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三十年十二月二日（一九〇五年一月七日），何澄的同胞大哥何厚吾卒於朝陽知府任上。接到大哥逝世的電報，何澄驚痛無比，本來同氣三人，相依為命，而對他最疼愛的長兄卻連最後一麵也沒見上即永訣，蒼蒼者天，何其殘酷！何澄哀不勝哀：棠棣三枝，猶如前日，四海茫茫，冷峭如夢，活著情深，逝去也情深，遂即請假回國奔喪並送大哥櫬歸故裏。出殯時，朝陽“官僚歎傷，吏民號泣，櫬歸之日，追送如雲”。何澄扶著大哥的靈柩往靈石兩渡走，看見侄兒撒飛的紙錢在狂風中橫飛，他的心就回旋起大哥對他的種種疼愛：甲午之戰，若不是大哥把他托付到京城族親何乃瑩家，日軍攻占遼東半島之後針對平民所進行的殺戮，也許就不會有他這個在日本學武備的留學生；庚子事變之後，假使不是大哥開通紳明，籌夠斧資，早早把他送到上海學習日語，哪裏會使自己成為山西自費留學東洋的第一人？每想到一件事，何澄就觸動舊情，內心深處的往事不是漸去漸遠，反而增添了更多萍蹤浪跡、孤山感逝後的綿亙深情……回到兩渡，親族都已等候在路口，其親情甚為可感。何澄不由憶起高祖何元烺、何道生嘉慶初年回兩渡安葬高祖之母所作的《到家》詩：
到家翻似異鄉人，手足相依誼獨真。
同族少年多不識，先民舊俗尚餘淳。
村當驛遞喧囂近，客盡生疎揖讓頻。
敢以科名耀鄉裏，朝來情話悅比鄰。
然而，鄉間的紅白事，都是喜事。除了正式的下葬幾天之外——族親上上下下，此時還沒見過一個剪了辮子的，於是比何澄小兩輩的“長”字輩，無論年歲大小，都管他叫“禿八爺”；拖著小辮子的小孩子圍著他笑嘻嘻地直喊喊“禿八爺！禿八爺！”直至現在，在兩渡，你說何澄，恐不會有多少人知道，但一提“禿八爺”，幾近無人不曉。由此可見，在世勢將要大變的關頭，先行者，標新立異者，總能給人以曆久難忘的印象。
葬事完畢，春節也到了。何澄和二兄何厚貽在兩渡過了一個可以勾起許多兒時親情往事的大年。今天到這家，明天到那家，“親知多慰藉，絮語勸加餐”，悲傷的心情得到許多慰藉：
村居多半路迢迢，短晷催人覺更遙。
乍訴合離杯迭勸，旋留信宿燭高燒。
園蔬家釀饒風味，山色溪聲破寂寥。
頭白尊行呼小字，兒時光景話連宵。
正月初五一過，何澄與二兄何厚貽便急急回到北京。何澄從何厚貽手裏得到一筆錢，又從何乃瑩等族兄那裏籌了一筆錢，說是要在天津辦一個經營文房四寶和古碑帖及新式教科書的書局。拿到足夠開辦一家書局的錢後，即趕往天津。靈石兩渡何氏在天津也有一支，如大名鼎鼎的何炳瑩（字仲瑾），即是從長蘆鹽場起家的近代大商人，其女兒嫁於袁世凱四子袁克端。一九〇九年一月，袁世凱被清廷罷職後，何炳瑩將河南彰德洹上村占地二百餘畝的別墅送給袁世凱，所以袁世凱並沒有返回豫東南的老家項城隱居，而是把何炳瑩的這所別墅重新加以修整擴建。園成後，袁世凱又將他五十壽辰時西太後所賜手書“養壽”二字作為花園的名字，表示不忘西太後的恩情厚意。所以，何澄在天津並沒有費什麼力氣，也沒花多少時間，就在日租界旭街（今和平路北段）開辦了店名為“利亞”的書局。這個利亞書局，表麵上是經營文房四寶及新式教科書的，實則是何澄為了從日本傳輸革命書報刊的秘密機關。等把書局的經理和店員全部找好並吩咐一切後，何澄即由天津登船返回日本，在振武學校繼續學業。
一九〇五年夏季，景梅九趁著學校放暑假，與幾位朋友一起回國。從天津上岸後，就到何澄開設的利亞書局訪友，恰巧碰上一位天津法政學校的學員也在書局買書。這位學政法的聽說景梅九他們是從日本回來的，講了幾句應酬的話，便談到學問上來。滿口的新名詞，讓景梅九有點不入耳。最可笑的是，這位學政法的學員說到外國人在天津，常常有不法行為，中國又不能管理，他們有了訴訟，歸他外國領事館自行判斷，可歎的是我們中國沒有“治外法權”，所以對待這些居留的外國人，簡直是無法可施，也算是一種國恥了。說完之後，這位學員還很有些憤憤之意。景梅九雖沒學過法律，但在日本時卻常聽人們講過些法律名詞，也確確實實知道“治外法權”並不是這位學政法學員所說的這個意思，於是就對他說：你說得不大對！所謂“治外法權”是說在外國的人，可以不服從所在國的法律，有用自國法律支配的特權。比如，外國代表公使領事等，以及普通的外國居留人員，因國際條約訂明，可享有這種特權。你所講的，正是外國人在中國內地所享有的“治外法權”，但把意思弄錯了，反倒是說我們中國沒有懲治違法的外國人的法權了。因為是初次會麵，景梅九不好意思繼續與他辯駁，隻說了一句寬慰的話，“治外法權，本來字麵有點含糊，不能全怪先生粗心”，就讓他繼續糊塗去，拉倒。事後，景梅九對沒把這個詞的本義給那位學法政的糊塗學員說深說透，很是後悔，認為自己是犯了一條消極的罪狀。
