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日”
中央黨部舉行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九時，開幕行禮。參加畢，蒞東校場閱兵。
下午，為孫文主義學會事，痛誡惠東升等。
1926年1月1日，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此次大會，以國民黨左派和中共黨人占統治地位。大會主要是處分西山會議派的反共分子和選舉新的中央委員會。
在這次大會上，蔣介石第一次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全體委員共三十六名，其中有中共黨人九名；候補中委中有中共黨人六名。22日，蔣又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全會常委之一，步入中央領導核心組織。下一步是擠掉常委譚平山、林祖涵，以及其他中共黨人。
這一時期，蔣成了廣州的政治新星和新聞人物。他作了不少報告，喊了不少口號，尤其高喊聯俄、聯共，擁護第三國際的口號，“左”得熱辣辣的，令人信以為真。廣州政界和蘇聯顧問們也真誠地為有蔣介石這樣的左派而慶幸。殊不知，廣州的國民政府正在接受一個大獨裁的控製。對此，斯大林當時也完全沒有料到。
蔣介石已經成了實權的鐵腕人物，可以為自己打天下了。
“1月4日”
晚七時，國民政府公宴，即席演講本黨必可統一中國。
曰：“古來賢豪，多為舍身濟世，求立其誌，今欲求主義實行，國家獨立，則一身之榮辱生死，尚有顧慮餘地乎？”(原為：“古來賢豪曆世，本多憂而少樂，有苦而無甘，欲求主義實行國家獨立，民族複興，一生之榮辱生死，皆為一心中事，安有顧慮乎？”)
1月4日，蔣介石專門談到打倒軍閥，統一中國的問題。他認為，打倒軍閥是先打倒帝國主義代理人，實質上仍是打倒帝國主義。因而中國革命的任務是打倒帝國主義，不承認有反封建的任務。從此，蔣開始向封建主義的立場作公開地轉變。對此，中共有不同意見，曾與蔣發生爭論。後來(1928年)，日本帝國主義在濟南製造慘案時，他又害怕、妥協、退縮了，連反帝也不敢堅持了。
附蔣介石即席演講節錄
今天主席與各位同誌集合一堂，我初返省城，與各位同誌相別已久，因乘這個機會，略抒一點意見。剛才主席與季將軍都已講過，去年廣東軍事、政治的成績，全由各位同誌能實行四個字得來，這四個字，就是“親愛團結”。各位同誌能相親相愛，倘若我們依照這四個字繼續下去，果能永遠親愛團結、則去年可以統一廣東，今年即不難統一中國。我對於今日中國全國的局勢，以及本黨的前途，都曾仔細觀察，常常抱著極大樂觀與希望，深信我們中國國民黨必能統一中國，而且在本年內，就可以統一。此種工作，除了中國國民黨以外，也再無別個團體可以勝任。因為我們從客觀的地位觀察，凡無主義者，雖勝必敗，而民眾已漸漸接受本黨主義，所以知道本黨能成功。現在我們的敵人，國內就是一般不明主義的軍閥，他們將倒未倒，或已倒而有複起之勢的，似乎還有許多。但我們試看任何軍閥，都不能在最近時期內繼續存在三年以上，他們沒有三年以上的命運。去年此時，奉張的勢力可說大到極點，他占領京奉、京漢、津浦三條大鐵路，兼並江蘇、安徽，直欲由東三省達到長江上下遊，然而他現在已幾乎滅亡了。軍閥自身的崩潰，即是本黨主義的開張，現在種種事實與消息，都可證明本黨打倒軍閥的目的必可達到，所以中國大小軍閥均將倒下，隻看本黨能否統一中國。我們因統一廣東稍遲，不能利用此次郭鬆齡倒戈的機會，直搗北京、天津，這是十分可惜的。從敵人內部看去，崩潰一天快似一天，本黨今年再加努力，即可將軍閥一概打倒，收複北京，奉迎總理靈櫬至南京紫金山安葬。軍閥的勢力，即使僥幸延長若幹年，也斷不能統一中國，統一中國的，隻有本黨。軍閥有必敗之道，致敗的原因甚多，最大的，就是他們內部自相衝突。內部利害衝突，是因為無主義做中心，一切都以自己利害作主體，所以無論軍隊，無論什麼，都須有主義。講主義，中國自然以三民主義為唯一的主義了。……不過廣東的事，雖然已告一段落，但前途還是很遠，而且責任更加重大了，要比去年更努力百倍，方才有成功的希望。各位同誌，去年團結親愛，今年更加熱心努力，我們的革命，必定成功。敬祝各位同誌健康。
“1月6日”
向全國代表大會報告軍事。
晚，出席中央黨部政治委員會。
軍校舉行第三期學生畢業試驗。
附蔣介石向全國代表大會報告軍事
各位代表，今天軍事委員會委任譚延？同誌和中正報告兩年來廣東軍事的經過情形，現在譚同誌委托中正來報告，因為軍事和政治、經濟都有密切關係，如果詳細的報告，那不是一兩個小時能報告完的，並且上半天汪主席報告政治的時候，已將軍事上重要之點說過一大半，現在中正隻可將兩年來軍事經過大略，及以後軍隊的組織和將來進行的方針，向諸位同誌說一說。要報告兩年來的軍事，先要知道兩年來廣東的敵情。我們對於兩年來的軍事，可分兩個時期來講，楊、劉未倒以前為一個時期，楊、劉既倒以後又為一個時期，敵人方麵的情形也是如此。楊、劉未倒以前，廣東的敵人，勢力已是不少，楊、劉既倒之後，敵人的勢力便更加集中來壓迫了。我們都知道廣東的敵人有內外兩部分，內部的敵人，東江有陳炯明、林虎、洪兆麟輩，南路有鄧本殷、申保藩輩，大概東江有三萬人，南路也有三萬人，合計共有六萬人。但當楊、劉未倒以前，除了這些以外，我們政府所在地之下，也有許多的敵人，在那個時候，幾乎不能分別誰是我們的敵軍，誰是我們的友軍，不但外麵的人看不清楚，即軍事當局也沒法辨清。在這樣紛亂之下，稍不留意，軍事上便不能處置，實是危險萬分，這樣不但政府容易搖動，就是本黨也非常危險。至於外部的敵人，那不消詳說。第一個要算香港，香港差不多是一切省內外敵人之巢穴，他們政府的兵力，雖隻有六千餘的陸軍和三萬多噸艦艇的海軍，實力並不怎樣強大，但因為香港是世界帝國主義壓迫中國的中心點，他們種種的勢力，實在可製我們政府的死命。這兩年來，廣東的敵人差不多都以香港為反動策源地，陳炯明當然做主腦，北洋及西南的軍閥，亦參與勾結，一切的反動勢力都聚集在香港，他們的司令部、參謀部，幾乎都設在香港。買辦階級陳廉伯等受帝國主義者的嗾使，密購大批軍械，謀倒革命政府，也是在香港定謀的。除了香港以外，我們的敵人當然是北京政府。北京政府原稿為“吳佩孚”。都幫助陳炯明，想推翻革命政府。以北方軍閥的力量算起來，在廣東鄰近的福建〈周蔭人〉，有兵力兩萬人；江西〈方本仁〉，有兩萬五千人；湖南趙恒惕，也有兵力兩萬五千人，其他如雲南約有四萬人，這些軍隊，或幫助陳炯明，或勾結楊、劉，都是受北京指使的。他們又時時運動省內的軍隊，所以在他們看來，廣東已在包圍形勢之中，不難一舉撲滅。尤其是香港和北洋的海軍力，是廣東所不能有的。在這樣情形之下，我們的革命政府是危險極了。然而本黨仰仗先總理之靈，政府至今天天穩固，而且增加了許多的力量，省內外的敵人已消滅不少，就是香港也想來和我們政府調和，湖南、福建和江西的當局，都派代表來和政府商量共同解決國是，這完全是同誌們努力的結果，更可以說是三民主義的力量戰勝一切此著重號為蔣介石所加。。現在要報告前年和去年的軍事經過：十三年的軍事，是繼續十二年的軍事狀態來的，所以我們不能不先提十二年的情況。在十二年的時候，有一最危險的時期，就是那年冬天粵、滇、桂各軍相繼退守廣州，陳逆反攻直到廣州近郊，幸賴大元帥之威力，將敵擊退。十三年春，得湘軍、豫軍加入，克複淡水、河源，恢複了十二年的形勢。唯其時滇、桂兩軍分駐西、北兩路，受了陳逆的運動和香港政府的挑撥，已不想作戰了。他們不但老師糜餉，而且日日設謀推翻政府，替帝國主義者做工具。當時總理看見這種情形，深知此種假革命式的滇、桂軍，再不足恃，幾乎沒有一天不想離開廣東，另謀發展，而滇、桂軍在那時候，還是耀武揚威，他們的目光中，簡直沒有黨、沒有國，大膽去做種種不法的事，所到的地方，沒有不被蹂躪的，不特政府不能命令他，他直要來命令政府了。在這樣的驕兵悍將之下，廣東人民的痛苦當然不消說得，十三年中的罪惡，真是描寫不盡，凡看見這種情形，有良心的革命黨員，如何能不悲憤而立誓消滅他們呢？在本黨改組的時候，中正從莫斯科回來，總理知道要發揚革命事業，非有忠實的黨軍不能成功，欲使黨軍根本堅固，必須黨軍軍官徹底了解主義，於是在未練黨軍以前，有先練黨軍軍官的必要，所以總理就任命中正籌備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民國十三年五月，在黃埔開學，但其時隻有學生四百六十幾人，軍械既少，經費又沒有著落，因為所有的廣東財政，都由滇、桂軍把持去了，因之什麼事不能做，不但學生求學不成，學校全部都幾乎不能支持。當然這裏麵有許多曲折，更有許多障礙，因為反革命的軍隊知道了軍官學校的目的，就深怕我們成功。他們知道我們成立這個學校之後，一定要消滅他們，他們就不能再搜刮人民脂膏了，所以千方百計想來破壞。總理雖然想處置他們，但也沒有方法，後來得了一塊試金石了，就是當曹、吳將倒的時候，總理就主張北伐，總理明知北伐沒有把握，然而與其坐而失敗，不如出兵北伐，來死中求生，還可試驗他們軍隊是否能受指揮，借此且可分別清楚。所以那時受總理指揮去北伐的幾枝〔支〕軍隊，我們知道他們是真革命的，此外就可斷定他是不能服從政府的了，所以北伐雖然沒有效果，但在認清敵軍、友軍這一點上是很可紀念的。北伐的時候，在省的滇、桂軍頗起恐慌，因為他們做賊心虛，深恐北伐軍成功，他們死無葬身之地，所以初聞北伐軍勝利，幾乎如喪考妣，後來北伐軍失敗，便高興到了不得，中正那時在廣州，看見這種情形，已斷定像他們這樣叛黨的軍隊，非消滅不可了。還有商團購械事件，現在也須補說一下：那個商團，本不是代表全體商人利益的機關，他們受了英帝國主義的嗾使、買辦階級陳廉伯的愚惑，密購大批軍械，想推倒革命政府，而來組織商人政府。這個問題，汪主席報告中已經說過，現在中正隻借來證明滇、桂兩軍的態度。當時陳廉伯密購軍械，總理早已知道，在兩星期以前，即吩咐我注意來往商船及一切船隻，要緝私運軍火，我接到了命令，就留意往來的船隻。果然兩星期後，挪威商船裝了許多槍械來了。該船開到廣州，總理即令其停泊黃埔，遂將軍火起存軍官學校。那時做稅務司的英國人，表麵上雖說是中立，事實上還是來設法阻撓，並拿出強硬的手段，說這些槍械是有護照的，要用他的海軍來保護。我對他說，“若是你拿海軍來保護，我就可以拿黃埔要塞大炮來打你海軍。”到後來滇軍還要出來幹涉，說這些槍械是滇軍領有護照，政府不能扣留。先大元帥處此驕兵悍將淫威之下，也沒辦法，隻好曲予優容，到底將槍械交還商團。不想商團把軍械弄到了手，就在廣州市中密布偵探，監察各機關的行動，演出種種軌外不法的事情，後來滇軍無法，隻好讓革命軍來進攻商團。然而我們要明白商團敢於謀叛，實在是滇、桂軍造成的，商團繳械以後，黃埔軍校就應用這批槍械，成立了一個教導團。那時滇軍仍然極力設法，想破壞軍官學校收用此種槍械，我們也絕不讓步，對他們說：“你們如果有本領，就來打黃埔，否則你們不要講話。”總括民國十三年一年的經過，可以說是黨軍之軍事準備時期，東江逆軍軍事苟延殘喘與反革命者軍事勾結的時期。