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總是故意折磨人，往往向你發出突然襲擊，叫你措手不及，又迫使你學會應變的本領。本來，汪精衛決定在七月五日上午，與梁鴻誌舉行第二次會談，下午訪問土肥原，與他商談與吳佩孚的合作問題，六日上午召開高級幹部會議，研究《中華日報》複刊、建立通訊社和廣播電台，以及召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等問題。現在，薑國保的被捕，使汪精衛等人預感到潛藏著可怕的禍患，不得不臨時改變計劃，將與梁鴻誌的會談改在五日下午舉行，高級幹部會議提前在五日上午十點召開，訪問土肥原隻好推遲到明天上午。
會議在二棟一樓小會議室舉行。汪精衛用不安的眼神，向一張張不安的臉掃了一眼，見有資格與會的三十八人都到了，為了不失身份，極力抑製著內心的慌亂，用沉靜的語氣將劉阿三被殺，陳明生被釋放回來所報告的情況說了一遍，然後說：“因為薑國保對我們的情況比較了解，有必要采取適當的對策，以防萬一。下麵，請諸位發表意見。”
薑國保究竟是怎樣被捕的，誰也不摸底，一時不知從何說起。於是，出現一陣難堪的沉默。
“當然，這件事沒有必要大驚小怪，我們研究對策，無非是防患於未然。”汪精衛見大家緘口不開，趕緊開導一句“薑國保與陳恭澍是表兄弟，即使陳恭澍發現他暗中倒向汪主席，也不至於讓他戴腳鐐手銬。他的被捕，很可能是戴笠插了手。”周佛海首先發言。他說到這裏，一顆心好像掉在冰水裏，瑟瑟抖了起來，不敢繼續想下去。但是，作為汪精衛集團的主要成員，卻又不能不想。
“薑國保被捕之後，可能出現三種情況。一是利用他的智慧和意誌，矢口否定投靠汪主席；二是經不住嚴刑拷打，和盤托出；三是他因此立了功，戴笠讓他打到我們的陣營中來，那就不堪設想。”他的推理令人無法置疑，令人佩服。
“我讚成周先生的分析。”褚民誼從周佛海的判斷中得到某種啟迪，頓時頭腦清醒了許多，“為了對付周先生分析的第二種情況，有必要對一一三六弄和七十六號兩處地方加強防患措施，在座諸位外出一定要慎之又慎，散居在外的特工人員必須立即轉移住地。”
“佛海和重行二兄的意見很好。”汪精衛馬上拍板，“對於加強兩處地方的防患措施，請默邨、士群二兄拿出具體方案來。散居在外麵的特工人員轉移後，其房租費用概由特工組織負擔。”他心中一陣顫栗，“如果薑國保能夠活著回來，必須對他進行嚴格審查，千萬不可大意。”
“對於加強兩處地方的防患，我們負責到底。”丁默邨自信地說，“我剛才與士群兄簡單交換了一下意見，準備在兩處地方原各有四個瞭望哨和八挺機槍的基礎上，再各增設四個瞭望哨和八挺機槍。這樣，四麵八方都有保障。”
“我們與日本駐上海憲兵部隊早有密約，一旦需要，隻要去個電話，他們可以在十五分鍾內開來幾百部隊。”李士群一副穩操勝券的表情。
“好，好！”汪精衛很滿意，“請特工組織派人帶一千元錢去劉阿三家，為劉阿三安排喪事。另外，派人給陳明生送二百元錢去養傷。還有，派茅子明帶一千元錢去薑國保家，要喻春蘭將錢送給陳恭澍，請他設法營救薑國保。並要喻春蘭設法與丈夫見一次麵，暗地告訴他，我們正在設法營救，要他堅強些，千萬不可吐露真情。”他的話既有關懷，又有著豐富的人生經驗所賦予的深沉。他用灼熱的目光望著李士群和汪曼雲，接著說：“贏得時間就是勝利。請士群、曼雲二兄暫時退席，分頭落實剛才所布置的任務。”
“我們一定在一個小時之內將這些任務落實好。”李士群恭順地說罷，與汪曼雲走了。
接著，林柏生彙報《中華日報》的複刊問題。這家報紙是一九三二年一月，汪精衛出任行政院長不久，挪用鐵道部二十萬元公款，由林柏生負責創辦的汪係報紙。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上海淪陷後，遵照汪精衛的意見，《中華日報》停刊，報紙的工作人員去了香港。一個月之後，經當時日本駐華大使川樾茂與駐滬日軍交涉，將報紙的印刷設備和餘下的二十多令紙張運去香港，在那裏創辦《華南日報》，仍由林柏生任社長。林柏生說：“遵照汪主席的囑咐，《華南日報》仍然作為民間報紙在香港繼續辦下去，因此，《中華日報》的一切設備必須重新添置，工作人員也必須重新物色和招聘。經過十多天的籌備，印刷機器、紙張和無線電收發報機都已購買回來了。工作人員，因考慮到要兼顧辦報、辦通訊社和辦廣播電台，計劃招聘五十人，已經到了四十二人，其中三十五人為編輯記者，他們正在進行準備工作。我們計劃十日報紙正式複刊，通訊社和電台也在同一天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