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魯曉夫的墓碑很奇特。半塊黑色大理石和半塊白色大理石鑲成一個對比鮮明的框架矗立在兩塊灰色大理石之上，正中的上方是赫魯曉夫的頭像。
這位名噪一時的大國領袖究竟屬於黑色的還是白色的，無人能說明白。在他生前，人們就為他行事的是非議論紛紛，而死後就更為他的功過爭吵得難解難分。多少年過去了，赫魯曉夫依然處於是非不清、功過難明的黑白包圍之中。
這黑白兩色的墓碑是他一生最恰當的寫照。然而，這墓碑卻是和他就藝術問題的黑白進行過激烈爭論的蘇聯著名雕塑家涅伊茲韋斯內雕塑的。那是1971年9月13日，赫魯曉夫的葬禮結束後，赫魯曉夫的兒子謝爾蓋在米高揚的兒子陪同下去拜訪這位雕塑家，請他為赫魯曉夫雕塑墓碑。涅伊茲韋斯內回答說：若是要我雕塑，“我就要按我認為合適的去做”。謝爾蓋同意了。涅伊茲韋斯內問：“為什麼你們認為我會接受這項工作？”謝爾蓋不假思索地說：“這是家父的遺願。”
赫魯曉夫生前在台上時，他所最信任的政治家把他拉下了馬，下台後，那些人避瘟疫一樣回避他。然而，赫魯曉夫執政時最討厭的文人竟然在他下台後成為他的常客。甚至1962年在列寧山（即麻雀山）上的賓館宴會上被赫魯曉夫侮辱至極的著名雕塑家涅伊茲韋斯內還前往農村別墅去看望赫魯曉夫。此舉當然令赫魯曉夫非常感動。涅伊茲韋斯內在接受委托之後說：“死者當眾侮辱我，使我在幾年之內心情鬱悶。但我還是決定為他立碑，因為他值得我這麼做。”
在曾任《真理報》總編輯的謝皮洛夫眼裏，赫魯曉夫是個不讀書、不看報、不能起草文件的不學無術之輩。赫魯曉夫執政期間的全部講話稿都是靠他身邊的秀才們起草的。而當別人起草的文字一經他的口說出來，那裏麵的一切知識、智慧、判斷和預見就都變成他赫魯曉夫的了。他的權力越大，他也就認為自己的學問越來越大。幾乎人間沒有什麼東西他赫魯曉夫不知道。按照他的邏輯，權力就等於知識。赫魯曉夫執政時期有一個顯著特點：他敢於和一切知識分子對話，敢於在一切知識領域中發表意見。1962年是赫魯曉夫的權力的鼎盛時期，所以這時期他會見各種藝術門類的知識分子最頻繁，最敢於對自己本一竅不通的詩歌和小說、繪畫和雕塑大加評論和褒貶。
1962年12月1日，赫魯曉夫去馬涅什展覽館觀看繪畫和雕塑作品展。半個月後，他在列寧山上和著名藝術家和作家會過一次麵。當時，他和抽象派雕塑家涅伊茲韋斯內的爭吵、和詩人葉甫圖申科的對話就是這種典型的會見。著名畫家鮑利斯·朱托夫斯基當年參加了這些會見，並作了詳細的記錄。據他的記錄，赫魯曉夫在參觀展覽時，把涅伊茲韋斯內的作品說得一錢不值，認為“一頭毛驢用尾巴也能塗得比這好”。涅伊茲韋斯內當然接受不了這樣的評價，馬上直言相問：“您不是藝術家也不是評論家，您有什麼根據說這樣的話？”他的話大大觸犯了赫魯曉夫，赫魯曉夫當即反駁說：“我當礦工那會兒是不懂。我當基層幹部時也不懂。可我現在是部長會議主席和黨的領袖了，難道我還不懂嗎？”
赫魯曉夫的話是魯莽的，但卻具有極大的威脅力量。涅伊茲韋斯內麵對此情此景啞口無言，其他在場的畫家們誰也不敢吭聲。
赫魯曉夫確實是魯莽的。他執政後的一切行動都具有這種魯莽性質。他想在這種魯莽中表現他個人的睿智和正確，他從沒有想到自己的言行會有失誤。他把魯莽看成是果敢，把輕率看成是決斷。其實，這不止是赫魯曉夫個人的魯莽和荒唐。這裏還有著無法回避的曆史繼承。在蘇聯的曆史發展中有個現在的人看起來很不正常的思維和行為方式：有了至高無上的權力，也就有了至高無上的權威，權力加權威，這就是萬能和萬知。領袖的一句話就是顛撲不破的真理，最高執政者的一個字就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金科玉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