我們有了徹底解決的覺悟，乃作徹底解決的準備，有了這民國十三年的準備，乃有民國十四年的新發展。現在再說民國十四年的軍事：民國十四年第一件重要的事是東征，因為當時陳炯明得到了北京偽政府與香港帝國主義者之幫助，便來反攻廣州，當時省內謠言蜂起，差不多廣州是必失的樣子，現在看來固然可笑，但當時形勢確是很嚴重，所以開了一個軍事緊急會議。且因黃埔教導團成立，第一期學生畢業及第二期在學的已有一千一百人，入伍生已有一團，而粵軍也竭力整頓，所以分兵三路東征。粵軍及黃埔教導團任右路，攻淡水；桂軍任中路，攻惠州；滇軍任左路，攻河源。各軍於1月20日以後開動，黃埔教導團於2月1日出發，次第克複東莞、石龍，13日攻淡水，14日拂曉完全克複，然其時中路和左路並未前進。19日，右翼軍由淡水前進，與敵人的援軍洪兆麟遭遇，又攻破之，相繼進克平山，直下海豐，而中、左兩路仍未發動。三月上旬，右翼已完全占領潮、汕，13日，破林虎主力於棉湖，15日，又進安流，17日，克五華，19日，複興寧，林虎乘夜逃去，粵軍亦沿韓江克梅縣、大埔以達蕉嶺。這時候，中路和左路依舊沒有發動。我們當初很奇怪，其實他們早已私通了陳、林，以為右路讓你去攻，中、左兩路已勾結妥當，任你右路如何得勝，隻要中、左兩路一退，敵軍就可以長驅直入，廣東政府是不直〔值〕一擊的。他們不料三民主義的黨軍進行得那樣迅速，以致詭謀失敗，這實在是總理的威靈，也是各同誌為主義而努力的結果。但省城外的敵人雖然減少了一部，而省城附近的敵人實在沒有減少。楊希閔總滇軍，劉震寰總桂軍，借革命之名，行軍閥之實，養寇自重，既不戳力於東江，還要北聯段、吳，南聯滇、唐，謀叛之心，蓄積已久，到我軍克複興寧，搜得林逆與他們密電底本，反革命的陰謀，越發暴露了。那時政府，已知非打倒楊、劉不可，其他各軍也覺得忍無可忍，再不同心協力，則政府必不能存在。朱益之、譚組安兩同誌代表都來汕頭會議，廖黨代表及汪精衛同誌也來列席，大家一致決定討伐楊、劉，於5月下旬發動，到6月13日那一天，便大破逆軍二萬餘於廣州近郊，不及六小時，完全消滅了楊、劉反革命勢力，這是本黨的一個生死存亡關頭最重要的紀念。楊、劉已倒，論理敵軍與友軍可明顯分別了，但實際上還不能真正認識，因為較大的勢力雖已鏟除，而許多不好的零星部隊，還是躍躍欲試。尤其以廖案發生後，發覺內部叛逆分子的陰謀，失意的政客與跋扈的軍人勾結起來，想推倒我革命政府，於是八九月之間，將東莞鄭潤琦部、石龍莫雄部、省城梁士鋒部及江門梁鴻楷部，皆於最短時期內解決。到了那時，除了東江陳逆餘孽再想反攻外，其餘的確都是我們政府所能命令的革命軍了。我們知道反革命掃除以後，應在整頓及建設方麵趕快去做，就將一切名目不同軍隊重編，因為本黨是為國民革命而奮鬥，所以就總稱為國民革命軍。當時分為五軍：第一軍，為黃埔的黨軍，加以忠實的粵軍；第二軍，為譚延？同誌的湘軍；第三軍，為朱培德同誌的直轄滇軍；第四軍，為西江粵軍；第五軍，為河南李福林同誌的福軍。國民革命軍既成立，國民政府便更加鞏固了。現在要報告國民革命軍成立以後的情形，除了上段所說解決各種反革命軍以外，還要補講一件事。那時魏邦平受了香港政府二百萬的賄賂，假裝來入黨，陰謀推翻革命政府，同時川軍熊克武所部，又突然來粵，政府雖早得有種種報告，但因川軍遠道來歸，不惜曲予優容。不料事實相逼而來，緝獲了陳炯明代表張熾萬，得到確實的供證，送於9月20日將熊克武扣留，其所部亦由二三兩軍協同解決。魏邦平本為廖案要犯，梁鴻楷等都與有關係，這已由汪主席報告。但還有一點，是很重要的，就是廖黨代表被剌以後，政府發覺了朱卓文主謀，即發令緝捕，但梁鴻楷竟敢說“殺廖仲愷有什麼稀奇呢，若是朱卓文為反對黨而行刺，那麼朱卓文盡管出來，一切由我擔保”這句話，實在可以表示他們反革命的證據了。當時內部既已肅清，政府便決定二次東征。東征軍各部，自10月1日陸續出發，8日以前，在增城、石龍、茶山一帶集中完竣，按照作戰計劃，首攻惠城。12日晚，合圍，14日午後，即告克複，團長劉堯宸等死之。惠州即下，遂令第一、二、三各縱隊分途前進，第一縱隊出海豐，第二縱隊出三多祝、紫金，第三縱隊出河源，限各縱隊於22日以前，占領海豐、高潭、紫金、河源之線；11月3日以前，第一、二縱隊占領潮汕，第三縱隊出五華、興寧，向梅縣、大埔追擊。各縱隊均本此計劃前進，協同作戰。安流、雙頭之役，破林虎主力萬餘，繳械達六千餘枝，洪逆所部，在海豐、河婆亦迭為我第一師所挫，第三縱隊亦屢破熊逆部於五華、興寧，逃竄閩邊之殘敵，複被我追擊隊大破之於永定，肅清潮梅，為期僅一月耳。至於肅清南路，也很迅速，鄧逆本殷，當東江戰事緊急時，勾結魏邦平、梁鴻楷等部下，大舉來犯，進迫江門，初由陳銘樞師長率部進剿原稿為“獨立支持”，蔣介石改為“進剿”。，後有二、三兩軍相繼加入，東征軍亦抽調第四軍由紫金班師回援，朱培德、李濟深兩同誌先後為總指揮，我軍軍威大振，屢次大破敵軍，高雷、欽廉，次第肅清。現在廣東全境仍被逆軍盤踞的，僅餘對海之瓊州，勢窮力蹙，也不難指日蕩平。最後要報告今後軍政的進行計劃。現在的國民革命軍，完全在政府管轄之下，一個命令出來，可以動員的人數，有八萬五千人，槍械也有六萬杆。士兵的餉額，有一定的預算，士兵的生活也較前改善，又有各學校陸軍學生六千人，足抵一師之數，再用些精神，積極整頓，本黨的力量就不難統一中國。現在當先專力於肅清土匪，使省內以後雖無軍隊，亦可無虞，我們便可實行打倒一切軍閥的工作。所以我們在今日，不怕一切的反革命派，隻要我們一致團結起來努力奮鬥，就可以完成總理未竟之誌了。我現在敢說一句，我們的政府已經確實有了力量，來向外發展了。還有雲南的唐繼堯，他也野心很大，沒有一天不想推翻革命政府，來攻廣東的，但是他的實力很有限，內部也不一致，已成強弩之末，即使他不顧後方，竟向廣東來攻，廣西的兵力也盡夠應付。現在廣西當局，是很忠實於我們國民政府的。這兩年中的軍事，總括起來說，有13年積極的準備，才有14年統一廣東的成績，我們從今以後，隻要接受總理的遺囑，繼續努力奮鬥，國民革命的成功，當不在遠。最後還有要聲明一句話，這兩年來國民革命軍小小的成效，實在是三民主義的力量來戰勝的，革命軍所到的地方，人民都來切實幫忙，不僅表示熱烈的歡迎而已。所以革命軍實在是人民的軍隊，革命軍的武裝實在是人民的武裝。
“1月10日”
晚，在軍校宴大會代表，即席講演各代表對本黨負繼往開來的使命與解決本黨糾紛的意見。
附蔣介石在軍校宴大會代表，即席講演
本黨不幸，我們總理死了，可是他的精神還是長存不朽的。現在總理的精神，寄在哪裏呢？就是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諸同誌的身上。今天我對諸同誌的報告，就和對總理報告一樣，不敢有絲毫文飾，因為大會是秉承總理遺誌，繼續總理生命一個關鍵，各位同誌，對於本黨負有繼往開來的責任。本校是黨的學校，是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產物。可以說無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即無黃埔軍官學校，並由此可以明白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是使本校滋養生長的一個機會。……第一期學生，原隻有460名，但連第二三四期已畢業未畢業的，今天共有5540名學生了。可是第一期學生而今隻存140名了，其餘的都是非死即傷，其中派去外省宣傳的，不過是最少數。不幸學生們死傷了這許多，而且今天各位到此，已不見總理和廖黨代表，與我們奮鬥不怕死的已死學生同誌們。我們想到這點，實是說不出的悲痛，想各位代表的感想，亦是如此的。我們的革命口號“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都是總理生前定下來的。……我們大家明白，現在中國問題完全是一個世界問題。你看現在北京的段政府，雖然是北方各省所承認的政府，實際並不是中國政府，是一個各國帝國主義者的政府。我們由此可以看明白革命的意義，用兵的意義，以至聯俄的意義，無論對內對外，都不過是單純的打倒帝國主義的意義而已。……可是本黨卻為此已起糾紛，尚希各位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裏設法解決這一點糾紛。不幸總理已長逝了，各位代表同誌，以及本黨全體同誌，不能使總理複活，問他到底誰是誰非，但是總理雖已不在，我們可以推想總理如果今日還在，當著本黨這樣糾紛的時候，是怎樣一種心理呢？我敢代表總理的心理，貢獻於各位同誌之前。如果總理處此難境，一方麵對於違反紀律的黨員，固是很痛恨憤激，然而一方麵對於本黨分裂的險象，尤必是很悲哀憫惜，而且是很不安的。那麼，究竟有什麼方法來解決這糾紛呢？我以為隻有兩種辦法：一方麵是要整飭紀律，對於犯法的黨員，是要嚴重處罰；一方麵是要安慰總理的靈魂，不使本黨分裂。這樣既可以整頓紀律，又可以團結同誌，我希望代表諸同誌，對於本黨內部要如此著想，來處理一切，則各種糾紛不難迎刃而解了。此次全國代表大會，是本黨百年大計所托的大關鍵，這個責任，是比總理存在時候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更加重大了。各位代表同誌，對於我今天的話，不要看做是黃埔陸軍軍官學校校長所說，要看做是一個本黨同誌對於各位親愛的全國代表同誌，關於本黨生存存亡的關頭，所貢獻的幾句說話。還希望各位同誌在大會未議決以前，各個發表意見，但既經議決以後，務要全體服從，不能再有異議。今天最痛心的是我們總理已死，使得我們說話沒有根據，弄得本黨如此情形。總之，我們隻有謹守總理生前的策略和死後的遺囑，務要以總理之心為心，總理之誌為誌，切不可使總理在天之靈稍有不安，這是兄弟對各位同誌最忠實的貢獻。知我罪我，在所不計。今天各位既已到此，多請指教。
“1月11日”
上午，主軍校總理紀念周，講明舉行此紀念意義。
呈請任命劉效龍為入伍生第三團參謀長，該團第一營營長陳複兼團附。
孫科由滬返，下午，來談團結本黨辦法。堅決主張西山會議案不提出於此次大會，或竟保留至第三次大會再決也。
對第三期學生臨別講話，解釋生活與生命的意義。
1月11日孫科從上海來到廣州參加二全大會，下午蔣介石就找孫科談“團結本黨辦法”，實際是設法幫助右派抵製大會對西山會議分子的製裁。蔣介石是根本不讚成處分西山會議分子的，開始他主張“西山會議案不提於此次大會，或竟保留至第三次大會再決”，先將這個問題擱置起來，等時過境遷，不了了之。可惜西山會議影響太大，與會代表不可能不聞不問。迫於形勢，蔣介石阻撓不成，便設法減輕對這些右派分子的處分。當大會正式討論製裁西山會議分子提案時，蔣介石利用汪精衛出麵，以第一軍及黃埔軍校代表的名義，首先對“彈劾西山會議案”提出修改建議，主張隻開除鄒魯、謝持兩人的黨籍。林森、張繼、居正、沈定一、石青陽、茅祖權、付汝霖、石瑛、覃振、邵元仲等人，隻給予書麵警告，葉楚滄隻免除上海民國日報總編職務。戴季陶訓令處分，但仍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其他重要右派人物如孫科、吳稚暉等，完全未受任何處分。並且還要其他參與西山會議的右派“都回來”。
