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魯曉夫時期，蘇聯的經濟、軍事實力與美國相比，還不占優勢。赫魯曉夫隻是全力爭取同美國平等的地位，主張“美蘇合作共同主宰世界”。他提出把“和平共處”作為蘇聯外交政策的總路線。勃列日涅夫執政初期，總體上仍然奉行赫魯曉夫的“和平共處”總路線。比較而言，勃列日涅夫更重視增加物質基礎，擴充軍事力量，加強國防實力。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蘇美在經濟、軍事實力上的對比，出現了有利於蘇聯的巨大變化，這就使得勃列日涅夫有可能調整蘇聯的外交政策，走上公開同美國爭奪世界霸權的道路。
勃列日涅夫當政時期，推行“新經濟體製”，蘇聯的經濟水平和綜合國力有所上升。1965年，蘇聯國民收入隻占美國的60%；到1981年，蘇聯國民收入總值開始占美國國民收入總值的67%；蘇聯的工業總產值1981年為美國的80%以上，居世界第二。
1965—1981年，蘇聯國民經濟固定生產基金增長2.42倍；社會生產總值增長1.46倍；國民收入增長1.44倍，平均每年遞增6.1%，超過西方所有國家，在世界發達國家中僅次於日本；工業產值增長1.77倍，蘇聯的工業產量占世界工業總產量的1/5；農業年均產值，“十五”計劃期間較“七五”計劃期間增長50%多。
在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在經濟實力上同美國的差距從70年代前期便開始逐步縮小，蘇聯二十幾種主要工業品，特別是能源方麵，如電力、原油、原煤、天然氣、鋼等項產品的產量，均遠遠超過了美國，在世界上居於領先地位。經濟實力的增強，為勃列日涅夫調整外交政策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值得注意的是，勃列日涅夫在加強國內經濟發展的同時，對軍事實力、軍事科技的發展予以特別的注意。他認為擁有強大的軍備和核威懾力量是推行外交政策的先決條件。因此，在國內經濟發展中，將85%以上的工業投資用於發展重工業，特別是軍事工業，十分強調發展戰略核武器和遠洋海軍。
勃列日涅夫執政18年，軍費逐年增加，從1965年的326億盧布增至1981年的1550億盧布，前後增長3.75倍，占全國財政支出的1/3。美蘇軍事實力的對比逐步發生了變化。60年代的美蘇軍事實力對比，蘇聯處於全麵劣勢；70年代起兩國大體上相當，蘇聯利用美國陷入越南戰爭不可自拔之機，加快了擴軍步伐。一方麵加緊常備軍備，特別是把海軍從一支近海防禦力量，迅速變為一支相當強大的遠洋作戰力量；另一方麵，加速發展戰略核力量，從1966年起僅用了3年時間，就在洲際導彈、潛艇發射的導彈的數量從占美國的1/3，達到同美國大致相等。並在以後幾年裏，在數量方麵超過美國50%以上。蘇聯的潛艇導彈在70年代前半期趕上了美國，而在70年代中期以後大大超過了美國。
形成這一態勢的直接原因是，蘇聯領導人一直視取得軍事優勢為達到一定政治目的的手段。蘇聯不惜一切代價，動用自己的經濟、科技能力，以求達到對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軍隊占有數量和質量的優勢。勃列日涅夫十分注重實力原則，公開表示要在蘇美競爭中謀求優勢。在國防實力的增長中，蘇聯發展常規力量、海軍力量，而對戰略核力量實行了特別的傾斜，其目標是“依靠戰略核進攻，盡可能多地摧毀美國的戰略核力量，依靠戰略防禦體係，把自己的損失縮小到最低程度”。正是由於蘇聯軍事實力，特別是核武器數量和質量迅速增長，蘇聯才得以最終同美國並駕齊驅地出現在國際舞台上，勃列日涅夫領導的蘇聯才在世界上確立了超級大國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