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學術上遊走於尼采和道家哲學之間，在空間上輾轉於台北、柏克萊和北京之間；年輕時曾遭多所大學解聘，時隔近30年又被這些大學恢複教職。這是著名學者陳鼓應傳奇經曆的一部分。
蔣經國稱他“充其量是個自由主義者”，但情治單位給他定罪“參與獨派活動的叛亂分子”，便成了“投共附匪”的北大教授，然而台北、北京都給過他解聘大禮……陳鼓應似乎真是一個“為民主浪跡天涯的知識分子”。其實，一切不過源於對生命的真心熱愛。於是飄泊，清貧，樂道。
失落的自我
1949年，陳鼓應隨父母到台灣那年才十四歲。出生於1935年的陳鼓應，老家是福建西部的長汀縣河田鄉。長汀位於閩粵贛三省交界處的山區小城，自古有“客家首府”之稱，陳鼓應祖上是從中原避亂來到長汀江岸邊的客家人。
從陳鼓應兒時有記憶開始，便不時看到日本敵機飛來，接著一陣陣拉起急促的緊急警報的響聲。母親慌張地拉著小鼓應和妹妹往郊區奔跑！一直等候到警報解除才敢回家。他們回家路上經常看到被日本人轟炸的民房，火勢沿街燃燒，街旁巷口還陳散著被炸死傷的無辜平民，充斥著親人們在撕心裂肺的痛哭。
由於日本人不斷的狂轟濫炸，陳家便從城裏搬到鄉下去逃難。鄉下的生活是窮困的，小鼓應記憶中一日三餐除了番薯就是芋頭。與物質生活同樣貧乏的還有精神生活。在鄉下唯一的教育隻能接收私塾教育，每天要背誦四書五經，老師也不給講解句義，就讓這幫孩子搖頭晃腦的囫圇吞棗。這種強迫式的死記硬背，讓小鼓應看到課本就覺得乏味。他相當長時間對儒家打心眼裏沒好感，和小時候這種陳腐的教育不無關係。
小鼓應童年唯一的樂趣就是背詩，他用客家話吟誦詩歌，平平仄仄的音調比普通話更有味道。小鼓應不懂得唱歌，不知道生活其他的娛樂方式，唯一喜歡的就是吟哦古詩，從詩經到漢樂府，從李杜到陸遊，從屈原到聞一多，這些現實主義的愛國詩歌在他幼小心靈埋下了文藝的慧根，這讓日後成為哲學家的陳鼓應對中國曆史文化愛恨交織，而詩歌就是其中難以割舍的一麵。
等陳鼓應跟隨家人來到台灣時，島內政治上為守舊勢力所籠罩，文化上彌漫著保守主義的氣氛。那時台海局勢吃緊。蔣介石敗退台灣以後，頒布“戒嚴令”，嚴酷控製台灣人民，在島內形成“大屠殺、大恐怖”的局麵。蔣家小朝廷尤其注重對輿論的監控，凡是出版物、印刷品，必須送警備司令部備查。
陳鼓應上中學時，腦子全被束縛在“標準本”的教科書上，思維視野極其狹隘。當時正逢國民黨軍隊從大陸大撤退，逃回島上的殘兵敗將們駐紮在各地學校。陳鼓應所在學校住滿了大兵，學生們上課連間教室都沒有，就在操場上或租借的民房裏上課。中學的陳鼓應逐漸開始學會思考並嚐試著在紙上塗塗抹抹，但寫出的文字沒有什麼刊物可以發表，寫了一些對生活學習的意見也找不到地方刊登。
1957年陳鼓應以優異的成績進入了台灣大學，在哲學研究所學習。台大彙聚了島上最精英的知識分子，學術和學習氛圍比較濃鬱，校園裏充滿著自由主義的聲音。進入大學的陳鼓應就像老鼠掉進了米缸，可以如思饑渴的一頭紮進知識的海洋。他日後回憶以前在台大有三件事情對他影響終身，一是看到了《自由中國》雜誌；二是追隨殷海光先生；三是讀了大量的三十年代時期作品。
由胡適、雷震創辦的《自由中國》雜誌是台灣自由主義陣地，雜誌中大膽地針砭時弊，是台灣知識分子頭撞石門的第一次嚐試。當時像陳鼓應這樣稍微有點嗅覺的知識青年，無一不追看《自由中國》，懵懂的他們藉此撥開現實的迷霧，看清楚現實的本質到底是什麼。