從寬處分西山會議分子的修正案，完全是由蔣介石一手炮製，由汪精衛出麵，迫使大會通過的。蔣介石建議從寬處分右派，還打著孫中山的旗號，他說這個從寬的主張是“以總理之心，設想總理還在”而提出來的。其實這是對右派的妥協，為多數西山會議派分子開脫罪責。可是這時右派分子正在上海籌備他們自己的“二全大會”來和廣州的國民黨中央唱對台戲，同時右派分子通過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看到了中共的讓步，汪精衛的軟弱和蔣介石的逐步得勢與向右轉，於是右派分子更堅定了“聯蔣倒汪”的策略，並加緊了對廣東革命政權的分化破壞活動。
附蔣介石對第三期學生臨別講話節錄
在本校一年當中，本校長對於各同學不能照預定的教育方針，常常親自指導，不能使各位得到充分的學問，這是自己責任上覺得很抱歉的。本校已辦過兩次畢業，第一期學生可說由我個人親自指導出來的多，其中雖不能完全照預定計劃做到，但隻在精神上說，差不多有十分之八，做到原來的希望了。到了第二期學生時代，因有東征之役，驅逐楊、劉之役，就不能專心一誌，如教育第一期學生一樣，我已是很抱愧了。現在第三期學生快畢業了，無論精神上、學術上，都覺得不能照本來的希望切實做到，深怕各位出校之後，到各軍隊裏，或到社會上服務，不能完全做到自己的使命和責任。現在各位差不多就要離校，與我見麵的機會更少了，所以這幾天中，抽出若幹時間和大家講講，請留意記著，並且實實在在照我所講的話去做。一、二、三各期同學的工作比較起來，第二、第三期差不多，如出征東江、驅逐楊、劉都參加的，第三期同學雖未全數參加戰鬥工作，但是經過楊、劉之役、沙基慘案這二次奮鬥，在事實上有很大的價值，在曆史上有很大的光榮，所得的各種經驗學問，比較在書本上、操場上所學得的，更加切實些。這是很不容易得的機會，不好當作極平常一回事，反將自己經曆過的寶貴而光榮的曆史不牢牢記著。其餘在各艦上，或要塞上，作種種勤務警戒的工作，事實上亦可得到許多經驗和學問，所以第三期同學對於各種學科，雖不能完全依照計劃去做，而實際的工作卻比旁的軍官學校兩年、三年畢業的好多了。各位關於自己在校的曆史，要從頭回想，未進本校之前做過了什麼事，進了本校之後又做過什麼事；未進本校之前我的思想怎樣，習慣怎樣，行動怎樣，進了本校之後我的思想怎樣，習慣怎樣，行動怎樣。現在一點一點筆記下來，五年十年之後，拿來比較印證，於人生有很大的關係，很大的趣味。所以我說各位學生未進本校之前，是一個人，既進本校之後，另外又是一個人了。別說五年十年之後，就是現在閑暇時候，能拿出筆記來看看，也是很發警悟的。如果自己的思想、習慣、行動有不對的地方，就要在事實上改正，若是得過且過，苟且敷衍，不但枉過了從前辛辛苦苦的生活，而且做人沒有根據，沒有把握，甚至潦倒一生，這就不對了。以下再講我們怎樣做人，怎樣能盡我們做人的責任。我們人生最要緊的就是人生的“生”字，分析開來，有二大別：一曰生命，一曰生活。生活的目的究竟是怎樣呢？如果一個人的生活，隻管他自己個人生活，而不問團體的生活怎樣，全人類的生活怎樣，這是一般動物的生活，不是人的生活。所謂人的生活，是要以增進全體人類的生活為目的的。講到我們個人的生命，今天死或是明天死，是不知道的，像第一、二、三各期學生，已死了不少，東江之役，沙基之役，楊劉之役，死了許多同學，我們要是不明白生命的意義，就是為奮鬥而死，也要覺得冤枉。我相信已死的同學都明白我這話，並且都是很快活的，因為我們的生命不是片段的，而是繼續的。比方總理死了，而我們不死，總理的事業仍舊有人繼續下去，這就是總理的生命不死。比方我死了，而你們大家不死，我的事業有人繼起，那就是我的生命不死。大家能明白這點，生死念頭就可打破，並且要知道我們做人，就要做個氣節，若被人壓迫，受盡種種痛苦，種種恥辱，而不自振作，這樣就算你活到一百歲，對於國家、人類有什麼益處？倘若我們死後對於本黨及人類能有益處，立即去死，也可以的。所以古人雲：“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又雲“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我們的死，隻要有光榮，隻要重如泰山，那就隨便什麼時候可以死的。……為什麼人才這樣缺乏，要知時代不同了。因為從前的陸軍學校，如保定、雲南各處軍官學校的學生，學問很好的，固然是很多，但是明白現在時代的趨勢，及了解現代政治經濟及革命主義的人，就很少了，因此本校畢業學生更要努力用功，來為革命使用，革命才有希望。……第三期同學的責任很大，因為這期學生不畢業，軍隊、學校的官長就無法補充，亦就無法整頓。將來分發各隊各部處去見習，總要真心實力的去做事，要革學校和各軍隊窳敗的命，不要學不好的榜樣。現在軍隊裏習慣、行動漸漸變壞了，像早間晏起，夜晚外宿的，是常有的事，再不注意改良整頓，長此下去，我們革命的精神就沒有了。所以希望第三期同學不要看不好的樣子，要實行真正的革命。第一、二期同學的勤勞和勇敢，兵不向前，自己向前去等等，是很可效法的，但有許多弊病，漸漸發生，若沒有第三期補充上去，就怕和北洋軍閥相同了。這樣不特革命無望，總理生命也快斷絕了。所以我很希望第三期同學努力奮鬥，徹底做到我的話。
“1月12日”
堅決主張西山會議不必提出於此次大會，或竟保留至第三次大會在決也。
蔣介石企圖采用阻撓、拖延的辦法，抵製大會對西山會議派的嚴肅處理。但蔣介石的主張，沒有被大會采納，“彈劾西山會議派”的議案終於列入了議程。蔣介石眼見阻撓不成，為了設法減輕對西山會議派的處分，並準備下一步的中委選舉，又於1月12日晚即大會正式討論此議案的前夜，急匆匆地召集了國民黨軍第一軍及黃埔軍校出席大會代表的緊急會議，並邀請汪精衛列席，討論“對第二次大會提案及選舉名單”，直到次日淩晨一時後始散會。這次派別會議由蔣介石統一了各人的思想步調，決定一致要求大會應從寬處理西山會議派案，並請汪精衛出麵向大會提出建議。
1月13日，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討論“彈劾西山會議”案，首先由路友於代表提案審查委員會提出四項處理意見：（一）謝持、鄒魯擬以永遠開除黨籍處分；（二）居正、石青陽、石瑛、茅祖權、覃振、傅汝霖、沈定一處以暫時開始黨籍一年之處分；（三）張繼、林森、邵元衝、葉楚傖、張知本擬以用書麵警告處分；（四）戴季陶擬由大會訓令促其猛省，不可再誤。路報告之後，汪精衛即按12日晚黃埔軍校會議的決定，向大會提出修正意見，建議“把第二項暫時開除黨籍的都並入第三項辦理”。此案經過激烈的爭議，由大會作出了“彈劾西山會議決議案”，於16日會議正式通過。依照大會決議案，分別給予謝持、鄒魯二人永遠開除黨籍的處分；給予林森、張繼、居正、沈定一、石青陽、茅祖權、傅汝霖、石瑛、覃振、邵元衝、葉楚傖等12人書麵警告；戴季陶仍按原議由大會予以懇切之訓令，促其猛省，不可再誤。
這個從寬處理西山會議派的決議案，是由蔣一手策劃，並由汪精衛出麵建議大會通過的。
“1月13日”
上午，向全國代表大會指改良士兵經濟生活案。
下午，點第三期學生名(凡九百人)。
晚，對第三期學生講明白自強之道。
曰：“誰人可侮，(因而侮之，故)人類自強耳。”
蔣介石抓到黨權之後，更沒有放鬆抓軍權，在他掌握的第一軍中，所有掌權的隊長幾乎都逐漸換上了他的親信。1月13日，他又向國民黨二全大會提出了“改良士兵經濟生活案”。他在提案中說：“本黨革命，原為求大多數民眾之生存，三民主義，自重民生，士兵為農工化身，為民眾之一部，且為革命前途之一員。無論平時戰時，實較其他民眾為尤苦……若不急速從事實際上之改善，為士兵者，將不免對革命事業的所懷疑……一官所得，數十倍於一兵，雖事有勞逸，級有高低，而何至若是懸殊，若不急速從事餉章之改革，為士兵者，對革命之特點，即將無所認識。”蔣介石這樣做，一來從財政上為他掌握的軍事方麵多爭得了軍費，又在廣大士兵麵前樹立了愛兵的形象，進而鞏固自己軍界領袖地位。
附蔣介石向全國代表大會指改良士兵經濟生活案
本大會依照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所決定之對內政策第八條，及關於感化遊民、土匪，及殊遇革命軍人之決議案，應決定責成國民政府，在最短時間內製定改良士兵經濟生活方案，並頒布施行。列強帝國主義者，以經濟侵略為目的，用政治、經濟、文化各種手段侵略壓迫，中國因此淪為次殖民地之國家。帝國主義利用軍閥與軍閥間造成內爭，中國因此又形成軍閥及帝國主義共同搗亂之殘局。外貨大量侵入，手工業工人、小商人無力競爭，生活品價格日昂，農產品價格不能與之促進，因此手工業工人、小商人、多數之農民，皆被迫失業，饑寒交迫，非劫掠以圖苟全，即從軍以求生存。軍閥從而利用之，組成軍隊，以少數金錢，操其生死，餉值固低，又加以虐待剝削，當兵者不但不能養父母妻子，甚至不能自養。此即中國一般士兵之生活狀況，亦即本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之所以有對內政策第八條之規定，及殊遇革命軍人之決議案也。年來本黨革命進程已有一日千裏之進展，雖係乎大多數民眾奮鬥之結果，而革命軍人，尤其是最可敬可憐之士兵，出生入死，亦不為無功。現革命軍之士兵，除增高革命地位及人格，不受官長苛刻剝削外，而其經濟報酬仍低於極點，即能按月發餉，每月所得者，上等兵亦不過十一元，一等兵十元零五毫，二等兵僅十元。粵省生活程度之昂，每日粥食一餐，蔬食二餐，每月至少須費六元或七元，所餘者僅三四元。被服雖由公給，而添置鞋襪，理發洗衣，以及一切零用，所得實不敷所用，遑論其有家有室，而為仰事俯畜之資也耶？人莫不求生存，革命原基於生存上之要求，主義實為救生之工具，當兵者處處皆有死機，非為求生，豈為求死？其所以舍生而求死者，亦即所以由死而求生也。本黨革命，原為求大多數民眾之生存，三民主義首重民生，士兵為農工化身，為民眾之一部，且為革命前途犧牲之一員，無論平時戰時，實較其他民眾為艱苦。事業之辛艱如此，生活之低落又如彼，若不急速從事實際上之改善，為士兵者，將不免對革命事業有所懷疑。革命軍中官兵之報酬，不應相差過遠，現尉官薪餉尚屬平允，而自校官以上，少者一百六十元，多者竟至四五百元，一官所得，數十倍於一兵，雖事有勞逸，級有高低，而何至若是懸殊？若不急速從事餉章之改革，為士兵者，對革命軍之特點，即將無所認識。本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雖訂有改良士兵經濟生活之政策，及殊遇革命軍人之議決案，卒以事實之限製，迄今尚未有改良士兵經濟生活之具體方案。現革命根據地之廣東，將近統一，革命基礎逐漸鞏固，行將秣馬厲兵，出定中原，革命軍效死疆場之精神，深賴本大會有以鼓勵之。且士兵對於本身生活問題業經有所感覺，軍中各級黨部及小組，皆已有深刻之提議及討論矣。緣此代表等本諸士兵舍生求死之目的，士兵生活之現狀，及本黨之精神，提議本大會依照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所決定之對內政策第八條，及關於感化遊民土匪及殊遇革命軍人之決議案，應決定責成國民政府，在最短時期內，製定改良士兵經濟生活方案，並頒布施行，此關係國民政府全體行政，故必要政府全盤籌劃，審慎製定，以不礙全體行政為主眼，代表等躬參行伍，目擊士兵生活現況，本士兵之要求，認為本大會應本本黨之精神，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之決議案，作進一步之議決，俾在最短期內，國民政府得有改良士兵經濟生活之實施，不但使本黨旗幟下之革命軍得繼續努力革命，即全國軍閥統製下之軍隊，亦將聞風興感，不戰披靡矣。爰作建議，敬候公決。提議人蔣中正。
