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林斯基認為赫爾岑（1812—1870）的才能的“主要力量”在於“思想的威力”，稱他為“人道的詩人”。他是俄國革命活動家、作家、政論家、哲學家。
1812年4月6日，赫爾岑出生在莫斯科。自幼深受十二月黨人的影響，14歲的赫爾岑與朋友奧加遼夫在莫斯科麻雀山上發誓，決心繼承十二月黨人的革命傳統，“替那些被處死刑的人報仇”。1829年秋，赫爾岑進入莫斯科大學數理科學習。他與奧加遼夫等人組織革命小組，研討社會政治問題，關心西歐革命運動，宣傳資產階級啟蒙主義、空想社會主義思想。1833年大學畢業後，赫爾岑本來計劃出版宣傳革命思想的刊物。沒料到，1834年他和小組成員一起被捕，罪名是“對社會極其危險的自由思想者”。他先後被流放到彼爾姆、維亞特卡和弗拉基米爾等地。幾年的流放生活讓赫爾岑親眼看到沙皇尼古拉一世官僚機構的腐敗和農奴製度的殘酷，從而更加堅定了他反對封建專製和農奴製的革命立場。1840年赫爾岑刑滿獲釋，卻又因沙皇政府的特務截獲了他斥責彼得堡警察不法行為的書信而再次被流放。直到1842年，他才回到莫斯科。
1842—1847年，赫爾岑從事緊張的創作活動。他常以伊斯坎德爾的筆名，在《現代人》和《祖國紀事》兩個進步雜誌上發表政治、哲學論文和文學作品。
在大學讀書時期，赫爾岑寫過一些有關自然科學的論文，讚同意識和物質相統一的唯物主義觀點。19世紀30—40年代，他一麵繼承拉季舍夫和十二月黨人的唯物主義戰鬥傳統，同時批判性地研究了18—19世紀上半葉的西歐哲學。赫爾岑曾對俄國青年為之傾倒的黑格爾哲學進行了艱苦的理論探索，接受了其辯證法的積極因素，同時也發現了黑格爾社會政治觀點的保守性和反動性。赫爾岑在哲學方麵的突出貢獻，在於他發現了黑格爾學說中這個主要矛盾，反對黑格爾“一切現實的都是合理的，一切合理的都是現實的”錯誤結論，努力論證革命鬥爭和變革現實的必要性。他把辯證法看做“革命的代數學”。他在自己的主要著作《科學上一知半解》（1842—1843）和《自然研究通信》（1845—1846）中號召“必須戰勝黑格爾的原理”，嚴厲批判了哲學研究脫離現實和政治的傾向，主張哲學應同反對專製的革命鬥爭聯係起來。列寧曾讚揚說：赫爾岑“在19世紀40年代農奴製的俄國，竟能達到當代最偉大的思想家的水平”，他“已經走到辯證唯物主義跟前，可是在曆史唯物主義前麵停住了”。
赫爾岑認為文學創作可以使俄國人民聽到“自己憤怒與良心的呼聲”，幾年的流放生活更加激發了他的創作熱情。從1841年起，他在短短幾年裏創作出了《誰之罪？》、《偷東西的喜鵲》和《克魯波夫醫生》等作品。長篇小說《誰之罪？》（1841—1846）描寫3個出身不同的青年的愛情悲劇以及他們周圍的人物，揭露農奴主的殘酷專橫，指出造成悲劇的真正罪人是農奴製。貴族青年別裏托夫形象的塑造，豐富了俄國文學中“多餘的人”的畫廊。中篇小說《偷東西的喜鵲》（1848）寫一個農奴出身的女演員的血淚史，揭露了摧殘人的尊嚴和創造才能的專製農奴製度。
《克魯波夫醫生》（1847）辛辣地諷刺農奴製社會的“普遍瘋狂”。這一時期的作品具有濃厚的政論色彩，對生活的真實描寫、人物的深刻心理分析同富於激情的哲理性議論相結合，在俄國社會心理小說中別開生麵。
1847年3月，赫爾岑一家來到孕育革命風暴的法國，但巴黎社會的“道德墮落、精神萎靡、空虛和淺薄”卻令他失望。同年10月，赫爾岑趕往爆發了民族獨立運動的意大利。當他在羅馬聽到法國爆發1848年二月革命的消息時，又急忙趕回法國。二月革命的勝利果實很快落入右翼大資產階級共和派手中。在5月15日巴黎工人的反政府示威中，赫爾岑親眼看到資產階級出動軍隊驅散工人隊伍的可怕情景。他把這次事件及稍後發生的血染巴黎街頭的六月工人起義，稱之為“我一生的轉折點”。資產階級槍殺無產者的嚴酷事實，打破了赫爾岑對資產階級共和國和資產階級民主的幻想。而那些高唱自由的小資產階級空想社會主義代表人物在歐洲革命中充當資產階級的幫凶，又使赫爾岑對自己多年追求的空想社會主義學說產生了深刻的懷疑，因而陷入極度的悲觀失望中。赫爾岑的悲觀情緒就反映在他寫的《來自彼岸》（1847—1850）和《法意書簡》（1847—1851）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