因為看《自由中國》，陳鼓應熟悉了殷海光這個名字，並他在台大遇見了這位影響自己一輩子的老師殷海光。作為台灣自由主義領袖的殷海光對陳鼓應的人格教育比邏輯知識訓練影響更大。殷海光在自由主義最困厄的時候接過五四大旗，將自由主義傳遍到台灣，其堅持理想而不妥協的風格無疑成了青年時期陳鼓應的榜樣。在大學期間，陳鼓應輾轉從同學那裏借到三十年代一些作品，使得他頗為憧憬五四時期的人物思想。成長過程中叛逆，讓他很向往五四新文化運動，所以對舊式教育產生了懷疑。
陳鼓應大學時學的是哲學專業，一開始他讀書就像無頭蒼蠅一樣毫無頭緒地亂撞。哲學著作本來就艱深晦澀，他雖然花了不少工夫來讀柏拉圖《對話錄》和洛克《人類理解力》等原著，但隻是淺嚐輒止，讀完後依然書是書他是他，哲人的思想沒有滲透到身體裏，沒有泛起絲毫的思想漣漪。
等有一天陳鼓應忽然接觸到尼采，接觸他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以後，他感覺便豁然進入一個新天地裏。尼采是一位時代挑戰者角色，他文筆犀利地從柏拉圖到基督文明一路批判過去，充滿著生命的動力。陳鼓應讀到尼采作品後直覺得生命力的鼓舞，尼采哲學的積極性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觀。
陳鼓應在台大和曆史係的李敖是同一屆，兩人又是同一年出生，他們同住在溫州街台大宿舍。在學生時代他們都是台大的風雲人物，後來兩人共同遁入殷海光的門下，所以建立起兄弟般的親密關係。但這兩人都個性極強和思想獨特的人，相互誰也不服誰的氣，之間恩恩怨怨糾纏了一輩子。
在台大讀書時，李敖與陳鼓應在用功讀書之餘，經常與景新漢、陳彥增、莊因、孫英善、王尚義等一班好友遊山玩水、喝酒吵架。圖書館、傅園等地經常是他們聚集的據點。他們有時步行至台大校門口，沿羅斯福路向市區至同安街附近的壽爾康四川飯店打牙祭，或赴碧潭劃船。這幫大學生放浪形骸並及時行樂，結下了單純真誠的友誼。
陳鼓應大學畢業後，繼續留在台大哲學研究所讀研，而李敖由於沒有投考研究所，入伍去服兵役。軍營中的李敖窮得像房間裏的老鼠，經常去信向陳鼓應等好友告急。陳鼓應作為摯友自然每每解囊相助。一次陳鼓應的論文獲得了佛學獎學金，李敖以“無恥”詈之，但當陳鼓應以此“黑錢”相贈時，李敖又欣然接受，並作歪詩以戲之，“天天正愁囊如洗，豎子忽寄孝敬錢。”由此也可以想見他和陳鼓應的關係非同尋常。
李敖在《答陳平景》說：“從鼓應和文星分開起，從鼓應在師大演說起，鼓應公開罵了我二十年，可是我沒回過一句。”“我很珍惜他同我過去的友情，直到我在二十年前，寫給他絕交信為止。我生平隻寫過一次絕交信，就是寫給鼓應的。我寫那封信，顯然相信使你過分痛苦的朋友，還是讓他去做敵人吧！從那時以後，雖然他結婚我也參加，但在我心中，卻隻有‘少年十五二十時’的鼓應了！”
以罵人出名的李敖從不留口德，對待和他有過結的人從來都是一個都放過，但對罵他的陳鼓應卻是“格外開恩”，可見青年時代他們之間忠貞的友誼在彼此心中的分量。但從《文星》雜誌開始，這對朋友在思想上逐漸出現裂痕，以至於一輩子分分合合，吵吵鬧鬧。
在陳鼓應讀研第二年，可以說是他生命過程中最蓬勃最有動力的時代。風華正茂的他對於知識的追求非常熱切，生活也十分自在逍遙，經常徹夜不眠的在宿舍看書，或者和三五個朋友東倒西歪地躺在校園的草坪上清談終夜，一直到遠處雞鳴拂曉，才帶著幾滴露水回宿舍。他和朋友們自命為台大清談派，可見這群受自由主義思想啟蒙的台大學子的狂狷之態。
那時台大哲學會發起了一個演講會，這個演講會以研究生為主，在每周五晚上。陳鼓應是主講人之一，演講具體人員也由他負責邀請。李敖、楊國樞、張尚德、王尚義等學生都是演講會的活躍分子。陳鼓應組織的演講會讓學生登台演講，開了風氣之先河，他喊出口號是：“每個座位都是一個講台”，所以每次主講人講完後，參與的聽眾此起彼落，踴躍地發表自己的意見。演講會的聽眾越來越多，比一些教授的演講還要轟動。台大一些思想開明的老師也時常參加，殷海光就常到年輕人中聆聽指導。每次演講會結束後，大夥還要擠到陳鼓應的辦公室裏，談到深夜才肯散去。
