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於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十九年（清光緒九年，1883年），那時中國與世界交通已達百年，因一切不圖進步，故事事相形見絀。在我的幼年時期，中國正處於政治窳腐，軍事失利，經濟落後，外交無能的極度黑暗時代中。清廷黯於時勢，當維新而不維新，有誌之士鹹認清廷即亡國之前導，救國之障礙，無不義憤填膺，期以改造清廷挽救國家為己任。但因主張不同，遂有保皇黨（又稱立憲黨，維新黨）與革命黨（初稱興中會，繼改組為同盟會）之分立門戶。前者以康有為先生為首，主張君主立憲。後者以孫中山先生為首，主張民主共和。
康有為、梁啟超戊戌變法立憲，受慈禧太後之阻撓而一蹶不振。慈禧之所以一意阻撓立憲，乃受中國四千年傳統的家天下思想所驅使，為了維護子孫帝業，即置國家安危於不顧。殆至我革命黨之力量屢仆屢起，澎湃全國，清廷方圖於癸醜（辛亥後二年）立憲，已不及措。後人每有謂“戊戌立憲，萬世帝王；癸醜立憲，國破家亡”，這實在是對領導失時者之真實寫照。
中國四千年來君位傳子專製的家天下思想，不隻鑄成了政治的保守，抑且阻礙了物質的發達，中國的貧窮，實以此為根因。這是我自己的一個看法，我並且十分相信我這個看法。有人說中國文化不注重發達物質，反對奇技營巧，即妨礙了發達物質，我認為這是一個極不公平的批評。因為中國文化提倡“正德利用厚生”，“正德”是以德顯能，“利用”是以物養人，“厚生”是美善人生，最注重發達物質。“孝悌力田”，即是重農。“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即是重工。至排斥奇技營巧，不是指發達物質說，是指在不適於人生處耗費精神說。中國由古以來教民生活，不貴異物賤用物，不作無益害有益，這話反麵是打擊奇技營巧，正麵即是提倡發達物質。惟實現“正德利用厚生”，必須是“天下為公”的政治，不幸中國君位傳賢隻曆兩代，為時一百六十餘年，即變為傳子，一私一切皆私。在此君位傳子的專製政體下，很難父賢子賢孫孫皆賢，為保持不賢子孫的君位就要忌妒民間的賢能。此所以中國曆代民間發明雖多，不隻得不到政府鼓勵推廣，反遭到政府的打擊。此等行為，尤其在二千一百多年前秦始皇統一了中國以後為最。繼秦二千年來的政權，做法雖變，但均師其意。蓋中國當時無敵國外患，所慮為其子孫君位之害者，就是中國人民，因而一味施行愚民弱民的政策，不隻是物質學問不發達，即精神學問亦成了民間的產物，而不是政治的產物。
中國儒家的學問，“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發達物質的最高動力，亦是道德能力精神物質合一的圓滿道理。中國由古以來，說人民的幸福，一為壽，二為富，三為康寧，四為修好德，五為考終命。富必須加大生產力，正為發達物質的動力，其餘壽、康寧、修好德、考終命，亦均須發達物質來完成。所以說中國物質科學不發達，不是受中國文化的影響，而是被君位傳子專製政體的政治力量所枷鎖。明末李自成造反，就是因政府忌妒他富而好施迫成的。
為籠絡才智而開科取士，亦為維護君位的一個重要政策。這一政策發展到八股文時代，可謂極盡控製人思路，耗竭人腦力之能事了。我就讀私塾時，尚習作八股文，深感其在人腦中是懸崖絕壁，有時苦思終日，寫不出一個字來，不同於研究科學之有道路，有階梯。所以我常說：假如把作八股文的精神用於研究物質科學，其成效不知有多少倍。
我十九歲時（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為時勢所驅，認為欲有補時艱，有濟國危，隻有投筆從戎，乃考入太原國立武備學堂。越三年，清政府選送日本學習陸軍。山西那一次共去了二十個人，其中我和姚以價、張維清三人是北京清廷給以公費，其餘十七人是省給以公費。當出國之前，山西巡撫（俗稱撫台）張曾等所謂五大憲（撫台、藩台、臬台、學台、道台）對留日學生諄諄告誡：到日本後千萬不可接近革命黨人，以免誤入歧途。提到孫中山先生，尤極盡詆毀之能事。但我一登上日本的船隻，就不禁有無限的感慨！人家船上的員工做甚務甚，謙虛和藹，人少事理，與我們中國人的做甚不務甚，驕橫傲慢，人多事廢，顯然是一個進步與落後的對照。比至日本之初，雖對日本何以國小而強，中國何以國大而弱，不斷在腦中縈回，然因臨行時清官吏之言猶在耳，仍存心拒與革命黨人往來。但逐漸由所聽到的話與所看到的書中，感到清政府誤國太甚，特別是有一天偶爾翻閱保皇黨出刊之《中國魂》，益念知清廷之腐敗無能，清官吏所吩咐千萬不可接近革命黨人的話，至是在我腦中全部消失，遂決心加入推翻滿清政府的革命。
斯時正值孫中山先生在海外倡導革命，我聞其說奮然興起，即由結識而參加其所領導之革命運動。翌年（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中國革命同盟會（簡稱同盟會）在東京成立，我們參加革命運動之同誌，均為同盟會會員。我開始參加革命運動，距我到日之初僅僅三月，而我個人對革命事業之背向，則自覺判若兩人。我由此深深感到為政不可落後了時代，如落後了時代，則所培植之人才，皆為崩潰自己之力量。清政府選送日本士官學校第六批之留學生二百六十餘人，超過前五批的總和，不能說不注重留學生了，但參加推翻滿清政府的革命運動的，也多是我們這第六批留學生，這完全是清政府領導失時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