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年的夏末秋初，山西省國民政府參議員程珩辭職回到了他的家鄉磧口。
原來，“晉西事變”之後，閻錫山因為與共產黨的“合作”實際破裂，蔣介石又以“增援”為名，派胡宗南進占晉東南並一直賴著不走而感到了一種“四麵楚歌”的恐慌。這一情況自然瞞不過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部。他們先派出一個名叫白太衝的漢奸偕日本特務小林高安潛入晉南打探虛實，接著便派人秘密會見閻錫山實施拉攏。閻由此發生動搖。閻錫山先釋放兩名重要日俘，並將他的族孫閻立仁送太原“經商”，以表示對日“友好”之意向。由之，雙方開始了進一步的高層“接觸”。去年11月，閻錫山派趙承綬與日本“山西派遣軍”參謀長楠山秀吉談判。閻錫山為此次談判提出“亞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內政自理”的“四項原則”。趙承綬代表閻錫山要求日方先為山西裝備三十個團的兵力，並將孝義歸還中方。對此，日華北駐屯軍兵務局局長田中隆吉授意太原日軍：“隻要閻錫山肯投降，什麼條件都可以答應，暫時不必斤斤計較。”此一談判一直延續到今年3月，日方答應閻提出的所有條件，雙方簽署《汾陽協定》。
在克難坡，閻錫山上述行動，開始隻有少數幾個最核心的人物了解，一般人隻是隱約聽得些風聲罷了。如此，當《汾陽協定》簽訂的消息真個傳開時，便無可避免地產生了“一石擊起千重浪”的震撼。早在去年冬天，程珩就聽說了閻派人與日方“接觸”的事。這消息讓他半信半疑，內心充塞了無法言表的徬徨與苦悶。年關到來的時候，他的妻子盛秀蘭死難的噩耗傳來。返鄉奔喪期間，他是深切感受到“百感交集”的滋味了。作為丈夫，他感到有愧，愧對妻子多年來對他的那份情意。他為自己未給妻子應享受的珍愛和嗬護倍感內疚。說起來，他們成親已有十多年了，可他仿佛剛剛發現妻子原來竟是這麼一個剛烈的女性。一時間，妻子那一雙怪模怪樣的小腳竟也變得美麗無比了。站在她的靈前，他感到了自己的渺小。日本鬼子，這是整個中華民族不共戴天的仇敵。在這個仇敵麵前，他沒有做到她那樣的英勇無畏啊！於是他的思維又回到了克難坡。彷徨與苦悶已為憂慮和焦灼所取代。喪事過後，他匆匆返回任上。
克難坡幽暗陰冷依然。
當那《汾陽協定》簽訂的消息傳入程珩的耳廓時，他在一瞬間的錯愕過後，內心便隻剩“憤怒”兩個字了。作為省府參議員，他當即去見省主席趙戴文。趙戴文客氣地請他坐下品嚐“雲霧”，對他妻子的英勇犧牲極表讚佩與痛惋，又不厭其煩地詢問他返鄉奔喪的種種見聞，卻絕口不正麵回答程珩提出的問題。最後，當程珩憤怒地質問：“《汾陽協定》的事您到底知道不知道？您到底持何種態度？”趙戴文才說：“程先生您放心。我趙戴文向來對司令長官都是言聽計從，但在這件事上絕不含糊。如果他真的投降日本人，我寧肯跳黃河去死，也絕不跟他回太原去事敵。”與趙戴文這一“宣言”相呼應，晉係軍政幹部中的大多數都明確表態，絕不與鬼子妥協。而此時蔣介石也已偵知閻的這一動向，一麵派出大批特工對閻實行嚴密監視，一麵答應閻：中央將酌情在兵源、裝備等方麵給山西以補充。就在程珩會見趙戴文三天後，閻錫山親自主持召開了軍政幹部代表座談會。程珩也被邀請參加了。閻錫山在會上慷慨陳詞：我閻百川（閻錫山字）自打“七七”事變以來，是沒有一天不想和日本人拚命的。諸位想必沒有忘記綏遠戰役吧？從那次戰役開始，我已經把自己的身家性命都押上了。可說到底，“拚命”拚的是金錢呀！老蔣捂著兜兒給不了咱幾個大子兒，反倒派來個胡宗南賴在咱屋裏不走。大夥想想他這是要幹甚？還不是想從咱錢櫃櫃裏搶錢啊？共產黨哩，現在他是既防著咱搶他的錢，還想著從咱這搶錢。咱麵對這樣一種情況該怎辦嘛？我還是那句老話：存在乃發展之根本。咱得學會在三顆雞蛋上跳舞。現在我朝思暮想的是怎麼把日本人兜兒裏的錢弄出來武裝起咱三十個團的兵力。咱武裝起這麼些軍隊為幹甚？我閻百川不想受老蔣和共產黨的擺布，難道就想受他洋鬼子的擺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