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份特急絕密電報，通過無形的電波，由德國柏林飛向日本東京，又由東京飛向中國南京，再由南京飛向柏林，如此輾轉循環，周而複始，德國、日本法西斯背著中國人民，正在秘密醞釀著一個罪惡的陰謀：引誘中國政府向日本侵略者投降！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三日淩晨五點，在東京的德國駐日本大使館一間陳設講究的樓房裏，電燈光通過燈泡上那層淺藍色透明紙的映照，顯得柔和而舒適。剛從日本外務省回來的狄克遜，每根指揮興奮的神經都在愉快地活動著。熟悉狄克遜的人知道，他隻在四年前的十二月二十八日就任大使，偕太太第一次進入這間房子時這麼興奮過。
“日中停戰和談，不僅明朗化了，而且條理化了！我們近兩個月的操勞，總算沒有白費力氣！”狄克遜走到床邊，對剛從睡夢中醒過來的太太說。
“看你高興成這個樣子！”狄克遜太太披衣坐在床上，揉了揉惺忪的睡眼，望了望掛在牆上的大圓鍾，“接近黎明了，你快睡一會吧，親愛的！”
“不！我得馬上把好消息告訴牛拉特先生。”狄克遜盡管徹夜未眠，但毫無倦意。他不願意喊醒譯電員，急忙走到發報機旁，端端正正地坐下來，得意地搖晃著腦袋，熟練地按動著發報機的電鍵，將三百四十五號電報，分別發給德國外交部長牛拉特和德國駐中國大使陶德曼，向他們密報日本侵略者向中國政府提出的誘降條件。
當電報的最後一個德文字母，在“嘀嘀嘀嘀”聲中發射空間時，他忽然想起，作為政府外交參謀的駐外使節，不隻是做機械的傳聲筒，還應該有自己鮮明的觀點，便在電報的末尾加上了這麼一段話：“照我看來，這些條件是溫和的，南京政府是可以接受的，也不至於丟麵子。建議對南京政府施加壓力，迫使它接受這些條件。”
電報越過遼闊的亞洲和歐洲大陸上空，飛到波羅的海彼岸的德意誌首都柏林，因東京與柏林之間有八小時的時差，當收報員將它送到牛拉特手裏時，已經是十一點五十五分了。正準備回家吃午餐的幾位外交部主要官員，被牛拉特激動的語言鎮住了：“先生們！我們盼望的好消息，終於從東京傳來了。”
牛拉特打開大立櫃，拿出一瓶白蘭地，給每人斟了滿滿的一杯，欣喜地舉杯說：“大家知道，我們之所以為日中停戰和談出力，就是為了幫助我們的盟國朋友在中國獲得更多更實惠的利益，並讓日本朋友騰出手來，去對付我們的共同敵人蘇俄，去征服東南亞各國，同時，促使日本把山東省歸還中國，也就是促使日本恢複德國在山東的一切特權。先生們！讓我們為祝願這一計劃的實現而幹杯！”
牛拉特顧不得回家吃午餐，馬上要他的女秘書希烏利太太，以一百六十二號電報密令陶德曼：
“請將狄克遜在三百四十五號電報中所說的日本提出的和談條件通知蔣介石。我們覺得那些條件可以被蔣介石所接受，作為開始談判的基礎。蔣介石對那些條件的反應如何，等待著你的報告。”
陶德曼收到牛拉特的電報，已是晚上二十點。他看完電報，躺在睡椅上，興奮地揣測著。蔣介石對和談條件是愉快的接受，還是憤怒的拒絕，或者是裝出一副可憐相而討價還價？
第二天上午七點二十五分，一輛嶄新的德製黑色轎車，沐浴著失去了威力的初冬陽光，從南京黃埔路黃埔軍官學校駛出，直奔設在丁家橋的國民黨中央黨部。
坐在駕駛室的衛士王陵發，兩眼透過玻璃窗，盯著前方，盯著鬧市行人，全神貫注地捕捉可能發生的異動。
蔣介石斜靠在第二排座位上，閉著眼睛養神。他顯得很蒼老，頭發已經謝頂，臉上刻著道道皺紋，看去仿佛年過花甲的老人。其實，他度過五十壽辰才兩天呢。與蔣介石坐在一起的是錢大鈞，他原是國民黨軍第十三軍軍長，從一九三五年冬開始，擔任蔣介石的侍從室主任、衛隊長、侍衛長。去年十二月西安事變時，錢大鈞和蔣介石一起在西安。十二日晚上，錢大鈞一聞警訊，立即下令其警衛隊抵抗事變的發動者，他因此受傷被俘。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他於十二月二十日獲得釋放。從此，蔣介石把錢大鈞視為心腹。
“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全國武裝的弟兄們，抗戰的一天來到了……”
“打殺漢奸，打殺漢奸，漢奸是當前的禍患……”
雄壯而憤怒的歌聲，擾亂了蔣介石的靜養，他微微睜開眼睛，見一支由萬餘名青年學生組成的學生軍，一個個背負軍包，肩扛槍支，正朝氣蓬勃地與蔣介石乘坐的轎車相向前進，開赴抗日前線。沿街的市民們目送著士兵們走過去，一個個臉上露出自豪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