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對汪精衛在會上的言行半信半疑，也對依靠國際力量製止日寇的野蠻大屠殺持懷疑態度，但是，他仍然語調激昂地說：“我看啦，唵，麵對日寇的大屠殺，措施上要雙管齊下。這個這個，一邊以政府名義致函各大國，一麵由外交部長亮疇兄會見各國駐華使節，向他們揭露，唵，譴責。這兩件事，就由彥及、亮疇二兄分別負責。為了爭取時間，唵，二位現在就退席！”
“這函怎麼擬，請委座明示一下要點。”陳布雷離開座位走了兩步又站住了。
“就按照汪先生剛才說的精神去擬吧！”蔣介石想了想，說道：“這個這個，唵，不外乎兩個內容。一是揭露譴責，二是要求國際出麵製止。”
陳布雷和王寵惠走後，會議轉入第二個議題：討論南京失陷後的對日政策。與會者對日寇的殘暴普遍地表示憤恨，加之汪精衛的慷慨陳詞，大家一致認為，南京失陷後的對日政策是立足於打！並且建議軍事委員會和國防最高會議立即聯合召開高級軍事會議，對下一步的抗戰進行具體部署。接著，蔣介石將國民黨政府擬定的“國家至上，民族至上；意誌集中，力量集中；抗戰第一，勝利第一”三句抗戰口號解釋一遍，算是會議的總結，然後問：“汪先生和馮先生還有什麼意見，唵？”
汪精衛搖搖頭，說：“沒什麼意見了，一切遵循蔣先生剛才說的去辦。”
“我還要說幾句。”馮玉祥大大方方地在主席台上一站，“有些人總喜歡把我馮玉祥與共產黨劃等號。哈哈！鄙人感到不勝榮幸之至。”馮玉祥見他的話把會場鎮得鴉雀無聲，神情激憤地說：“有些人說我與共產黨在抗戰問題上天天唱高調。唵！說天天唱有點言過其實。比如說，昨天我感冒發高燒，一句話也沒有說哩！好吧，為了彌補昨天的不足，今天要多唱幾句高調，不管在座諸位之中有沒有人反對。”
馮玉祥從戰略戰術上，分析了南京失陷後敵我力量的對比，認為隻要全國上下忠實履行剛才蔣介石講解的三句抗戰口號，抗日戰爭必定獲得完全勝利。
“兩天前，聽一位朋友說，有那麼幾位先生成立什麼低調俱樂部，專門對付共產黨與馮玉祥、李濟深、蔡廷鍇之流唱的高調。”馮玉祥有點暴躁了，“如果在座諸位中有低調俱樂部的成員，那麼，請上台來唱唱你們的低調，我們不妨論戰一番！”
汪精衛不禁臉上一陣發燒，陳公博心裏一陣急跳，周佛海腦袋裏嗡嗡作響。蔣介石心裏一怔，很快鎮定過來，裝出一副吃驚的樣子，說道：“低調俱樂部？這是什麼人，這個這個，搞的什麼名堂，唵？”
馮玉祥知道低調俱樂部的出籠過程，為了團結爭取大家抗日，就轉變語調說：“我相信在座諸位都是抗日的，不會有低調俱樂部的成員。大家看，沒有人上台來唱低調嘛！”他把臉轉向蔣介石，“關於低調俱樂部的情況，今天不必細說。如果你不知道，請注意觀察。”
其實，對於低調俱樂部的情況，蔣介石不僅知道，而且一出籠就得到他的支持。
事情得從十一月十六日說起。這天，汪精衛在上海西流灣八號周佛海公館吃午飯，同席者還有陳公博、國防最高會議副秘書主任兼汪精衛的政治顧問陶希聖、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法製專門委員梅思平、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高宗武、《獨立評論》主編胡適和香港《華南日報》主編林柏生等人。席間，周佛海對胡適說：“適之兄！現在進入抗戰時期，你那個《獨立評論》的調子也得轉一轉，如果還是一味地發表攘外必須安內和主張中國全盤歐化方麵的文章，隻字不提抗戰，大有世外桃源之嫌哩！”
“次長大人要《獨立評論》的調子轉一轉？對不起！不轉。坦率地說，我對抗戰必勝缺乏信心，絕不跟在共產黨和馮玉祥、李濟深之流的屁股後麵唱抗戰高調。那簡直是自欺欺人嘛！”胡適與周佛海之間感情甚好，說話很隨便，“我就不怕你這個宣傳部次長把我的刊物封閉！”
“本人當然不敢在太歲頭上動土。”周佛海手裏的象牙筷子在鑲著金邊的飯碗上“當當”敲了兩下，“但是，貴刊不隨時代潮流恐怕不行啊。你老兄不唱高調，難道不能唱唱低調？”
“妙，妙！‘低調’者，‘反調’也！但聽起來似乎比‘反調’舒服。”陶希聖連聲叫好，“用唱低調來對付唱高調，針鋒相對，實在是妙！”
“我讚成唱唱低調，但我的《獨立評論》依然要保持它的獨立性，宣傳它的既定宗旨。因為它的宗旨是委座和蔣夫人親自製定的，鄙人不敢有違。”胡適傲慢地一笑，“不過，我可以寫點唱低調的文章，在別的報刊上發表，讓那些唱高調的先生們頭腦清醒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