附蔣介石對第三期學生講明白立自強之道節錄
各位進了本校，校中不能照原定的教育方針實施，致使大家沒有得到什麼學問，並且還染了許多不良的習慣，這尤其是我所最不安的。各位要自己明白，你們現在雖然畢業了，而實際程度還比不上陸軍中學，不但學術科差得很遠，就是政治思想，黨員責任，也沒有什麼徹底了解。……教育目的最大的一點，就是要希望受教育者自己去研究，自己去管理，才有進步，不是硬要靠教育者來監督的，否則教育結果必定不好。我希望各位以後無論在何地何時，要時時自知政治知識不足，軍事學問不夠，再自己努力研究，才有進步。若是沒有本事，將來去打仗，無異把自己生命送給敵人一樣，不但把自己生命送給敵人，連本黨生命、同誌生命也要送給敵人了。……我們更要覺悟，教育這件事，一定要被教育者自立自治自強，因為他人是不可靠的，如校中官長對於學生生活非不關心，要是學生自己不注意衛生，不保重身體，無論長官如何關心，也要害病。非特官長不可全靠，就是自己父母，也不可全靠的。因為自己不能自立自強自治的人，一定不會有根本覺悟的人生觀，來改造他自己惡劣的習慣和環境，這樣就是到老死了，也是個冤枉蟲，決不會有成功的。各位出校以後，就要教人管人了，最要留心的，是將本校的種種缺點，自己親曆過的種種苦痛，徹底研究他的原因，不要使受教育者將來也受著和自己受過的痛苦。若以為現在畢業了，像還債一樣，已算是還出頭了，這些事一點不留點研究，那就不行了。……我們更要明白，中國的現狀已紛亂極了，軍閥的橫暴，百姓的苦痛，都到了極點了，看了這種情形，就知道革命已到了成熟的時代了。古人說“亂極必治”，這個因果律是決不會錯的。本黨既要革命，就要拿平治國家的責任和事業擔負起來，本黨的教育基礎是在本校，所以本校的主人翁――學生，就要擔負這平治的責任。……大家不要以為改革政治或武裝打仗的時候，才算是革命，須知革命的範圍是很廣的，飲食、起居、言行都在革命範圍之中。如果革命不在生活上習慣和社會製度著意，而專在軍事上、政治上注重，那就不是真正的革命了，在戰場上打敵人，不過是革命之一種，至於打破自己的惡環境、惡習慣、惡思想，在革命工作中，更是占最重要的一部分。凡自己承認是一個人的人，就要求進步，就要實行革命，因為不革命不能進步，不進步的人，就像死人一樣，不能算是人。何況現在的時代比20年前總理惡戰苦鬥的時代，是容易得多了，而且我們總理為我們造成現在這樣已成的局勢，我們如果承認是總理的學生，就要來自立自強，不要把總理所造成的革命基礎，由我們手裏來破壞了。革命固然不能帶一些英雄色彩，來想成一個偉人，但是我們先要承認自己是豪傑，並且要明白革命是非常的事業。革命工作隻有豪傑才能擔當得起來，隻有豪傑才能百折不回，生死如一。孟子說：“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我們生在現在的時代，不要以為自己才力不足，學問不好，便生了灰心，我們若要擔當非常事業，非常使命，定要發奮自強，才可算是革命黨。凡是一個人，父母生下來的，全是有血性有誌氣的，隻要我們不消磨這誌氣，直養無害，自強不息，那什麼事業都做得成功。我常說外國人是人，中國人也是人，總理是一個人，我們也是一個人。俄國人能在6年之中，創建蘇維埃共和國，打倒他國內專製魔王及一切軍閥資本家，並且打退國際帝國主義，這並非俄國革命家有三頭六臂，實在他們能自立自強。我們革命革了十幾年，還不能成功，並非我們總理不如列寧，實在我們中國社會與環境太壞，有血性的人，亦變成惰性了，有誌氣的人，竟變成暮氣了，隻知自私自利，不能自立自強，簡直變成了一個半死半活的人，被別人壓迫欺侮，也不以為恥辱，毫無血性，毫無誌氣，這樣革命怎能成功。官長和學生共同奮鬥，來完成革命，這並不是靠官長，實在是靠你們學生，如果沒有你們學生繼續上來，革命事業就無希望，既無希望，還要枉費許多精神做什麼？本校長所以要這樣很嚴厲的督促你們，全是要你們事業趕緊成功，亦是要希望從速實行主義，完成大家革命的責任。我希望各位以後無論在何時何地，總要把個人權利放在後麵，遵守紀律；對於同誌，相親相愛，團結精神，萬眾一心。果能這樣，不怕他敵人如何堅強，沒有不被我們打倒的。……我相信各位現在都是很廉潔很高尚的青年，決沒有貪利營私的思想，並且相信各位都是一個豪傑，必能擔任總理遺下來的責任。但是各位要知道現在我們黨軍裏，已有許多的壞現象，像嫖賭、奢侈、驕矜、貪黷、懶慢，種種的怪象逐漸出來了。……我們要作為自己的一個寶鑒，時時牢記我的話，打破惡環境，創造新生命，這樣，我們革命軍才有希望。我每天接到的信不下數百封，但沒有可以使我快樂的，唯有得到學生報告本校的弊病的信件，如獲至寶。……
“1月14日”
上午，呈請任命姚琮為軍校上校教官。
對第三期學生講明科學辦事的方法與應敵、教兵、接物之方。
晚，讀《史記》。
附蔣介石對第三期學生講明科學辦事的方法與應敵、教兵、接物之方
現在是科學時代，我們辦事的人不用科學的方法去辦，就辦不好。所謂科學的方法，第一，要有組織。像軍隊裏的編製，就是叫做組織。要知道軍隊裏一定有了組織，才能以一人指揮數十人，數千人，數萬人。比方師長指揮團長，團長指揮營長，營長指揮連長，由此推下去，至於班長指揮士卒，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又像本黨，也是有組織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以下，有特別黨部、省市縣黨部、區黨部及區分部等，遇到有指黨員的事，隻要中央執行委員會下個命令，交各省區黨部，就可以使全國黨員一齊動員了。第二，要有條理。無論辦什麼事，定要把事理一條一條分析起來，哪條重要，哪條次要，哪條不甚重要，哪條歸什麼係統，哪係統應包括那幾件事。條理清楚了，於是按步就班做去，沒有辦不好的。第三，要有範圍。排長做排長的事，連長做連長的事，參謀做參謀的事，副官做副官的事，軍醫做軍醫的事，能各守範圍，各盡其職，什麼事都辦得好了。第四，要有統計。例如各部隊日報表，就是統計的一種，有了這種統計，上官來查時，一看就明白，比口頭報告不知要簡便幾倍。以上所講的科學方法，大家要十分留意。現在的情形，不患無軍官，而患無辦事的人，大家要知道倘使不知以科學方法辦事，即使能做一個好的帶兵官，也是不能整理國家建設事業的。現在軍隊漸漸擴充，靠上級官長幾個人辦理一切，是無濟於事的。況且我在什麼日子死也不知道，不能一生一世來教導你們，希望大家總要覺悟，總要自立，實行我的話，那麼我就是一旦死了，也不患無擔當繼續的人了。講到戰略戰術，無論前方後方，都離不了距離、時間這兩種要素，因為種種作戰計劃，沒有不根據距離、時間而定的。假定敵軍在惠州，本軍在廣州，作戰之前就要明白兩地相距多少遠，這距離中間，有多少鐵道，多少河道；一件一件分析起來，要用時間來計算，鐵路開到石龍要多少時間，石龍到惠州，水陸路各要多少時間。假定從省城到惠州要三天時間，這三天中間在哪裏宿營，在哪地方宿營，就要計劃一切，於是給養、衛生等事，就可根據這些條件而定。這是戰略與戰術上的要點，大家畢業後，關於這種要點若不知道，盡管你戰術讀得怎樣爛熟，都是沒有用的，所以我們研究一件事情，要找到他的要點才有用。作戰時，比方敵人多至幾十萬，或幾百萬，戰線長至數百裏，或數千裏，怎樣指揮？孫子有“鬥眾如鬥寡”的話，就是說無論敵人怎樣多，我把他當作一個人看待，無論區域怎樣大，我把他當作一張地圖看待。比方我們做營長的帶五百人，隻要當作五個人看，做團長的帶一千五百人，隻要當作五個人和三個人看。戰線不管他怎樣長，把他分做若幹個戰區，或五裏一戰區，或十裏一戰區，這樣指揮作戰，就不覺困難。大家對於現代戰術固然要研究，對於從前《孫子》等古書，更要研究才好，因為各種原則是自古至今不會變的。戰鬥最要留意的，是先求自強。你且不要問敵方多少人數，亦不必問敵方槍械怎樣精利，隻要問你自己的軍隊質量怎樣，程度怎樣，究竟能不能自動自立。如果不被敵人拘束，能夠自動的運用，且能隨機應變，那麼無論敵方人數怎樣多，槍械怎樣好，隻要有相當兵力，就是我少過他幾倍，也不必怕他，因為敵軍是沒有主義的，沒有訓練的。我們一連就可打他一營或一團，不過要做到這層，總要把所帶的兵放在自己掌握之中，叫他東就東，叫他西就西，叫他生就生，叫他死就死，使得他不偷生不怕死才行，如此練兵，方可算是革命軍。從表麵上看，似乎要做到這程度很不容易，其實隻要帶兵的官長，待遇士兵像待遇自己子弟一樣，誠心禦下，實力奉行，是沒有弄不好的。尤其是士兵在病傷之時，更要留心撫養安慰，使得他精神上不致痛苦才好。運用和自動，就是不要為敵人所拘束的意思。比方敵人占領了防禦陣地在我們正麵，如果地形與敵情於我軍不利，而我們也用正麵去攻擊他，那就被敵人所拘束了。又如敵人左方有一營兵力，我們也要用一營去對付他，不管他敵情如何，地形如何，那就不能立於自動地位了。總之，用兵最要臨機應變，先要把地形、敵情、遠近、強弱仔細研究，觀察清楚，即使敵人主力在我們正麵，我們不必用正麵去攻他，或用背麵，或用側麵，但亦不必定要攻他側背，如果為地形所限，就是正麵，也可攻他。又如敵人有一師兵力在我們正麵，或有一團兵力在他左翼，我們不一定要用一師兵去對付他一師，亦不一定要用一團兵去對付他一團。如果是不要緊的地方，就是他主力所在，我們一個兵都不去管他，倘若在要點，就是他隻有一連兵，或一個兵都沒有的地方，我們也要用全力去攻他。這樣就是自動，不為敵軍所拘束，所謂運用和自動，就是如此。還有在敵情明白之前，務要節省兵力，總要照戰術的原則，開進、展開、散開，一步一步地來做才好。申〔孫〕子有句話，“變不可先圖，權不可預設，隨時遷移，與物變化。”概括言之，就是前麵所說的臨機應變。你若接到一個偵探不確實的報告，講敵情怎樣怎樣……假使還沒有十分證實究竟是否實在，就拿兵力向正麵展開，及一交戰，左右各方敵人都來了，再沒有兵力來應付抵禦他，這樣豈不是很危險嗎？進攻敵人，要從他的側背最為有效，然而正麵亦不可不注重。總之無論何事，終有一個定理在其當中，尤其是戰時在危急地方，隻要拿各方情形綜合起來，再拿常識來判斷，下決心是不會錯的了。