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裏·皮達科夫是最有天賦最受尊敬的布爾什維克之一。十月革命爆發時，27歲的他已有12年的革命經曆了。他的哥哥是基輔布爾什維克原地下組織負責人，於1918年被白匪抓獲英勇犧牲了。皮達科夫當時得知噩耗後，立即請求列寧免去他擔任的國家銀行第一政委的職務，派他去烏克蘭參加地下鬥爭。皮達科夫後來被選為烏克蘭蘇維埃人民委員會第一任主席。國內戰爭時期，他作為工農紅軍的創建者和優秀將領之一，先後指揮過第13軍和第6軍，後來又成為第16軍革命軍事委員會成員，在波蘭前線作戰。
1936年8月底，還沒有從第一次莫斯科審訊結束緩過氣的偵訊人員們又被召到秘密政工局。莫爾恰諾夫向他們宣布：“今年，你們不得不忘掉休假，因為偵訊工作並沒結束，這才僅僅是開始！”第二次審判的主要對象是皮達科夫、拉狄克、謝列布裏亞科夫、索科利尼科夫等人。
有個審訊員試圖逃避這項新任務，散會後就跑到內務部醫院，真真假假地訴說了一番病情，指望弄張病假條。當然，這條路是走不通的。
第二次審判的預審還沒開始。1936年9月1日，也就是在槍斃了季諾維也夫等老布爾什維克後的第6天，亞果達和葉若夫從監獄和集中營裏挑選出5000名當年參加托派最積極的布爾什維克黨員，未經任何審判就把他們集體秘密槍決了。
針對老布爾什維克的第二次和第三次莫斯科審判的秘密準備情況，是極少有人知道的。但是，通過一些被派到法國和西班牙執行任務的內務部“消息靈通人士”之口，人們還是了解到有關的一些內幕情況。
1936年底，內務部偵訊人員起先得到的指示是：皮達科夫、拉狄克、謝列布裏亞科夫、索科利尼科夫等人的罪名是參加過所謂的“平行總部”，即以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為首的“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聯合總部”。其實，這比上次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的罪名輕多了，因為他們還沒來得及實現自己的犯罪預謀，就被搗毀了。
沒過幾天，事情突然發生了變化：得到命令，中斷一切審訊，等候新的指示。
偵訊員們在暗中猜測會不會取消這次審訊。他們出席了葉若夫親臨會場坐鎮、由莫爾恰諾夫主持的一次緊急會議。任務變成了要揭露受審人企圖借助德、日兩個帝國主義國家的力量奪取蘇維埃政權並在蘇聯複辟資本主義的罪行。
按照新的任務，被告們將從罪過較輕的“平行總部”成員“升級”為德國法西斯的間諜了。考慮到偵訊人員難以向自己原來的受審人交待（他們都曾向自己原來的受審人許過願，作過說明），莫爾恰諾夫命令他們相互交換受審人。這樣，審訊員就用不著對自己過去的許諾或說明負責了。
內務部頭頭們在準備第二次莫斯科審判的過程中，又起用了幾個內部的特工人員來扮演被告人的角色。這種冒牌貨究竟有多少，外人不得而知，但舍斯托夫和格拉舍是其中兩個。
舍斯托夫和格拉舍都屬於內務部編製內類似“耳目”的秘密工作人員。他們作為特殊的密探，曾被安插進各個企事業單位，負責暗中搜集有關該單位領導和職工的活動情況。這種內務部特工人員都有正式職務作為掩護，所以一般不會引起懷疑。
舍斯托夫原是內務部派到西伯利亞庫茲涅夫煤礦“工作”的。經濟局一位領導曾評價說，舍斯托夫幹特務工作很在行，隻是在經濟問題上手腳不那麼幹淨。格拉舍曾在莫斯科化工局對外關係處擔任領導職務。他的公開職務是聘請外國專家並安排他們來蘇聯後的工作，而他的秘密任務是領導該局的秘密情報網，從國家安全角度對外國專家進行監視。在內務部經濟局內，格拉舍是個很能幹的工作人員。他出生在奧地利，精通好幾個歐洲國家的語言，很善於同外國專家拉關係。通過他的工作，不少外國專家都成了內務部的間諜，有的回國後仍繼續同內務部保持聯係，還經常把自己所在企業的工業情況出賣給蘇聯駐該國情報站。
舍斯托夫和格拉舍都積極參加了第二次莫斯科審判工作。他們認為自己是在執行黨中央和內務部的重大任務。當然他們根本不會想到，這次充當冒牌被告也將被判處死刑，而且不能赦免。
1937年1月，第二次莫斯科審判開庭了。這次共有17名被告人。皮達科夫、拉狄克、謝列布裏亞科夫和索科利尼科夫是其中最重要的人物。
國內戰爭結束後，燃料缺乏成了國家麵臨的最尖銳的問題。就在這個緊要關頭，列寧把迅速擴大頓巴斯煤礦開采量的重任交給了皮達科夫。他沒有辜負列寧的厚望，極為出色地完成了任務。
完全可以說：國家能勝利完成第一個和第二個五年計劃，首先應該歸功於皮達科夫，他才是真正的最優秀的生產組織者。
1931年，皮達科夫被任命為重工業部副人民委員。為什麼是“副”職呢？因為皮在20年代後期積極參加過托洛茨基反對派。重工業部人民委員是奧爾忠尼啟則，盡管他未曾受過什麼教育，對財政和經濟問題更是門外漢。全國各地的工業領導人和黨務工作者都知道：重工業部的實際領導人和國家工業化的靈魂是皮達科夫。就連奧爾忠尼啟則本人也不否認這一點。他經常對皮達科夫說：“您能讓我說什麼呢？您知道，我既不是工程師也不是經濟學家。既然您認為這個方案不錯，那我就用雙手在上麵簽字，並同您一道在政治局會議上去為它奮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