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衛精神格外爽快，仿佛一下子年輕了許多，“有日本的支持，有歐洲一些大國的支持，有國內一批有聲望和有權勢的同誌支持，我們不是孤立的。”說到這裏，他語調更顯得激昂有力，“當然，我們的事業將不可避免地會引起一些人的非議。依我看，大凡不被非議的人都是平庸之輩。世界上一切新鮮的事物，都是在非議中逐漸被人認識。真理，也是在非議中得到確立。哥白尼的日心說，不是在非議中得到認識和確立的嗎？國父的三民主義學說，不是在非議中得到認識和確立的嗎？意大利著名詩人但丁的《神曲》裏有句名言：走自己的路，讓別人非議去吧！”
“是的，我們必須堅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陳公博因過於興奮，仿佛在舞台上做詩朗誦似的，用抑揚頓挫的語調，朗讀起清代鄭板橋的《竹畫題詩》來：“咬定青山不放鬆，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南西北風。”
汪精衛的話和陳公博的詩朗誦，在同路人中起到的作用，就像一泓新鮮的泉水，緩緩地流過心田，清新，舒暢，振奮。
接著，大家懷著愉快的心情，就締結中日防共協定、承認偽滿洲國、日本交還在華租界和廢除治外法權、允許日本在內蒙駐兵、除駐內蒙以外的日軍撤退、中日聯合開發華北經濟、臨時、維新兩個漢奸政權的處理、汪精衛逃離重慶、以汪精衛為首的新政權的設置以及它的軍隊和財政等問題，擬定了一個原則性的方案。
“在會談中，很可能遇到沒有想到的問題，那就由梅先生和高先生做主吧。萬一需要商量，要周隆庠先生回重慶一趟。”汪精衛囑咐說。停了停，他把臉轉向陶希聖，“彙曾兄！你重返香港以後，把我們剛才所研究的，向顧孟餘、林柏生、李聖五三位先生說說，若他們有不同意見，迅速回重慶商量解決，然後通知在上海的和談代表。”
第二天，梅思平懷揣著投降方案，心中湧起一股隻有特命全權大使出使他國時才有的豪情，從重慶飛往香港。幾天之後，他與高宗武和周隆庠分別乘日本、法國、英國的輪船從香港到了上海。
會談地址設在上海虹口公園附近一所無人居住的房屋裏。它原是一個新加坡華僑的別墅，曾經租給國民黨軍一個師長使用。上海失守後，租主一家離開上海，日本特務頭子土肥原住過一個多月，從今年一月起它一直空著。別墅四周的水泥牆壁上，布滿了斑斑點點的彈痕，仿佛患過天花病者的麻臉。這是日寇在淞滬戰爭中留下的罪跡。隻有大門口上方，那鐫刻在青石板上的“重光堂”三個顏體大字依然完好無損。幾天前，影佐和今井雇人把房屋打掃幹淨，又向日本經營的東亞旅館借來桌椅、床鋪、炊具和兩個日籍女仆，為會談做好了一切準備。
十四日上午八點，日汪會談開始。會場的布置顯得寒磣和單調。會議桌是用兩張油漆剝落的書桌拚湊而成，它的四周擺放著孤零零的五張骨牌方桌。桌子中央，交叉豎著臨時用紙糊製而成的中日兩國國旗，不知是糨糊用得過多，還是製作者心粗手拙，旗麵很不平整，宛如兩張老寡婦的臉，缺少生機和活力。五隻盛著泡茶的粗瓷茶杯，傻氣十足地張著大嘴，正連連打著冒熱氣的哈欠。四周的牆壁，因空無一物而顯得格外蒼白無力。
影佐仿佛意識到有什麼不祥之兆，手在會場空間有勁地劃了個弧形，聊以自慰地說：“先生們！會場雖然很簡陋，但是，一個舉世矚目的協議將在這裏產生，一個充滿青春活力的中國新政府將由此而屹立於世界的東方！從這個意義上講，這是一個生機勃勃的會場，是一個神聖的會場，是一個永遠值得紀念的會場。”他之所以如此大言不慚，因為胸中無侵略者必敗這個真理。
“敝國唐代詩人劉禹錫的《陋室銘》說得好：‘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會場雖然簡陋，但今後的重光堂將由此而聞名於四海哩！”梅思平滿以為他們即將建立的傀儡政權會長命，“到時我向汪先生建議，將重光堂辟為革命紀念地。”
“好！我建議我們五個人散會後，去照相館拍張合照，以便今後在這裏陳列。”今井甜滋滋地說這話時，自然不會想到這是夢幻泡影，更不會想到一九四五年的八月二十一日，他會代表日本侵略者赴湖南芷江洽談受降儀式。這正是人的悲劇所在。
“親愛的先生們！日華和談停戰會談現在開始。我們雙方是平等的，不設會議主持人，我作為會談工作的籌備者先講幾句話。”影佐越說越神氣，“雙方代表受各自政府的委托，胸懷恢複日華和平的誠意，肩負著重大的曆史使命歡聚重光堂，其意義非常深遠，這將在帝國史上，中國史上，世界史上大書特書一筆，也將為作家們提供一個傳世之作的文學創作題材。下麵，請華方代表梅先生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