如有決心，一切疑惑恐怖，皆可免除了。戰鬥秘訣就是堅忍二個字，總要有堅韌不拔的精神，具有不勝不休、不死不止的決心，才能打勝仗。如果一時打不通，便灰心退卻了，這不特將來事業不能成功，就是經過的勞績也要消滅，必使功虧一簣前功盡棄了。所以無論何事，隻要堅韌不拔，至死不變，就是革命的大丈夫。大家出去服務時，必定要遇到種種困難，如被人非笑、輕視、或是被人毀謗、妒忌、排斥、或是看見種種腐敗情形，如經理雜亂、軍醫糊塗等事，在這種時候，切不可因人家如此而生灰心，更不好因看見種種腐敗情形而起恨心。要知真正革命者，以感化為要務，尤其是能從肮髒雜亂之中，去整頓清理一切。無論如何不好社會，都要使得他受我們的感化，使得他和我們一致，今天不好，明天還要想法感化他；一月不好，就感化一年；一年不好，二年三年以至於五年十年。……孔子所謂誨人不倦，釋氏所謂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我們革命者要有這種忍耐性感化力，那麼所謂輕視、妒忌、排斥、毀謗、非笑我們的人，必有一天受我們的感化，不但是不來毀謗、非笑、排斥我們，而且一定能同我們來革命了。初出去辦事，你且不必管別人辦事好不好，隻管盡你自己的職務，即使一時不幸受了委屈，而公道總在人心，早遲終有表現的一日，即使委屈到底，那我們革命黨是隻求革命成功，不想做偉人大官的，所謂人不知而不慍，這才是革命黨的本色。以後各位到各處去服務的時候，要為國家為主義來奮鬥，時時記著“勤、儉、嚴、毅”四個字做去，一天不死，一天革命未成，就要一天革命。對於士兵，要時時設法提高他的生活，不要自以為學問好，資格高，看不起士兵。你要知道，不能與士兵同甘苦，就不能與士兵共患難，你如不能當士兵如子弟，怎麼能使士兵視你如父兄呢？還有研究學問，總要提綱挈領，射擊瞄準各種技術，要教士兵時時練習，警戒步哨各種動作，要使他十分了解，擦槍檢查，更要留意。做見習官要時時檢查士兵勤惰，並且先要檢查自己的勤惰，來作士兵的表率。還有節省子彈，利用地形，更要使士兵一一領會，這些都是最重要的，切不可忘掉。總而言之，大家這次出去服務，是要負改造軍隊的責任，倘不能繼續我們總理的革命大業，我們做人還有什麼意義，要是一出去就為惡環境所化，那就更不是革命軍人了原稿為“那就白白辛苦了這一年了！”。
附布告
為布告事：照得本校第一團入伍生，現因校舍不敷，開往官山圩暫駐訓練。本校紀律嚴明，素抱平民主義與農工商聯合，以求貫徹救國主張。對於地方感情，愈久愈固，前事曆曆可征。茲該團已陸續到圩，仰該處人民務各安居樂業，毋自驚擾，合行布告一體周知。此布。
“1月15日”
再呈軍事委員會請辭第一軍軍長職。
下午，與季山嘉談戰略、政略。
晚，讀《史記》。
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開過之後，蔣介石當上了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委，軍事方麵仍擔任軍事委員會委員、第一軍軍長、廣州衛戍司令、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國民二全大會決議將各軍所辦的軍校合並黃埔軍校後改稱)校長。1月15日蔣介石向軍事委員會請辭第一軍軍長職務。
附蔣介石再呈軍事委員會請辭第一軍軍長職
……竊中正去歲奉孫大元帥之命，創辦黃埔軍校，以定國民革命根本之圖，當時實未有領軍之意。及後大元帥派廖仲愷與中正組織黨軍，並任以黨軍司令之職，此時中正本欲以專心辦學為辭，辭去黨軍司令不就，唯以當時東江方麵陳炯明之勢力尚未消滅，廣東人民之痛苦尚未解脫，故勉受黨軍司令之職，期平叛逆而雪黨恥。至去年10月14日，惠州城為東征軍攻破後，中正以我政府之基礎既已底定，故欲專力於軍校事業，一心辦學，訓練黨員，養成幹部革命人才，以為救國保種根本之圖。更以事權增大，具有造成軍閥之危險，為期打破軍閥勢力，使中國軍閥完全消滅，必先不任軍職，庶可盡嚴密監督革命軍人之責，否則身兼軍職，力破軍閥，恐以養成其本身蹈軍閥之覆轍而不知。特於惠州攻破後之第三日，通電辭去第一軍軍長職，並呈國民政府請予批準。國民政府當時據呈後，即提出討論，僉以東江雖告肅清，而鄧本殷尚負隅南瓊，廣東全省統一未能實現，賜電挽留。中正接電後，為尊重政府決議，暫將辭意打消。最近中正由東江凱旋返省，以現時南路黨軍經已直搗瓊崖，廣東軍事可告結束，為貫徹其原有素誌起見，特再向中央請將前呈批準，改變軍人風尚，無任屏營待命之至。謹呈軍事委員會。
“1月16日”
大會選舉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當選。
晚七時，對第三期學生講明持己正心之要。
是日，陳炯明起漢口，求援於吳佩孚。
盡管蔣介石與孫科協商表明有關西山會議的議題保留到三全大會再作決議。然而，最終在大會秘書長吳玉章等堅持下，還是於1月16日正式通過了《彈劾西山會議決議案》，決定：(一)鄒魯、謝持二人永遠開除中國國民黨黨籍。(二)林森、張繼、居正、邵元衝等12人由大會書麵警告，責其悔過；並限期兩個月內，具複中央委員會，倘有不接受警告者，即開除其黨籍項。
附蔣介石對第三期學生講明持己正心之要
……將來進了軍隊，對於士兵餉銀火〔夥〕食，固不好挪借，就是對於同事或向上官借錢，於自己的信用與名譽也很有關係。固然，官長不會因你借錢就輕視你，不過校中待遇畢業學生和官長的薪餉給養之數，實實在在可以維持五口之家的生活，不一定要借錢用，才可維持得過去。如果他要格外支借，那就可斷定他是奢侈，是浪費，亦可以知道他品性不良了。……有些學生官長很不明白道理，並且不能體諒上官的苦衷。比方有一個學生，因為他是父母喪事，或家中遭劫，或陣亡，或殘廢，上官因為他有這種關係，所以拿錢來供給他，撫恤他，這本是特別情形。後來不明白的人看見，以為上官能供給別個同學，準別個同學的假，便不告假，也要告假，不借錢，也要借錢了。假使全校五六千學生通通都要這樣效尤起來，事實上怎能辦到呢？即使把全校經費充作借支之用，還嫌不足吧，有這樣現象，可見本校訓練方針還沒切實做到。此事雖小，可借以判斷他本人將來能不能成立事業，能不能始終革命。第一二期學生，有已升至團營長黨代表的，亦就是根據這一點來做升降的標準。所以學生派往各處去服務，無論他學問如何好，而他品性一壞，什麼事業都無希望了。因為見錢眼紅的人，帶起兵來，不但要克扣士兵的薪餉，還要被人家收買去的。以下再說一段本黨本校的情形，及各位以後立身處世的要點。老實講，本校是本黨的中心，且是本黨的基礎；再推廣一點講，也就是全國的革命中心所在地。既要把全國的革命中心放在本校，那我前已講過，必定要大家擔負這個責任，團結精神，才可不辱這個重大使命。團體是由各個分子組織的，所以各分子的關係是非常重大，要是入了不良分子的團體，好的心地也會變肮髒的；要是入了正大光明的團體，自己意誌就是很薄弱，也會變得正大光明的。所以加入一個團體，對於自己將來的事業，很有重大關係，在加入團體之前，不可不慎重考量。普通團體，如學生會、工會、農會……都是團體，革命黨也是個團體，凡是組織一個團體，其中必定有一個作用，不過有好壞就是了。我們總理組織革命黨，以實行三民主義為作用，這種團體就是最好的團體。現在有些人想利用團體名義，到處招搖撞騙，來做他個人自私自利的事，就聯絡少數人組織一個團體，看他宣言，並非不動聽，其實隻在爭權奪利。要是不加考量，入了這種團體，就被他發起人買了去，這是很危險的。所以要入一個團體，必定要考量，要體察，這個團體的作用怎樣，性質怎樣，切勿亂入。尤其是在學校裏，在軍隊裏，各位如果相信本校長是一個真正革命者，那麼在校內，在軍隊，都要服從我的主張，如同我以總理之思想為思想，以總理之意誌為意誌，才不會被人買弄，才可做真正事業。去年總理北上，最後一次對大家講團體意義，說黨員以服從為主，也就是這個意思。有些黨員以為入了黨，就是黨裏的貴族，就可以享特權，所以為了在黨裏得不到權利，就要破壞本黨。像民國初元滿清推翻時，許多黨人因沒有官做，就要灰心，就要脫離，而且甚至於要破壞本黨，本黨革命不成，就是為此。要知革命黨隻有犧牲個人的性命、權利和幸福，若因升官發財而進革命黨，其用意就矛盾極了。假使革命不遵守總理的三民主義，如楊希閔、劉振寰等，打了仗，占領了廣東，做他私人的地盤，給他的一般同鄉親戚大刮特刮，弄得人民深熱於水火之中，無處訴冤，這樣是否革命，是否是做人的事？……現有人入了孫文主義學會，以為他的會好，就來詆毀青年軍人聯合會是反主義；入了青年聯合會的人，亦就以為他聯合會好，就來汙蔑學會是反革命，而他本身早已給人來利用了，還不覺悟，可知本校教育沒有根底，不能使學生徹底覺悟，仍來做人的傀儡，這是最痛心的事。……各位還要知道，要希望革命成功，對於同誌間的私人仇隙要一概破除，所謂同仇敵愾，才可打倒敵人。隻是隻管個人意氣，個人利祿，革命終不能成功。各位畢業以後，要知學問無窮，典範令、教程等書，要隨身攜帶，一麵研究，一麵實施，學問才能成功。還有經濟學，也是要十分注重研究，現在時代如不懂經濟學，作文演說的時候，別人拿經濟學原則來駁你，你就一句話都不能說了。所以各位要知道，我們軍人除軍事學之外，還須研究政治經濟，〈尤其是經濟學更要研究〉。因為懂得政治經濟學之後，軍事學方有益處，否則，無論你軍事學怎樣好，不懂政治經濟，終究是做別人的機械罷了。《精神教育》和《東征訓話錄》，也要時常研究，不要以為這隻是軍事講演，實在當作一本政治和經濟學，亦可以的。總理的講演及各種書籍，更要徹底去研究、實行。現時代的人要知現時代的道理，否則就是過去的人，也就是和死人一樣。所以孔子說：“朝聞道，夕死可矣。”如果不知做人的道理，就是活了一百歲，也是枉然的。現在的道在哪裏，總理的三民主義，就是我們的正道。
“1月19日”
吾被(軍事委員會)任命為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校長。
全國代表大會閉幕，以心悶足痛未參加。
近對羅、季二顧問主張，心輒不樂，嚐謂：“我以誠往，彼以詐來，非可與共事之同誌也。”
曰：“凡事至欲避退不能之時，是何可憐，群疑眾謗，唯有一誠字應之，以冀有以感之。”
在左派和蘇聯顧問對廣東局勢十分樂觀時，地位接連急劇高升，已成為國民黨重要領袖人物的蔣介石，卻悶悶不樂，“常痛斥部下”，昨天下午，“回省垣，詣辦事處，見房室穢蕪，器物淩亂，怒責各員。歸東山寓，門禁馳嚴，皆痛斥之”(蔣介石1月18日日記)。連今天國民黨二全大會閉幕式，他都借口“心悶足痛”避不出席。
“1月22日”
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全會，推為常務委員。
上午八時，蒞北校場檢閱第一軍第五團(成績較優)。
下午二時，檢閱第五團內務及場操。
1月22日，召開了二屆一中全會，推選汪精衛、譚延？、蔣介石、譚平山、林祖涵、胡漢民、陳公博、甘乃光和楊匏安為中執委常務委員。
從這個常務委員會的成員可以看得出：