1962年，陳鼓應第一次在台大哲學係演講會用“失落的自我”做主題演講，後來醫學院同學王尚義講“失落的一代”，這類名字便漸漸地由台大校園傳到社會各個角落，成為風靡一時的口頭禪。
陳鼓應把自己的演講稿整理出來，投稿給《文星》雜誌。《文星》雜誌是文星書店麾下的一麵旗幟，創刊於1957年11月，是一份標榜“生活的、文學的、藝術的”綜合性雜誌。李敖退伍後從考上的台大曆史研究所退學，就進入這份“不按牌理出牌”的雜誌當起編輯。
陳鼓應處女作《失落的自我》刊於《文星》1962年2月52期上，和李敖的《給中西文化看看病》同期發表，他們吐出了那一時期青年人的一種普遍的苦悶感。陳鼓應他們那一代青年人，在長輩們“過度”的保護和一種特殊的環境下長大，被遠遠的隔離在政治與社會的主軸外麵，那是他們的心情與其說是“失落者”，不如說是“反抗者”。
陳鼓應一開始寫文章便表達了當時青年人的這種“反抗”，想衝破這種令人窒息的悶氣，反抗一切現存的習俗、風尚、政製、倫教。從《失落的自我》開始，陳鼓應陸續在《文星》上發表了《另一半的尋找》、《濃雲中的閃電人》等文章。這些感性的文章並不屬於政論性的，而應該歸類於文化性的……那是知識青年在特定時空低下，對社會現實的回應，文章中對家國的憧憬，對生命的濃情充溢其中。
陳鼓應在文章裏透露出是一種“朦朧的不滿”，從中可以清晰地讀到他對現實的不平，對於當下學術氣氛的不滿，以及對倫常宗教的反感。而像陳鼓應這樣一個沒有多少政治細胞的人，在以後的一二十年，卻對現實的憂鬱一天天的嚴重，應該是對於國家的熱愛最後變成了激憤之情。
追隨自由主義鬥士殷海光
陳鼓應的好友李敖說他們大學時，“先一代的蛟龍人物，陷在這個島上的，我看來看去，隻有兩個人夠格：一個是胡適，一個就是殷海光。我大學時代，胡適已經老憊，蛟龍氣質，已經像丁尼生筆下的《荷馬史詩》英雄，無複五四時代的風光；殷海光則如日中天……”
這個殷海光是何許人也？殷海光出生於1919年湖北黃岡的一個傳教士家庭，所以他自稱為“五四之子”。他早年畢業於西南聯大，師從金嶽霖學習邏輯學。其後曾任《中央日報》主筆。1949年赴台後受到排擠離開報界，被台灣大學校長傅斯年聘為講師。
《自由中國》是1949年冬創刊的，到1960年冬停刊，前後活躍了十一年。在《自由中國》時代，殷海光因為他的勇氣和雄文而名聲大振，《自由中國》也因殷海光而名噪一時。殷海光除了為《自由中國》撰寫過多篇邏輯嚴密、觀點犀利的社論和書評、論文，還翻譯了哈耶克的著作《到奴役之路》(即《通往奴役之路》)連載。在《自由中國》這十一年間，殷海光真是如蛟龍得水；而這十一年，又恰是陳鼓應的中學和大學的黃金時代。
當陳鼓應進台大讀大一時，正是殷海光最紅的時候，也正是《自由中國》擁有眾多讀者的時候。殷海光作為《自由中國》的一隻健筆和編委，成為台灣自由主義領袖人物，其身上的蚊龍氣質自然贏得了陳鼓應這些年輕人的追捧。
陳鼓應的好友狂人李敖非常崇拜胡適和殷海光，其他不論師友，與他固有交情，但要李敖佩服，是根本做不到的。殷海光榮列他李敖佩服的二人之一已是殊榮。李敖在殷海光影響下還一度想從曆史係轉向哲學係，有盡承殷氏衣缽之圖。
在給陳鼓應上邏輯學課之前，殷海光這個大名已是傳誦一時，學生們在教室裏爭相傳閱他的文字。那時殷海光所寫的文章，有時論性的也有學術性的。他那些學術性的文字，對於台大文學院學生的影響力很大，而對於陳鼓應所在的哲學係學生，號召力更是難以估量。