中國同盟會成立後，於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出版了機關報《民報》。革命黨人揭櫫的“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十六字綱領，全仗著書報刊的傳播。清廷方麵，也知道這些報刊宣傳的厲害，一麵禁發行，沒收書冊；一麵不準購閱，實行全麵檢查。尤其是孫中山把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概括為民族、民權與民生三大主義，在《民報》第一號發刊詞中正式發布出來之後，清廷極為恐慌，設法防備，嚴加檢查，不準《民報》等民黨的書報刊輸入內地。從上海方麵流通傳播還算容易，但要從天津方麵傳播卻很難。正當革命同誌對此一籌莫展之時，何澄卻想了一個極妙的法子，就是利用他族內的一位兄長，在回國時，將《民報》包好裝到箱子裏，說是給他朋友帶的《法政叢編》。何澄的這位兄長，並不在意是不是革命宣傳品，便全部給他帶了回去，國內的同盟會員居然都收到了。何澄為什麼敢讓他的兄長帶這些被清廷嚴查的革命宣傳品呢？因為海關上，見了滿洲人名片和那一條辮子，便曉得不是革命黨，絕不會搜檢他的行李，所以十分妥當。還有陝西的革命同誌，把《民報》集成厚冊，另行裝訂，標題《心理學講義》，送回內地去的也不少。為了發行革命的書報刊，何澄還以發行新學堂教科書為掩護，把留日學生界翻譯出版的革命書籍和報刊悉數發行到他先前的天津日租界內的利亞書局，使得《民報》和同盟會會員所作的眾多革命宣傳品在國內精英知識分子中廣為流傳。
盡管振武學校和士官學校對士官生有著種種嚴格的紀律約束，但何澄依舊秘密地參加同盟會的各種組織活動。
繼加入同盟會後，年底，何澄又加入了由山西、陝西、河南等省同盟會會員結社的秘密革命團體明明社。明明社是專門介紹西北各省有關人員加入同盟會、兼聯絡情報的一個秘密組織。其成員主要有直隸的張繼、杜羲等；山西的穀思慎、榮福桐、榮炳、景定成、朱炳麟、燕斌、景耀月等；陝西的康寶忠、鄒子良、曹雨亭、趙世鈺、於右任等。明明社在組織上非常嚴密，入會有嚴格的手續，會中有各種製度和紀律，遵守者獎，違反者罰。
明明社社址起先設在東京神田區仲猿氏町五備地。何澄來過兩次後，外麵有人就說景梅九同革命黨往來，清廷駐日官員使人來密探他的動靜，日本偵探也時時來探望。雖說景梅九已是當然的革命黨，但怕暴露身份，未免還是有些驚慌。有人說：“既然咱明明社有了破綻，咱或是搬房子，或是把這牌子去了，或是另改個名稱也好。”於是大家說：“還是改個名稱，試試看。”景梅九說：“這個名稱太奇怪了，惹人注目，固然是不好；太平常了，也覺得無味。”話猶未了，何澄拍手道：“我有個好名稱，改成‘何公館’三字，大家看怎樣？”景梅九笑道：“好便好，但明明社未免一落千丈了。”大家也笑起來。為什麼說“何公館”這三字好呢？一者因為公館在中國是很普通的名詞，在日本卻很新鮮；但是日本人，研究中國風俗的，也知道這公館是官僚住宅的名稱，而官僚是斷不會革命的，一定是不注意的。二者，利用“何”字在公館上麵，何澄的意思是，“何”字可作“什麼”解，就說這是“什麼公館”，還不是“明明社”嗎？恰保住本來麵目。如果日本偵探不作此想，就可以把他們瞞過去了。所以大家決議改成了“何公館”。卻也奇怪，明明社自從改為“何公館”後，日本偵探再沒來胡纏過。明明社的人才知道這“公館”兩字的魔力不小。雖說何澄出了這麼一個主意，一來把革命的形跡掩飾過去，二來日本之有“公館”實自此始，也算有開創的奇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