汪精衛是舉足輕重的人物。由於汪的左傾和才華，他在“二大”期間，自始至終，縱橫自如，“開幕詞”和“閉會詞”，都是他做的：口若懸河，引來陣陣掌聲。汪著意提攜的大將陳公博和甘乃光已進入中央領導核心，左右有靠，後繼有人。
譚平山、林祖涵、楊匏安進入了這個核心，反映了中共在政治舞台上的異軍突起。這是因為在近半年間，在東征反封建軍閥鬥爭中，在省港大罷工的反帝鬥爭中，特別是聲討右派刺廖的鬥爭中，中共都顯示了令人矚目的政治能量。
蔣介石扶搖直上，從此邁入中國政界最高層，1月6日下午，蔣在二大作軍事報告，“報告畢，全場歡呼。某同誌動議，請全體代表起立向蔣同誌致敬”。蔣是穿著馬靴上台的，格格有聲，咄咄逼人，而今已成為公認的僅次於汪精衛的第二號人物。至於排在他前麵的那位前清翰林譚延？，雖然他“是一個聰明的官僚”(毛澤東語)，“為人極端圓滑”(李宗仁語)，手下有一支牢牢在握的湘軍，但他不是國民黨的正統，缺乏“鴻鵠”大誌，不善於“多種經營”，不足以與蔣相抗衡。
右派大受打擊，中常委中隻有胡漢民一人。“碩果僅存”；但同時又可看出，胡雖被逐，不曾出席“二大”和“二屆一中全會”，但仍有人擁護他，在國民黨內仍有深厚的根基。
“1月26日”
上午八時，由安期寺躡白雲山顛，聘懷四眺，總不能稍解鬱衷，因歎：“如何可使我馳責釋負，達隱居者之目的耶？”由峰頂北下，入月溪寺，乃宋代蘇晴川右丞相之墓莊也。由此右折行，經雙溪、五寶泉、靜仙岩，風景雖好，舊跡破爛不堪。回安期等，鍾已十點。山麓白雲寺僅存敗堵，歸途過濂泉寺，旁有張良廟，其他乃白雲與濂泉之正脈也。正午，回東山寓。
一直稱“心悶足痛”的蔣介石，竟於1月25日攜友徒步登白雲山“遊安期仙居”，“過能仁寺，訪方瑛墓”晚飯後下山。今天(26日)一大早，又登上白雲山顛，“騁懷四眺，猶不能稍解鬱衷，因歎如何可使我馳責釋負，達隱居目的”。
蔣介石何緣如此“苦痛極”？……
這一日，汪精衛、譚延？親自到梧州與李宗仁、黃紹？、白崇禧會商兩廣統一事宜，並達成協議。
“1月27日”
上軍事委員會改良士兵生活意見書。
上午八時半，赴西村檢閱教導師第三團，並演講當兵任務。
參觀廣雅書院。稱其規模偉大。
晚，與鮑羅廷談北滿洲軍務。
附蔣介石上軍事委員會改良士兵生活意見書
東江業經戡定，雷瓊漸就肅清，粵局之統一告成，軍政之革興宜亟。前呈六端，僅及綱要，關於士兵生活狀況應行改良之點，未暇計及。茲就管見所得，再條陳之。(一)士兵餉項，亟宜增加。軍中戰鬥能力，以士兵為基幹，而軍中生活程度，亦以士兵為最苦。考查現役士兵，負有事畜之責者，十居八九，一旦從軍，轉戰千裏，既勤黨國之勞，複深內顧之憂。每月餉入僅足自給，縱或撙節寄家，為數亦屬至微。欲其安受訓練，出力打仗，殊非易易。本軍以實行主義為責任，民生主義尤應以軍營為實施之地，且生活程度日高，百物異常昂貴，從前餉額本屬過少，粵省舊例，均發毫洋，一再吝嗇，其何能濟。擬請就各士兵現有餉額，酌加數元，一律改發大洋，俾於夥食日用之外，稍可彌縫家計，將來軍事進展，無須改換幣位。(二)服裝宜預製備。頻年以來，敗政竭蹶，士兵服裝製發不時，觀瞻欠雅，固無論矣，甚或嚴寒尚著單衣，體魄因而病損。現在大局粗定，財源漸次整理，所有服裝費用，不必臨時措籌。擬請預撥的款，先期備製，夏令即製冬服，冬季可辦夏裝，蔽體有具。形式較整，製辦機關，最好自建工廠，以免受人鉗製，多所糜費。(三)衛生藥品，宜充分購備。戰陣交綏，寒暑侵襲，傷病之事，勢所必至，現除擇地設置病院外，各團並有衛生隊擔任治療。唯是藥值甚昂，頗難購備，診斷雖有軍醫，施治苦乏藥品，衛生組織幾同虛設，以效命黨國之人，竟坐視其傷病而束手莫恤，不必怨言叢生，捫心自疚神明。擬請酌籌的款，充分購備，分發各病院衛生隊，以便醫療。(四)營舍宜擇地建築。前次新軍規製，駐地特建營房，不僅便於駐〔住〕宿而已，關於管理、訓練等項，辦理亦較便捷。當粵局多故，隊伍紛雜，頻年士兵疲於奔命，每至一地，棲遲祠廟，或以覓宇不得，甚至露宿山野。現值軍額可定，分防有期，似應就各駐地酌建營房，庶將來調換防區，均有適宜住所。(五)娛樂場所及工廠宜設備。個性腦力、久勞則虧，神經感觸，易成病因。士兵按照操作規程，每日勞動約在8時以上，不有娛樂之場所，何以怡悅其心性，且士兵在伍，所習者僅有軍事操作，退伍之後，更無專技可以營生。擬請師化兵為工之法，於駐軍地方酌建工廠若幹，就其性質所近，在可能時間派廠學習，將來技藝告成，解甲還鄉，盡可自由生活，公私均有俾益。(六)減少製式教練鍾點，增加智育課程。軍隊教練本以製式為基礎，然完全軍人之養成，除操場中之製式教練外，尚須講求野外實戰動作。招集各種職業不同、知識不齊之分子，置於專一訓練之下，以期養成能應實戰目的之軍人。先須啟發其智能，祛除其習染，使之薈萃精神，明了黨義，交換方言，化除迷信，灌輸各種常識，每一軍營不僅為養成軍人之機關，實等於全國普通之學校，以輔家庭、社會教育之不逮。士兵方麵。統受精神教育，知識開張，事理明達，既堅軍人信仰之心，戰鬥自然努力，此所以亟宜減少製式教練鍾點，移其時間從事智育課程。(七)縮短現役年限，舉行退伍。各國軍製多用征兵，我國以政治狀況及頻年內爭之故，尚行募兵。士兵以生活艱窘，遠道應募，一經入伍，幾同奴沒〔役〕，每軍營中頹憊龍鍾者，不乏其人，雖不必荷槍前驅，而其生活之困頓，已可憐憫。大要由於現役年限無定，退伍複無營生技能，軍營長官亦遂聽之。唯是作戰時期，此輩既無可用，縱欲另募壯健，又以兵額見梗，為害公私，實非淺鮮。擬請明定現役縮短年限，屆期舉行退伍，士兵既免老衰謀生之艱難，軍營複得充分之戰力，行之日久，並可使全民皆兵，遇有重要軍事，即能群起奮鬥，如此，雖不實行征兵，而征兵之效在其中矣。以上數項，不過略抒蠡測，未能遽雲周密，按諸目前情形，實為改良士兵生活狀況切要之圖。
附蔣介石赴西村檢閱教導師第三團演講節錄
……壓迫我們的，第一是外國的帝國主義，第二是北洋各地的軍閥。帝國主義者用不平等條約壓迫我們，軍閥帶了兵，耀武揚威的來壓迫我們，所以帝國主義同軍閥，就是我們的敵人，我們要打倒他，就是要來革他們的命。大家來到我們革命軍裏麵，就是加入了革命團體，這個團體是很不容易進來的。裏麵的官長，如同你們的父兄，凡屬弟兄都是同誌，所以大家應當視官長弟兄如同胞家人一樣，相親相愛的去團結精神做事，切不可鬧什麼意氣，尤其是萬萬不要逃跑了。大家是有誌氣的，我們革命軍都是英雄好漢，能耐勞，能耐苦，不怕難，不怕死。所以我們要趕緊學好本領，打倒我們的敵人，達到我們最後的成功。革命軍是有許多的訓練科目、規則和許多要緊的訓話，官長對你們講的，就應當記住。革命軍裏有一個連坐法，你們更要問清楚。革命軍是孫大元帥的部下，是有三民主義的信仰，大家要研究明白。……
“1月28日”
派孔慶睿為軍校入伍生考試委員會委員長，教官鍾奇、侯連瀛、徐寶鼎、黃香蕃及教育處各副官為會委員。
與張人傑談本黨現象與個人處境，不禁感慨係之。
上午十一時，蒞北校場檢閱教導師第二團，並訓勉為革命軍。
第二團為張良達師較優部分改編者，其成績反不如最劣之黨軍。
下午二時，出席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簡稱中央軍校〕籌備會。
晚，與季山嘉研究北方軍事政治，謂：“餘若在北方覓得一革命根據地，所成就功業，其必十倍於此也，豈僅如今日而已乎？”
28日，蔣介石“與張人傑談本黨現象與個人處境，不禁感慨係之”，其“感慨”何來？處心積慮，必有所謀。
附蔣介石蒞北校場檢閱教導師第二團訓勉節錄
今天本校長來檢閱你們教導師第二團，以後你們編入了革命軍，大家就要做革命軍的軍人，就算是孫大元帥的部下了。革命軍是怎樣呢，就是要保護國家，打倒人民的與我們的公敵帝國主義者和軍閥，這是大家要牢記的。……現在到了革命軍裏有了槍，並且官長教你們學打仗的本領，本領學會了，把敵人打倒，你們家裏才有飯吃，你們才不再受人家壓迫。大家要曉得你們處在現在的中國，除了當兵之外，就沒有第二條路可走，且沒有出頭的日子。當了兵，要是沒有官長，就學不好本事，大家不相親相愛，就不能團結，就沒有力量。最要緊的，要把軍隊當家庭一樣，一心一意地去做事，否則就永遠打不倒敵人，就永遠被人壓迫得不能翻身。但是軍隊裏麵，弟兄為什麼要服從官長呢？就是我們要實行三民主義，因為官長都是實行三民主義的，士兵亦是要實行三民主義，我們服從官長，就是服從我們自己的主義，學好了本事，才能革命成功。……你們進了革命軍之後，將來要教你們識字，教你們種種學科、術科，教你們打仗與做人的道理，如家庭和學校的辦法一樣，大家要專心致誌去學才行。最後我們做革命軍的，一定要不怕死，不貪錢，愛國家，愛百姓，這幾句話是我們革命軍的口號，要牢牢地記住。以後官長來檢閱的時候，要問你們的，你們就要答得出來。……
“1月30日”
上午八時半，赴虎門檢閱教導師第一團，一時，沙角第一營；三時，虎門寨第二、三營，並各訓話。至六時半畢，回省垣。
附蔣介石赴虎門檢閱教導師第一團，沙角第一營、虎門寨第二、三營訓話節錄
本校長今天來檢閱你們教導師第一團，剛才在沙角有許多話已經講過，現在再同大家講一回，大家要留心聽著才好。現在所講的是很簡單的，第一就是我們軍隊是國民革命軍教導師第一團，這是各人要記得的。……軍閥、帝國主義者、土豪劣紳，都不是好的東西，都是來壓迫我們的，都是我們的敵人，都是要革命的。所以我們革命軍一方麵要保護百姓，並且保護自己家裏，一方麵要打倒欺負壓迫老百姓的敵人。這個革命軍是那個創造的呢？就是孫大元帥親手提倡與組織的，所以我們要服從孫總理實行三民主義。孫總理的三民主義，就是救國救民的主義，救你們自己的主義，所以大家對於孫大元帥的主義書籍、相片，要很誠實的信仰與尊重。……這個道理，要同大家講明白，就是前麵所講的，大家要耐勞，要耐苦，不怕餓，不怕死，服從官長，保護百姓，這樣三民主義才可以實行，革命才可以成功。從前你們當兵，完全為你們少數官長升官發財，於你們自己沒有好處；現在當革命軍人，將來革命成功之後，你們就可以享福，所以現在你們受苦，完全是為你們自己將來的好處，是有代價的，應當特別努力奮鬥才行。不過革命軍的軍法是很嚴的，就是連坐法。打仗的時候不許後退一步，在營盤裏要特別的守規矩，不能犯了一點錯處，犯了就非重罰不可。但革命軍裏麵待遇是極好的，比方打仗的時候，你打死了，對於你的父母家小，有撫恤費養他們，打傷了，後方有病院調養你的，並且政府有很高的賞格來犒賞你的。……如果沒有官長，今天所講的話，就沒有人同你們講，更沒有人帶你們革命，我們就永無出頭的希望，所以我們看見官長，如同家裏的父兄一樣。你們弟兄要如同手足一樣，大家相親相愛，團結精神，去打倒我們共同的敵人，打倒之後，我們革命就可成功，我們就有出頭的日子。……
“2月1日”
軍事委員會任蔣中正為國民革命軍總監。
奉令籌備中央軍校考試委員會。
派嚴重為中央軍校訓練部籌備主任，朱孔陽為該校經理部籌備主任。
下午，召開校務會議，曰：“校事紛如亂絲，不知如何擘理，範圍擴大，委權於人，不能以全神貫注。權位愈高，責任愈重，因之心思愈老，而危險之程度，亦愈增矣，可不懍哉。”
