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官製
漢武帝繼位不久，建元元年十月召開了《舉賢良對策》會議，即把嚴助等人選拔出來，據《資治通鑒》的記載，董仲舒也是在這次會議中選拔出來的。據說武帝“自初即位，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眩鬻者以千數。上簡拔其俊異者寵用之。莊助最先進，後又得吳人朱買臣、趙人吾丘壽王、蜀人司馬相如、平原東方朔、吳人枚皋，濟南終軍等，並在左右”。據宋朝人王益之所撰《西漢年紀》主父偃、嚴安、徐樂也是在這時被羅致在武帝左右的。《漢書·東方朔傳》就說武帝時期“朝廷多賢材”，並稱讚“武帝即招英俊，程（量計）其器能，用之如不及。”這裏所說“程（量計）其器能”加以任用，就是唯才是舉。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大將軍、大司馬衛青去世，此前霍去病、公孫弘等人也已去世，而武帝的事業仍在開拓之中，在這種形勢下，武帝下了一道《求茂材異等》詔，充分反映了他在用人上唯才是舉的政策。說：
大凡有非常之功，必然要有非常之人。所以有的又狂奔而又踢人的馬能日走千裏，有的士人為世俗所譏議而能立功名於世。駕車不循軌轍奔馳的馬，放蕩不羈、不遵禮度的士人，也在任用之列。因此，令州郡察吏民之中有優異的可以為將相和出使絕域的等人才都要選拔上來。這一詔令中所說“駕車不循軌轍奔馳的馬，不遵禮度的士人，也在任用之列”就是唯才是舉。這與曹操後來在《求賢令》所說“唯才是舉”，有像陳平一類“盜嫂受金”的人也在被推舉和任用之列是完全一致的。因此說漢武帝推行“唯才是舉”的用人政策是實事求是之論並非過譽。
從提拔、任用人的年齡結構來看，有霍去病那樣的年輕人，也有公孫弘那樣60歲入仕、八十而終的老者。武帝對一些無機遇做官的老者深表同情，了解後，也封其為官。《漢武故事》載武帝“至郎署，見一老翁，須鬢皆白，衣服不整，上問曰：‘公何時為郎，何其老也？’對曰：‘臣姓顏名駟，江都人也，以文帝時為郎。’上問曰：‘何其老而不遇也？’駟曰：‘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故老於郎署。’上感其言，擢為會稽都尉。”
上述班固的論述，除了說明武帝求才心切的原因之外，還著重從以下幾方麵說明其用人的多樣性、廣泛性。其一，所用人才的出身職業的多樣性，如有的拔於芻牧，有的擢於賈豎，有的曾為奴仆，有的出於降虜等等。其二，性格的多樣性，有的儒雅、有的篤行（忠實）、有的質直等等；其三，特長和所擔當工作的多樣性，如有的定律令、有的文章好、有的滑稽、有的善於應對、有的長於曆數、有的長於音律，有的長於運籌和管理經濟，有的長於奉命出使絕遠國度，有的能作將帥統兵打仗，有的則受命輔佐幼主等等。各種各樣有才能的人應有盡有。在這些人中，有儒、黃老、法家、縱橫、兵家、陰陽諸家，再加上武帝寵信的方術之士、卜筮之人，戰國時的各家各派幾乎都應有盡有了。因此，可以說武帝的用人的特點之一是：唯才是舉、用人不拘一格。
武帝如此注意選拔人才，是當時時代和他所要從事的事業的需要。因此，就難免與一些大臣發生矛盾。有的大臣思想保守，對武帝所要開拓的事業想都不敢想，所以處處發生衝突，汲黯就是典型的一例。汲黯無疑是一位忠直的臣下，其犯顏直諫的精神也是可貴的。然而，他的保守思想和武帝的進取精神之間存在著尖銳的矛盾，這是汲黯悲劇下場的真正原因。為了事業的成功，武帝就必須注意選拔人才，這是武帝唯才是舉的主要原因。
漢武帝在繼承西漢初期選拔官吏製度的基礎上，大膽發展、創新，形成了適應多種需要，多途徑、多元化的選拔、任用官吏的製度。
1.察舉。漢武帝時的察舉分賢良、孝廉、茂（秀）材異三科。
賢良科。漢十一年（公元前196年），高帝下求賢詔說“賢士大夫有肯從我遊者，吾能尊顯之”，並要求諸侯王、郡守舉薦賢士大夫遣詣（至）相國府，並簽署上姓名、行狀、年紀。如果有賢士大夫而不舉薦即所謂“有而弗言”，免職。這份求賢詔是漢王朝最早要求舉薦賢良的詔書。文帝時開始正式舉賢良，文帝前二年（公元前178年）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及）”。文帝前十五年（公元前165年）“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傅納之言”。漢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詔丞相、禦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後於元光元年五月又詔賢良對策。元光五年複詔賢良文學。武帝以後舉賢良成為定製，曆昭、宣、元、成而不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