穆對這書院傾注了滿腔熱情和心血，為其成長和發展殫精慮神，常常說“隻要新亞能不關門，我必然奮鬥下去，待新亞略具基礎，那時我才有其他想法之自由”。在他和其他師生的努力下，新亞書院漸漸得到外界的欣賞和承認，並最終培養了一批卓有建樹的學人。
在新亞創校40周年之際，錢穆口述了《新亞四十周年紀念祝辭》，撫今追昔，感慨萬端。他說，“‘千斤擔子兩肩挑’。這是寫我當年心中的實感，一點也沒有誇大。”我們真切的感受到他的以天下為己任，勇於承當的那種氣魄。“手空空，無一物，路遙遙，無止境。亂離中，流浪裏，餓我體膚勞我精。艱難我奮進，困乏我多情。千斤擔子兩肩挑，趁青春，結隊向前行。”在新亞校歌中，我們又感受到了錢穆那跳動的脈搏，感受到了一代學人對青年學子的殷殷厚望，感受到了新亞精神和生命地跳躍和傳遞。
1950年冬天，對錢穆與新亞書院顯得那麼的寒冷和漫長，學校已經到了窮的揭不開鍋的程度。學校原先的經費靠從上海來的商人王嶽峰支持，但王畢竟經濟實力有限。日漸增多的學生沒地方住宿，連租借來的教室的陽台、走廊和樓梯都住滿了學生，作為一校之長的錢穆身先士卒，親自帶著一幫同事晚上睡在教室的桌椅上。在這樣惡劣辦學條件下，新亞書院朝夕不保，隨時有關門大吉的可能，但錢穆和同事們憑借著這種“餓我體膚勞我精。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千斤擔子兩肩挑”的新亞精神苦熬苦撐著。在這山窮水盡之際，窮則思變，全校師生力促錢穆去台灣尋求“糧草救兵”，希望得到台灣當局和學界的經濟支援。懷抱著殷切的期望，錢穆開始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次台灣之旅。
早年就在國內學界享負盛名的錢穆到達台灣後，受到各界人士的熱烈歡迎。國民黨政府以高規格接待了他，蔣經國派人在機場迎候，蔣介石設宴款待。他12月在台北省立師範學院為學生演講，單單每次八個小時演講就連續進行了四場。其時恰好逢台灣的雨季，陰雨連綿連月不開的惡劣天氣也沒能影響大家求知的熱望，那幾日省立師範學院大門口停滿了各種車輛，一個可以容納七八百人禮堂擠滿了黑壓壓的人群，裏麵有專家學者，也有政界軍界要員，還有一些青年學生。錢穆演講的題目其實並非什麼熱點時事政論和經濟管理之類，而是聽起來頗有幾分迂闊的《文化學大義》。
錢穆憑什麼能有如此大的魅力吸引這麼多的追星族？他的演講的確精彩異常，從燕京到北大，從江南大學到新亞書院，錢穆以他紮實的國學功底和談吐風趣的講授，贏得了學生們的擁躉與尊敬，他能從談笑風生中使得原本很枯燥抽象的文化曆史也妙趣橫生。錢穆演講喜歡在講台上來回踱步，講到意外處他會突然止步不語，眼光飛星閃爍般含笑四射眾人，那神情似乎期待眾人能分享加入他所了解的境界。這次在台北演講當然也不例外，他出古入今的從時空關聯中對文化概念作了詮釋，引經據典地闡述了他的文化層次結構理論。這次演講辭事後經過加工整理，由台北正中書局出版形成《文化學大義》一書，這是錢穆繼《中國文化史導論》之後又一次對文化學的係統論述。
錢穆雖在台灣如此受歡迎和追捧，他並沒有樂不思蜀的忘記新亞書院和自己使命。一日錢穆去岡山海軍官校講演，“海軍總司令”桂永清邀請他遊澄清湖並勸他留下來安心讀書寫作，錢穆人在秀麗的湖光山色之中卻和主人念叨著千裏之外的新亞書院，作為一校之長他不能不歸去同師生共患難。由於錢穆的執著辦學精神和信念，蔣介石大受感染並接見了他，蔣囑“總統府”每月撥三千港元供新亞書院臨時之用，以期幫助新亞書院度過難關。錢穆對蔣介石的格外恩惠自然感激涕零，從此在新亞書院每年“雙十節”都舉行“國慶”，以表示對台灣流亡政權的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