蔣介石雖然於2月1日奉軍事委會會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的總監”，但他心裏一點兒也不感到舒服。他認為自己雖有權在身，但“不能以全神貫注”“權位愈高，責任愈重”“心思愈苦”“危險之程度，亦愈增”。這倒有個居安思危之感。然而亦是事出有因的：前不久，蘇聯顧問團以“參謀團”名義不顧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決議，而削減了軍校的經費，以及延擱了撥發官兵薪餉。蔣介石認為，這是陰謀破壞黨軍將士對自己的信賴，而且此舉，是汪精衛同意了的。這樣看來，有權又能怎麼樣，還不是空頭一個，這權不要也罷，這便是此刻蔣的心情。不信，你拭目以待。
“2月3日”
上午九時後，軍校大操場檢閱入伍生第三團，至一時始畢。
下午，會孫傳芳代表周承鬱。
晚，鮑羅廷就談北行任務，並及土地問題為革命之基礎。亦以為然。
二全大會閉幕不久，蘇聯顧問鮑羅廷以為一切業已就緒，正欲輔佐新屆領導大幹一場。連日來他與蔣介石談及政治、軍事、經濟。不想，突然接到回國命令，隻好離開廣州。
鮑羅廷是奉斯大林之命，於1923年1月6日到中國的，一晃兩年有餘。其後頂替他的是季山嘉。
“2月5日”
飭教導師第三團開赴東莞。
傍晚，往平岡測定墓向畢，〔祝曰：“甚望諸烈士子孫，奕葉皆能革命，以纘前緒於無窮也。”〕巡視病院，見病生呻吟，因歎：“觸目非部下棺材，即同誌呻吟苦狀，焉得不為之心摧？”
讀者此時務必想及迄至1925年年底，蔣介石仍是經常與黃埔(1926年後稱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師生接觸。他一向出入戰場，也親對教導團士兵訓話。在很多場合中，他一再鼓吹革命軍人抱必死之決心。有時親勸士兵之參加敢死隊者將獎金寄彙回家。在多次訓話中，他提到曆次戰役陣亡者姓名。在《軍校第三期同學錄》的序裏他寫出：“而驅我同誌就死難者中正也。”1926年1月13日他向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的“改良士兵經濟生活案”內有下開文句：“當兵者處處皆有死機，非為求生，豈為求死？其所以舍生而求死者，亦即由死而求生也。”更有這次他在日記裏寫出：“觸目非部下棺材，即同誌苦狀，焉得不為之心摧？”所以在種種情形之下他對部下學生和所屬將士，或死或生，不能全無責任感。
“2月7日”
上午十一時，季山嘉(顧問)就談政局與軍隊組織，語多諷刺，又若甚疑懼吾者。因喟然曰：“今之中國社會與空氣，無怪其以土耳其為殷鑒，並鄙中國軍人盡為貪劣者也。嗚呼，國家若此，軍人如彼，〔感觸現象〕，能不深用汗顏耶。”
自懼習成軍閥，急思解除軍職，(心甚決心也)。
蘇聯顧問鮑羅廷於2月4日到北方去後，換上來的季山嘉，“語多諷刺”又好像對蔣介石有所疑懼。蔣認為對方是以土耳其為殷鑒，鄙視貪劣成性的中國軍人。蔣擔心自己也要淪為讓人看不起的“軍閥”，所以決意“解除軍職”。
這一決定，亦是2月1日被任命“國民革命軍總監”時所慮及的進一步明朗化。
蔣介石同季山嘉相處雖無幾日，之間關係卻鬧得很僵。本欲北伐的蔣介石，卻被迎頭潑了冷水，季山嘉反而建議蔣介石由海路運兵到北方去支援馮玉祥的國民軍。蔣介石說季山嘉的這個建議是“兒戲欺人之談”，是“根本打消北伐之毒計”。接著，季山嘉又勸蔣到北方去幫助馮玉祥練兵，這就更加激怒了蔣介石。
“2月8日”
表示不就軍監職。
下午，視陣亡將士墓工程。
蔣介石本希望蘇聯對中國革命的援助，隻以廣東政府為中心。如今蘇聯和中共不但在北方又支持了一個馮玉祥，並十分重視國民軍的實力，還要自己去為馮玉祥效力。於是蔣介石認為這是在設法要他離開廣州，是有意在排擠他。
“2月9日”
下午，呈請辭軍事委員會委員及廣州衛戍司令職，願任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及校長，並擬通電稿。
批閱中央軍校章程。
蔣介石因對於內部不統一感到危懼，乃於2月8日，鄭重“表示不就軍監職”。今日下午，再次呈請辭卸“軍事委員會委員”及“廣州衛戍司令”兩職，願專任軍官學校校務。但由於汪精衛沒有明確的答複，以致辭職問題懸而未決。
蔣介石原以為用辭職和通電相威脅，一定會受到挽留，這樣就可以提條件，討價還價了。不料汪精衛對蔣介石的辭職既不批準，又不挽留，使蔣陷於尷尬的境地。
“2月11日”
深念處境屯厄，非積極進行，衝破難關，不能再談革命，否則消極下去，減輕責任，以為下野地步。然衛黨救國，固應忍辱負重，不即不離，且前且卻，夫豈革命者之行動耶。思索半日，仍主固執道義，貫徹初衷耳。
蘇俄同事疑忌我、侮弄我，或非其本懷，然亦何為而然，唯有以誠格之。
蔣介石對蘇聯顧問季山嘉耿耿於懷。現在他認為季山嘉勸他從海路運兵和到北方幫助國民軍練兵，不僅是對自己的不支持，簡直就是對自己的疑忌與侮弄！同時，蔣介石還發現，在這個問題上，汪精衛也表示讚同。蔣認準季山嘉之所以明目張膽地與自己作對，是汪在後麵給他撐腰，是他倆聯合起來要整走自己。這樣，自己在軍事上勢必將喪失主動權。隻有一個辦法：“緩兵之計”、“以誠格之”，看看動靜，再圖他謀。
“2月12日”
上午，登長洲第一峰升旗山，海天寥廓，眼界一空，然鬱誌終未舒也。
曰：“力子語予，季新以未得複怏甚，自覺固執太過，使人難堪，而啟嫌怨，又接其一訊，令餘讀之感動。”
陰曆歲除，在要塞部寓樓祭祖畢，凝思良久，似有會悟。
“鬱誌終未舒”與上書26日登白雲山巔，“騁懷四眺，猶不能稍解鬱衷”，同為一意。
附汪兆銘函
介弟同誌台鑒：日前東臣電話，雲弟辭衛戍司令職，昨晤擇生，並雲己見辭職明文，甚為惶惑。事前兄未聞弟說一字，今請約定以後弟無論辭何職，乞先明以告我。因兄糊塗，致弟辦事困難，則兄必不吝改過；如發見困難，咎不由兄，則當謀共同解決；如無可解決，則當共同引退。否則兄亦可自由辭職，不先取得弟之同意矣。務乞賜複為荷。此上。敬請近安。兄兆銘謹啟。14日晨，當來黃埔麵晤一切，唯須先複數行，庶幾今夜能睡也。又及。
“2月13日”
今日已是十五年最後一天，範圍擴大責任加重。當務糾紛說不出記不下的痛苦日多一日，所以聞之革命怪現狀至堪悲愕。大海茫茫，何時能達彼岸？總理期我事業，父母生我意義，果為何知？每一念及，唯有莫怠莫荒，不屈不撓，奮鬥力前，毋負黨國，如是而已矣。
詣校，見學生惰慢失儀，心懣殘甚，遽加訓斥，並重申敬禮令。
“當務糾紛”使他蔣介石“說不出記不下”“痛苦日多一日”對他所向往之途，直覺“大海茫茫”，不知“何時能達彼岸”？這依然“鬱誌終未舒”的哀歎。
附蔣介石詣校重申敬禮令
本校軍紀風紀，廢弛至不可言狀，見之輒為心痛。服裝不整，儀聯頹唐，幾不成其為軍人，甚至學生對官長瞠目相視，藐若無人，不複知軍中有禮節有紀律矣。至下級官長對上級官長，輕慢更甚，所謂上行下效者此也，故紀律之壞，必自官長始。凡遇下級不敬禮者，以為強人敬禮，自失體麵，不知今日不責，則明日放任更甚，履霜堅冰，所以養成本校如此之惡風。整頓紀律，是上官之責，敬禮事小，而紀律事大，不責下級敬禮，任其自便者，是其責任在上級督率不嚴，自壞其紀律，而非下級官之罪；倘上級責罰而下級失禮如故，是乃下級官長之罪也。以後如遇有下級官見上官不敬禮者，準上級官先行處罰，或記失禮者之過，而後呈報。如見下級官失禮，而不加其處罰，則坐上級官以對下級失禮之罪。須知禮節為軍人精神之所寄，如無禮節，則紀律與精神無所表見。本校各官長學生，如不於此竭力整頓，則從此百事廢弛，不可收拾，豈複有辦學之必要。且不止下級見上級應敬禮不失，即同級或同學之間，不論先後，亦須互相敬禮為要。蓋敬禮為親愛之表示，非必論其彼此與先後也。現各處軍佐及書記錄事，更不知禮節為何物，以後應派專員教習，免幹咎戾。茲從令到日起，著各部處團隊切實規定，每日必須演習敬禮三十分鍾，並將軍人、軍隊、室內、室外等之敬禮，詳為講解，對於不敬禮之官生兵鬥，務必嚴行幹涉，否則即唯各部處團隊長官奉令不力、訓練無方者是問。此令。
“2月18日”
派孔慶睿為中央學校校長辦公廳主任。
調任勞書一(軍醫處軍醫)為入伍生第六團衛生隊隊長。
曰：“悶坐愁城，不如意事連續而至，所謂屋倒適逢連夜雨也。公私兩敗，內外夾攻，欲憤而自殺，既而悟徇外為人之心太重，豈自強不息者哉。”
此時之蔣介石憂患愈甚，依舊“鬱誌終未舒”之慨，甚而“欲憤而自殺”，實難“排解”與“泄憤”。
蔣介石經過反複考慮，既然“無法解決辭職問題”就應“自強不息”，再向前跨進一步，去奪取國民黨的軍政大權，怎能甘心下野呢？！
“2月19日”
上午，致鮑羅廷書，長約數千言，旋與汪兆銘商議赴俄事。
近以怨尤叢集，環境險危，部下思想未能一致，而安樂非可與共，決定再度遊俄，自以為新生命存亡之一大關鍵。季山嘉過訪聞之，狀似不安。
令駐省城教導師第一團及輜重隊，調紮石龍、樟木頭等處，入伍生總隊第一團開赴惠州。
下午，攜緯國逛第一公園，參觀遊藝會，晚後，送其起程回滬。
蘇聯顧問鮑羅廷是抱著最樂觀的判斷離開廣州到北方的。
鮑羅廷曾與蔣介石研究關於北伐的事情。他說：革命不能停留在廣州一地，因為它遲早要“衰退”。“長期停留在廣東是不可能的”。北伐是唯一的出路。鮑羅廷建議：當革命力量自廣州呈扇麵展開時，它們可以把政治和經濟改革計劃帶到各地。解放力量將會喚醒農民和工人。由於革命之風來勢迅猛，資產階級再也不可能像在廣州那樣扼殺變革。這樣，就能導致土地改革的進行，保證革命的成功。鮑羅廷列舉了準備北伐的必要步驟：製定一項政治和經濟綱領；壯大國民黨左翼勢力；加強對農民和工人的宣傳鼓動；使中國共產黨更加布爾什維克化；增強軍隊中的左派情緒。
鮑羅廷說，他並非沒有意識到軍隊中的思想問題，尤其是那些新近並入到廣州軍隊中去的部隊。但到目前為止，舊軍閥隊伍的表現還是好的。雖然它們對革命的信仰不堅定，但還是能夠使它們對國民革命和國民革命必須承擔的一切義務有正確認識。他說，新的將領及其部下的問題不是很大，特別是“六位軍長當中有四位算得上是可靠的，對他們幾乎用不著懷疑……有了這些指揮官就可以做很多工作”。
在這種情況下，鮑羅廷預計(或據說他預計)不會同這些將軍們發生什麼麻煩。
蔣介石感覺蘇聯顧問鮑羅廷對自己是信任的，於是寫信求教。旋即一想，鞭長莫及，遠水不解近渴，莫不如徑直赴俄，何況時下“環境險危”。蔣氏又要施其慣用的以退為攻的伎倆了！
“2月20日”
上午，呈請改編國民革命軍獨立二師為第一軍第十四師。
往河南南強中學參觀遊藝會。
下午，擬文稿，題為蘇俄紅軍成立八周年紀念感言。
與李濟深談論，兩廣政治、軍事、財政統一計劃，實現有望。客去，惝恍殊甚，既而曰：人在於自強，患難可同，安樂難共，人情〔大抵如斯矣〕，吾何怪(乎彼)哉。
“人在於自強”。蔣介石“甚悔”辭職之舉，覺得自己“太無耐力”了。他決定要自強，要“積極幹去”。蔣介石改變策略，以先發製人的手段，向汪精衛和季山嘉進攻了。
“2月22日”
呈請解除東征總指揮職。
下午四時，回東山寓休息。歎曰：“政治生活，誠非人所過耳，處境若此，萬萬想不到也。道德雲乎哉，感情雲乎哉。”
晚，赴俄顧問宴，席終坐談多主北伐從緩。