當陳鼓應第一堂課看見殷海光時，完全和想象中的不一樣的。他們這些剛入大學的學生總把民主鬥士想象成高大威猛的形象，很難相信眼前這個又瘦又小的老頭般的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殷海光，但確實是他。陳鼓應初見殷海光的形象終身難忘：雜灰的頭發，風霜的臉，三十六七歲的年紀，看來至少比他實際年紀大上好幾歲。
等殷海光一張嘴說話，陳鼓應眼前立即一亮。殷海光一開口便聽出他話語裏充滿自信，足見出運思的上的訓練，他的論斷有斬釘截鐵般地果決。強烈的道德使命感和理想主義精神，在他身上呈現出極強的人格魅力。殷海光深受陳鼓應班級同學們的愛戴，課下學生也從不放棄糾纏他，形成了“馬路學派”。
有一次陳鼓應班級有人問殷海光：“上帝是不是萬能的？”他兩手一攤反問說：“上帝！上帝在哪裏？請出來給我瞧瞧。”接著說：“如果上帝是萬能的，那麼它能不能造一塊它自己都推不動的大石頭，如果上帝不能造這樣的一塊石頭，那麼它是不是萬能的，如果能造這樣的一塊石頭，而它又推不動，那麼它也不是萬能的。”
陳鼓應覺得殷海光的講課不如他的文章，他的文章不如他的聊天，他的聊天不如的他的演講。隻要殷海光往講台上一站，就讓他們青年覺得靈光閃閃。殷海光的詞鋒銳利，理性的分析中夾帶著濃厚的感情色彩，他的講詞很有說服性，幾句話就把人帶進他的境界裏。陳鼓應讀大三時，同學們請殷海光講“戀愛分析”，他跑到老遠地方租了輛車子，把殷海光接到學校，還在教室外放鞭炮以示隆重。那次演講陳鼓應組織的非常成功，教室擠的主講人都沒法進去，連教室的玻璃都被擠壞了兩塊。
但陳鼓應卻越來越感覺自己興趣跟殷海光的學問不對路，在大學四年中，他雖然也選了殷海光的二次課，但很少去上課。因為陳鼓應非常反感一些同學從殷海光那學點邏輯實證得皮毛，拾得老師一點的牙慧，動輒說什麼“你這句話是情緒語言，沒有意義！”陳鼓應是一個性情中人，喜歡用文學方式來表達哲學作品。他最早研究的柏拉圖、洛克等人，大學畢業的學士論文寫的就是《洛克的知識論》。而殷海光那時熱衷於倡導專技哲學，這和陳鼓應在性格上格格不入。因為在治學思路上的不同，所以陳鼓應在大學期間沒有跟殷海光過多的接觸。
師生兩人真正相互欣賞是在陳鼓應進入台大研究所讀研究生時。有一次台大哲學會辦了一個講座，陳鼓應應邀在會演講了《失落的自我》。那晚殷海光也來聽了，講完後陳鼓應走出教室，殷海光已經站在門外，對他含笑著微微的點了好幾個頭，沒說一句話轉身走開。
第二天，陳鼓應在研究室門口遇見了殷海光，殷海光問他：“聽說你是研究尼采，是嗎？”陳鼓應回答：“是的。我很喜歡尼采那股生命的動力。”可能陳鼓應所說的“生命動力”吸引了殷海光的興趣，他立即要求這個學生談談尼采。
陳鼓應請殷海光到研究室，泡了杯咖啡，開始漫談對尼采一些看法。陳鼓應說隻是讀到了尼采之後，才知西方哲學另有新天地，尼采的作品在他的感性生活上引了極大的共鳴。陳鼓應知道殷海光是一個十分狂傲自信的人，曾放言：“就思想努力的進程而言，我超過胡適至少一百年，超過唐(君毅)牟(宗三)至少三百年，超過錢穆至少五百年。”能讓這樣一個目空一切的人來聽一個乳臭未幹的青年談尼采，陳鼓應真是有出眾的才華和不凡的見地。
陳鼓應看殷海光興趣很濃，就進一步闡發看法：正是尼采第一個宣告上帝的死亡，從而解放了基督教倫理對人的自由的束縛。上帝死了乃意指基督教最高理想的幻影在人們心中經幻滅或應破滅，而上帝死了以後必順對一切進行價的重估，特別是對道德的重估。基督教的道德觀有害於人自我創造，是必須加以拋棄的。隻有在上帝死亡之後，人的自由才成為可能……
