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中蘇兩國因為共同的利益曾走到一起，也曾為各自國家的利益而針尖兒對麥芒兒。發生在兩國之間的那尖銳複雜的矛盾交鋒，對當時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帶來了深刻影響，對當時的世界形勢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1954年，作為蘇共中央第一書記的赫魯曉夫率領龐大的蘇聯代表團訪問中國，參加中國國慶5周年慶祝活動。
10月3日，中蘇兩國領導人在中南海頤年堂舉行最高級會談。中方出席的有毛澤東等國家領導人，蘇方有赫魯曉夫等。會談中，赫魯曉夫問毛澤東：“你們對我方有什麼要求嗎？”毛澤東說：“我們對原子能、核武器感興趣，今天想同你們商量商量，希望你們在這方麵對我們有所幫助，使我們有所建樹，總之我們也想搞這項工業。”赫魯曉夫沒有料到毛澤東會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便急忙以無禮的口氣拒絕道：“搞那個東西太費錢了！我們這個大家庭有個核保護傘就行了，無須大家都來搞。搞那個東西既費錢費力，又不能吃，不能用，生產出來還得儲藏起來，不久又過時了，還得重造，太浪費了！”毛澤東聽後也不示弱：“我們之間在對外方麵，要協調步調，一致對外；在對內方麵，則互相幫助，互通有無，豈不更好嗎？”並提醒說：“赫魯曉夫同誌，你做事要謹慎，說話要注意分寸，要有內外、親疏，不要讓敵人抓住話柄，鑽空子。”
10月3日的會談結束後，蘇聯代表團到各地去參觀。從外地回到北京後，赫魯曉夫又一次向毛澤東提出邀請中國參加“經互會”的事。對此，毛澤東答道：“這對中國的發展建設沒有多大的實際意義。相反，可能麻煩很多，糾纏不清，還會妨礙建設的進展。”赫魯曉夫不死心，還想進一步解釋，毛澤東不願聽下去了，他不容分說地說：“中國沒有必要參加！中國人多，地大物博，什麼都能發展。”赫魯曉夫理屈詞窮十分尷尬。
1958年夏，赫魯曉夫再次訪問中國。這次中蘇兩黨談判的問題，是如何評價斯大林。
大家知道，赫魯曉夫在蘇共20大最後一天所作《關於個人迷信及其後果》的秘密報告，給當時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造成了嚴重的思想混亂。同年10月，在東歐相繼發生了“波蘭事件”和“匈牙利事件”。那時的赫魯曉夫內外交困，地位岌岌可危，他為了得到在兄弟黨內有巨大影響的中國共產黨的幫助和支持，於是就給中共中央發了一封“十萬火急”的電報，請中共火速派人到莫斯科。接到電報，中共中央隨即組成了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王稼祥等人參加的代表團赴莫斯科。在中共代表團抵達蘇聯的第三天，蘇共采取了堅決措施，平息了匈牙利的暴亂，使局勢恢複了穩定。毛澤東針對蘇聯所犯的危害社會主義陣營團結的大國沙文主義錯誤，巧妙地借清代張英的詩，奉勸赫魯曉夫：“千裏修書隻為牆，讓他三尺又何妨。長城萬裏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然而“波匈事件”還在發展，赫魯曉夫的指揮棒不靈了，於是他又請求中國共產黨幫助他收拾殘局。從維護社會主義陣營團結的大局出發，毛澤東要正在印度訪問的周恩來中斷訪問，再度赴蘇調停。1957年1月，周恩來來到蘇聯，並於11日和16日，根據赫魯曉夫的意見去華沙和匈牙利進行訪問。經過周恩來的耐心說服，波蘭和匈牙利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對蘇聯的敵視態度。周恩來回到莫斯科後，根據毛澤東“狠狠地教訓他們一頓”的指示，誠懇地向赫魯曉夫提出批評：“在加強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這個問題上，不能搞大國沙文主義，各國、各黨內部的事應由他們自己處理。有意見可以商量，不能搞外部壓力，幹涉兄弟國家內政。”周恩來的話無疑觸到了赫魯曉夫的痛處，他瞪大了眼睛對周恩來說：“你不能這樣跟我說話，無論如何，我出身工人階級，而你卻是資產階級出身。”周恩來也巧妙地回敬了一句：“是的，赫魯曉夫同誌，你的確出身於工人階級，我出身資產階級。但是，你我都有共同的地方，我們都背叛了自己的階級。”赫魯曉夫聽了，無言以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