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鄙！”汪精衛很氣憤，“不僅可鄙，而且可惱！”
“我說：蔣先生說話要負責任。我出差廣西、廣東一個多月，一直沒有與汪主席聯係，等我回到南京，汪主席已在幾天前去武漢了。你根據什麼說是汪主席說給我聽的呢？希望你把問題說清楚。”
“我見老蔣默默不語，以為他感到失言而愧疚，打算原諒他。可是，他又‘唵’出一句使人氣惱的話來！”“什麼話？”汪精衛忙問。“老蔣說：‘我本來是明容共，暗反共，現在，唵，既然有人反對國共合作，我偏要堅持合作到底！’我也不示弱，說：‘既然如此，我偏要堅持反到底！’他瞪眼睛我也瞪，反正我不讓步。”
“後來呢？”
“後來，唐孟瀟進來向老蔣報告南京的防守情況，從中勸了幾句，我就走了。”
汪精衛笑著稱讚說：“公博！你不愧為反共英雄！”
也許有人對陳公博曾經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代表，卻如此堅決反共而不可理解吧！其實，隻要看看他在《少年時代的回憶》、《我與共產黨》中的自白，了解他加入共產黨前後的思想狀況，問題就十分清楚了。
陳公博自認十五六歲時“是個浮囂使酒罵座的少年”。這句話活畫出一個言行輕浮而囂張，好酒貪杯，動不動就使拳頭的小流氓形象。二十五歲進北京大學以後的三年大學生活，是“養心性，寡交遊”，連“五四運動也引不起我的興趣”，“故沒有努力參加”。他感興趣的是什麼呢？“我們為了製造新貴人，抓住好機會往上爬”，與譚平山、譚植棠“等密友組織十人團以相互砥礪”。一九二0年，陳公博在北京大學哲學係畢業後回到廣州，在廣東教育會任評議兼廣州宣講員養成所所長時，見俄國十月革命成功，滿以為走俄國革命的道路，是“向上爬”的“好機會”，加之在北京大學讀書時和陳獨秀是師生關係，接受了陳獨秀的意見，與譚平山、譚植棠在廣州成立共產主義小組。但在上海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時，發生法國巡捕搜查會場的情況，他害怕了，沒等會議結束，便帶著新婚妻子李勵莊去杭州遊覽去了。一九二二年陳炯明公開叛變孫中山，中共中央認為陳公博與陳炯明關係密切，對他進行審查，他自認：“對此大為不滿，我就自行宣布退出共產黨。”所以，陳公博堅決反共一點也不奇怪。
“公博！你堅持得很對。不把第二次國共合作反掉，對中日和談總是個障礙。”汪精衛笑笑，“還有什麼新情況嗎？”
“昨天下午見到亞洲司司長高宗武，他告訴我一個重要情況。”陳公博說，“高宗武說，三日上午陶德曼又會見老蔣，轉告日本政府的意見，關於中日和談，限定中國政府在十二月十五日前做出答複。老蔣要求把限期推遲到十二月底。德大使表示努力說服日本政府接受這個限期。陶德曼還說，限期一過，日本當采取斷然措施。”
“斷然措施？”汪精衛把臉偏向窗子，思索了一會，“日本當局將采取怎樣的斷然措施？公博你想過沒有？”
“我想過。”陳公博果斷地說，“不外乎兩個方麵：一是軍事上更猛烈的進攻，二是政治上迫老蔣下台。”
“迫老蔣下台？”汪精衛喜上心來，“何以見得？公博！”
“因為日本人素來看不起姓蔣的，這一次，又對老蔣在和談中表現的優柔寡斷，極為反感。”陳公博爽然一笑，仿佛蔣介石已經下了台似的。
希望蔣介石下台，由汪精衛取而代之，這是汪精衛之流多年來的夙願。
這時，陳璧君和廚工端來了四菜一湯。汪精衛心情振奮，從立櫃裏拿出一瓶茅台和兩隻酒杯，斟了兩杯，高興地對陳公博說：“來！我陪你喝兩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