陳鼓應對這位生命哲學家獨特見解讓殷海光相當欣賞，他們的談話進行了很久，最後殷海光對陳鼓應說：“尼采真是高空中的孤鷹。我特別他那股衝勁和俯視的神態，他那脫俗與提升的精神，聽來猶如空穀足音。”臨走時，殷海光還讓陳鼓應抄了一些尼采的書單。
這是陳鼓應第一次和殷海光單獨交流，這次談話讓陳鼓應感覺到這位教授麵對學問是這樣的誠心，對不知道的東西是渴望去了解。不像一般的教授，因沒有不恥下問的精神而錯過很多求知的機會。從此陳鼓應對殷海光的人格比較服膺。
此次談話後一周，陳鼓應去溫州街殷海光家中拜訪他，他們師生端著咖啡坐在院外的假山上。山其實就是那座殷海光自己造的小假山。殷海光淺淺啜著芳香濃鬱的咖啡，對陳鼓應敞開心扉說：“人與人之間相處，真不容易互相了解，五年來我一直以為你是個公子哥兒型的人，所以看到你就感到討厭。許多人背後罵人，也有些人欣賞你，你像一匹野馬，你是個很不被了解的人。和你你談話，才體會你內心有一股說不出的勁兒！那種不羈的心態，從你身上多少可以嗅到一點五四的時代的文人氣息。”殷海光從陳鼓應身上嗅到了獨立特行的五四精神，一改以前對他是個公子哥兒的偏見。雙方開始了終身的師生之誼。
殷海光是和陳鼓應說得是肺腑之言，他為人最討厭別人的虛偽和俗氣，有時的冷漠讓人感覺凜然不可侵犯。他對一些話不投機的人是拒人千裏之外的，連大門也不讓人家進，三言兩語，一陣哈哈後拂袖而去。有次他和陳鼓應在家聊天，有個學生來看他。一進門看看四周隨口說這院子真好，到了屋子裏說書房布置的很雅，坐下來又問他現代教授的待遇如何？陳鼓應看到殷海光立即顯現出不耐煩的樣子，忙幫忙支走了那位學生。學生剛走，他就對陳鼓應憤憤地說：“俗頭俗腦，把我的靈感都殺光了！”
陳鼓應和殷海光在一起談到現實生活總垂頭喪氣，而談到理想生活，他們總是振振有詞。殷海光會時常跟陳鼓應感歎：“今天的知識分子，不是淪為啦啦隊，就是變成蠹蟲，獨立特行的太少了，在時代的大震蕩下，一幅晚秋的景象，涼風一吹刮，滿樹的落葉紛紛飄下，枝頭隻剩三二片傲霜葉，在冷風中顫栗。”
《自由中國》被關閉，雷震被逮捕時，殷海光本也在黑名單上，隻是想到殷的聲望，怕引起海內外輿論，才臨時劃去。但在這一草木皆兵的時刻，殷海光將個人安危置之度外，仍公開發表了《我看雷震和新黨》等文章為雷震呐喊，肯定雷震為自由民主奮鬥的精神價值。他批判直指他所認為的台灣極權統治，他對國民黨的欺騙性虛假意識形態，一次又一次，一個又的進行剖析和清算。
陳鼓應和所在的台大一些年輕講師、助教和研究生們，如哲學係的許登源與張尚德、曆史係的李敖、數學係的洪成完、醫學院的王尚義等等，都逐漸以殷海光為精神領袖，以演講與發表文章的方式繼續以科學方法、個人主義、民主啟蒙精神為準繩，批判黨化教育、反攻大陸問題等時政。他們在台大校園裏推動著民主、自由與科學精神，並引介當時流行於西方世界的種種思潮。當時，這被拿來與五四相比美，甚至稱之為“新五四運動”。
殷海光和弟子們的“越軌”行為，當局早就欲除之而後快。在那麼多年的“勘亂”時期裏，台灣知識分子所受的赤裸裸的迫害、壓製、折磨超過曆史上任何一個時代，很多知識分子被囚禁、被刑罰、被殺戮，當然殷海光終究逃不過。1966年7月，他的著作《中國文化的展望》被當局查禁。台大受到當局壓力不再續聘他，也不允許他出境，連生活起居都受到監視。從此他的生活掉入困頓，甚至要靠學生們接濟。
在殷海光最困難和危險的時候，陳鼓應沒有拋棄他而去，而是緊緊追隨老師左右。1966年1月14他在《致陳鼓應》談到：“內心有難以名狀的淒涼。幸得二三知己，稍感慰藉。人和人內心深處相通，始覺共同存在，人海茫茫，但願有心肝的人多多相互溫暖也。”在這位鬥士最脆弱的時，陳鼓應他們給了他無限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