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劉徹，原名彘（zhì治），是景帝劉啟的第九個兒子，文帝劉恒的孫子，高帝劉邦的曾孫。生於景帝初元年（公元前156年），《漢武故事》說他七月七日晨生於猗蘭殿。後三年（公元前141年）正月景帝劉啟死，甲子日，劉徹即皇帝位，時年十六。景帝朝，屬於史家羨稱的“文景之治”時期。劉徹少年時就生活在這一時期，可謂身當“中外乂安，公私富溢”的盛世。
漢初六七十年包括“文景之治”，實行的是以黃老思想為指導的無為政治。
這要追溯到秦始皇時代。秦始皇確立皇權至上，獨攬天下一切權利，控製政治、經濟、軍事、學術、思想、文化等所有領域，“專任刑罰”，並製定“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的世襲係統。秦始皇死，二世繼位，仍以輔助始皇的李斯為丞相。李斯與韓非是同門師兄弟，代表他的法家思想的著作是《上二世皇帝行督責書》。《行督責書》實在是一篇君主獨裁論，一篇刑政論。它明白地鼓吹“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實行“明君獨斷”、“獨製於天下而無所製”、“獨操主術”、“獨擅天下之利”的“帝道”，實施輕罪重罰的刑政。而秦二世也就以《行督責書》來指導秦政，繼續“繁刑嚴誅，吏治刻深”，弄得國為獄市，天下人人自危。
秦的這種皇權專製統治，在範圍上是全麵專製，程度上是絕對專製，手段上是暴虐專製，時間上是持久專製。這是極典型的完全型的暴君暴政。暴君暴政耗盡了天下財力民力，結果海內愁怨，天下潰叛。如果說秦朝的政治是法家理論在全國範圍內的一次全麵實踐，那麼這是一次失敗的實踐。它所留給後人的，是深刻教訓。
殷鑒不遠，自高帝劉邦起，漢初高後、惠、文、景，幾代人都認真總結與記取秦朝短命的教訓，引以為戒，“撥亂世反諸正”。
漢初君臣，起自草莽，大多曾受秦政之害，他們在感情上厭惡和排斥秦政，才鋌而走險，取而代之。不過他們的經曆也都比較複雜，其中不少是秦王朝的中下層官吏，劉邦是亭長，蕭何是縣主吏，曹參是縣掾，張蒼禦史，叔孫通博士，周昌卒史，任敖獄吏，除了秦法的受害者一麵，又有秦法的執行者一麵，耳濡目染，腦子裏自然很多秦的東西。這複雜的經曆決定漢初君臣複雜而又矛盾的政治性格。他們舉了反秦義旗呼嘯而起，一進關中，占了長安，就接受了秦的國家機器，安堵如故。後來叔孫通損益秦製，製訂漢官朝儀典禮，劉邦也欣然付諸實施。他們也實在提不出一套新的國家政權架構。
漢朝建立伊始，麵對的是殘破不堪的社會，稀稀落落的民戶，以及“天下苦秦久矣”的強大社會心理。漢初，秦末動亂給社會經濟造成的創傷十分嚴重，民無蓋藏，民失作業，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還有不少流亡山澤。田地荒蕪，經濟凋殘，國家窮得連“富有四海”的天子也配備不起四匹一色的馬，將相隻能乘牛車。浩劫餘生的百姓對秦政的嚴酷也記憶猶新，他們切齒痛恨和排斥秦法。封建社會的農民沒有文化，沒有理論，他們根本想不出可以有一個沒有皇帝的國家製度，他們隻有盼望新朝廷改變政策。至於對新朝廷能否實行與秦政不同的新政策，他們也在觀望。一部分人在漢朝建立後還躲亡在山澤，恐怕就存有這種心理。
入關之初，劉邦君臣，就順民心，約法三章，餘悉除去秦法。天下平定後，稍有反複，但嚴酷的社會經濟形勢和民眾疾秦心理，迫使他們冷靜下來，係統地總結曆史經驗。陸賈奉命著《新語》十二篇，總結秦亡漢興及古代國家的成敗。每奏一篇，劉邦無不稱善。《新語》指出秦就失之於“暴眾”。它所提出的統治模式就是無為而治。於是很快繼續“蠲削煩苛”，“約法省禁”。就此奠定了漢初無為而治的理論和政策基礎，延續到文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