蔣介石是一個野心勃勃，內心複雜的人，一個民族主義者和實用主義者。他是接受蘇聯顧問鮑羅廷北伐建議的，如今這個蘇聯顧問季山嘉唱起反調：“主北伐從緩”。北伐，是孫中山最早提出的，當初為了鞏固南方而率部東征，現在應該實現孫中山的遺願而北伐。蔣介石自認是孫中山的追隨者與繼承人。既然有人對自己產生疑懼，就應作出來看看，力主北伐！可眼下他蔣某人還沒有那個能力，還要看人臉色而行事。
“2月23日”
茂如言有人殺我，昨夜又見人厭我之狀，餘心滋怫，既而忍之，喜諛惡謗之人，即為患得患失之鄙夫，心地何不光明乃爾，切戒。
是日，軍事委員會任命李濟深為參謀總長。
擺在蔣介石麵前的是矛盾重重，樹敵過多：
首先，他同中國共產黨的矛盾，他看到將來最大的敵人即斯也。遠在黃埔，軍校國民黨特別黨部選出的第三屆執行委員，5人中就有4人是共產黨員。到了今年(1926)春，軍校和各軍的政治部，幾乎都是共產黨員在工作。第一軍中3個師的黨代表，共產黨就占了兩人，9個團的黨代表中國共產黨占了7個。士兵中還建立了共產黨組織。他還感到軍校和第一軍中的共產黨員，不是他這個校長和軍長所能任意擺布的，這還了得！
其次，蔣介石同蘇聯顧問的矛盾，首先在北伐問題上，產生嚴重分歧。不去細說。
再次，蔣介石同汪精衛之間的矛盾尖銳化了。汪、蔣合作，本為互相利用，二人在達到各自目的以後，自然要互相排斥。
最後，蔣介石這時和其他各軍之間的矛盾也尖銳起來，廣東的6個軍長，沒有一個買蔣介石賬的。
可以看出，在1926年春國民黨二全大會後，蔣介石麵臨的矛盾十分尖銳，使他確實感到進退維穀，惶惶不可終日。他處心積慮，尋找著擺脫困境的辦法。
“2月26日”
奪王懋功師長職，並扣留之。(俄人季山嘉等為之震驚，以其利用王懋功圖謀不軌，傾覆本黨革命勢力不成也。)
蔣介石是一個很有軍事謀略和政治權術的人，他的高明之處就是善於分析政治形勢和敵、我、友各方的狀態。蔣介石清楚，就當時廣州的情況看，他在黨、政、軍各方麵的勢力並沒達到占絕對優勢。自己若發動事變，成敗則在兩可之間。於是，他先向汪精衛和季山嘉搞了兩次試探性的進攻。2月26日，蔣介石突然把他認為是汪精衛用來推倒他的王懋功扣押，罪名是“圖謀不軌，傾覆本黨革命勢力”，宣布撤掉王懋功的二師師長職務，並派人將王押送上海。
“2月27日”
上午，往訪汪主席，報告要事，及對季山嘉處置意見。(以季山嘉之專橫矛盾，如不免去，非唯為害黨國，且必牽動中俄邦交，然料其為個人行動，決非蘇俄當局意也。)有傾，季聞之，知過，並願辭退，甚疑之。
是夜，派副官陳希曾，押王懋功赴滬。曰：凡事皆有要著，要著一破，則一切糾紛不解自決。一月以來，心坎憧擾時自提防，至此略定(然亦險矣哉！)
27日，蔣介石訪汪精衛：“明告其如不準我辭職，就令季山嘉回俄。”蔣介石與蘇聯顧問的矛盾，幾乎達到了勢不兩立的程度。
蔣介石昨天“奪王懋功師長職”，今日又提出免去季山嘉總顧問職務。對這兩件事，汪精衛未置可否，季山嘉又表示願意辭職。這就更加深了蔣介石的懷疑，並看到了汪精衛的軟弱。蘇聯顧問的忍讓，更促使蔣介石下定發動突然事變的決心。從這以後的幾天裏，蔣介石心裏不再“滋沸”、“悲觀”。情緒變得“欲然泰然”。這時，他總結經驗，要“詳思熟慮”以便抓住“要著”，“奮鬥決戰”。
“3月3日”
看《革命心理》一書，至晚已九十八頁，乃曰：“今而知革命心理，皆由神秘勢力與感情作用以成者，而理智實極微弱條件。”又曰：“憎惡嫉妒，虛榮熱忱，為性格變遷之原因，亦甚有深意。”
蔣介石閱讀“革命心理”，他從中得到啟發是：成功者“皆由神秘勢力與感情作用”。如何去做，這是蔣介石所急於考慮的。
“3月5日”
看《革命心理》終卷，曰：“恐怖與憎惡二者乃為暴動之動力。感情與神秘之勢力在革命心理學中占重要地位，而宗教式的信仰亦為革命心理唯一之要素耳。順應時勢，迎合眾心，為革命領袖唯一之要件。吾何能之？”
又曰：“單槍匹馬，前虎後狼，孤孽顛危，此至今日之環境也。總理與諸先烈在天有靈，其必憐而嗬護之，不使我陷於絕境乎。”
蔣介石接連幾天都在讀《革命心理》一書，今天的體會更加“深刻”了，他認為“恐怖與憎惡二者，乃是暴動之動力”。這是在為他尋找製造事件的理論依據。
“廖案”中他趕走了許崇智與胡漢民，甜味無窮。下次要趕走汪精衛和限製蘇聯顧問，以便大權獨攬。不好再等機會到來，“天是不能掉餡餅”的，隻能自己製造機會了。
“3月7日”
上午，買棹往珠村訪友(原為“訪潘文治”)，鄉間風趣遠勝都市，都懷頓紓。程次，看菜根譚，以毋憂拂逆與不為物役二語，最為切己。三時，回要塞部。
劉峙、鄧演達告之有人以油印品分送，作反蔣宣傳，聞之，心轉釋然。
7日，教育長鄧演達報告：“有人散布油印品，作反蔣宣傳。”
在這一段期間，蔣介石在精神上的勞累日益加重，夜晚不能安眠，打算脫離苦境，出國遊曆的心情，頗為濃重。
“反蔣宣傳”似給他以機會，不覺釋然。
“3月8日”
上午，與汪兆銘決定革命大方針，吾以“一切實權非可落外人之手，雖即與第三國際聯絡亦應定一限度(原為“雖與第三國際取一致行動”)，要當不失自主地位。”汪極謂然。
下午，中央軍事政治學校舉行開學式，施訓學生，了解主義，嚴守紀律。
曰：“看曾文正嘉言鈔。乃知其拂逆之甚，毀謗之叢，非人所能堪，而其勸弟則在咬牙立誌，悔字與硬字訣，徐圖自強而已。”
蔣介石曾於1956年12月所撰《蘇俄在中國》提到本日記所涉內容：
“我乃於2月27日訪汪，明告其如不準我辭職，就應令季山嘉回俄。3月8日，又訪汪，痛陳革命實權不可落於俄人之手，即與第三國際聯係，必須定一限度，不可喪失自主地位。但是我們的秘密談話，季山嘉很快就知道了。至此我才知道汪、共勾結已深，無法使其徹悟俄共陰謀之所在。”
在這個時候，蔣介石寫給汪兆銘一封信，提到這其間的一些情況如下：
“……自弟由汕回省以來，即提議北伐，而吾兄當時極讚成之，並準備北伐款項，以示決心。不料經顧問季山嘉反對此議，而兄即改變態度。……此兄不能自主之一端也。
“季山嘉提議：派兵由海道運往北方，此為兒戲欺人之談，實為其根本打消北伐之毒計，弟即知其無北伐之誠意。……弟謂彼用意，於吾總理北伐畢生之誌完全相反。……
“自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來，黨務、政治、軍事限於被動地位，弟無時不抱悲觀。軍事且無絲毫自動之餘地，革命前途，幾至瀕於絕境。故與兄提議：必先與確實交涉，不可使中國限於被動地位，以違反我總理聯合蘇俄之本旨，與蘇俄扶助中國革命獨立之成約。然此不可專為蘇俄同誌責，兄亦不能辭其責任也。
“季山嘉勸弟往北方練兵之計，其虛實誠偽，已彰明較著。――蓋弟在粵一日，而季山嘉個人之計劃總難實現，故其不得不設法使弟離粵，以失去軍中之重心，減少吾黨之勢力。……”
附蔣介石施訓節錄
……我們大家進這個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第一句答解是來學革命的，是為革命才到這個學校裏來的。但是我們要怎樣才可以使革命成功，才能完成我們總理革命的責任呢？沒有旁的，第一期同學開學的時候，總理教訓我們有一句話，說是如要革命成功，就要犧牲，犧牲就是革命成功頂要緊的一個方法。所以我們大家進到這個學校，就要具有犧牲的精神，因為能犧牲才能革命，要革命才不違背到本校來的宗旨。這一點，大家要先明白了解，然後才可講到別的學問，才可講到一切的革命工作。……我們總理所創的三民主義，是以民生為曆史的中心，所以三民主義的基礎，就是民生主義。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實現的方法實在是不同的，不過革命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相同的蔣介石修改前的原稿是：“民生主義最後的一步是共產主義，不過實現的方法有些不同罷了。”。現在有些人不明白革命的意義，不曉得革命的基礎在什麼地方，或者相信三民主義，而排斥共產主義；或者相信共產主義，而懷疑三民主義，這些統是自相矛盾的。……從前第一二三各期學生，每每有這樣的懷疑，弄到自家反對自家的主義，自家拆散自家的戰線，反被帝國主義的走狗來挑撥利用，尚不覺悟，這真是冤枉極了。我望自今以後，大家不再有這種現象，如果我們還有這種事體發生，就無異叫我們自己不要革命，叫我們本黨自殺，還怎樣對得起以前本校已死的同誌，怎樣對得起我們已死的總理，怎樣對得起已死的廖黨代表。本校長對於三民主意〔義〕的觀念，就隻如此，望大家要認識清楚。……本校第一是注重紀律，大家都要拿鐵的紀律來互相監督；第二是無論學生、士兵，都要養成他獨立的人格和自治的精神。比方開校務會議或者開黨員大會的時候，大家有什麼意思，都可以盡量發表，就是本校長今天所講的話，如果認為有不對的地方，也可以當麵質問。不過大家決議之後，無論誰都要照著這個決議去做，不能違反的。我們要曉得，黨員都要以平等的精神相待，並不是誰可以欺淩誰的，我們所以要養成學生都有獨立的人格和自治的精神，因為要不使他做人家的機械或傀儡，給人家來利用，這就是本校的教育方針。大家進了學校，就要照著這個方針去做，將來就可以造成一班真正的革命黨員。我今天還有一點感想，就是第一期學生開學的時候，總理親來訓誡我們；現在總理死了，再沒有總理來訓誡我們了。可是我們總理精神還在我們黨裏，亦就是在我們大家同誌的身上。我們總理死了，我們大家同誌還沒有死，我們的黨還沒有死，所以我們總理也沒有死。隻要以後我們大家一切的意誌言論行動，都以黨紀為依歸，戒除浪漫的生活，不講個人的自由平等，那麼就和我們總理親自在我們麵前訓誡我們一樣了。所以我希望大家進了學校之後，除遵守軍紀風紀之外，還要遵守黨紀，我要拿這三個紀律來嚴束自己，嚴束同誌，並且還要嚴束上官，這樣才可以做成一個好學生、好黨員與總理真正的信徒。今天開學的第一天，我希望各位人人學總理，人人繼續總理的事業，實行三民主義，並且要希望各位學生的思想魄力、氣度膽量，都要學到我們總理一個樣子。這樣，個個學生都是我們的總理了，革命豈有不成之理。……
“3月10日”
上午，聞種種不堪入耳之謠言，此心卻自泰然，未嚐一抱悲觀，自謂“吾以至誠待人，終久當能諒解。”
下午，行第二師師長布達式，講訓二次，攝影後，循黃花岡回寓。
近日反蔣傳單不一，疑我、謗我、忌我、誣我、排我、害我者，漸次顯明。遇此拂逆之來，精神雖受打劫(擊)而心誌益加堅強。唯自恨缺乏政治能力，又乏組織長才，前以政治組織信人太過，故未加注意，亦毫不涉範。今後若欲脫人羈絆，免受束縛，則非事事詳思熟慮不可，勉乎哉。”〔此句原為“遇此拂逆精神打劫，而心誌益堅矣。唯自恨缺乏政治知識，又少組織能力，前以政治組織，偏信同事，不加研究，今乃知欲免為人傀儡，則非事事精斷不可。”〕
蔣介石所說的廣州出現了“反蔣傳單”，其實，當時並沒有什麼有組織的倒蔣運動，但這些傳單和謠言不是來自左派和共產黨，而是以孫文主義學會為中心的右派分子製造和散發的。目的在於挑撥蔣介石同汪精衛、共產黨以及蘇聯顧問的關係。這是因為廖案發生後，右派在廣東受到嚴重打擊，右派頭麵人物被迫紛紛離開廣州了，這時右派就采取、也隻好借助於謠言來分化瓦解廣東革命政權。右派散布的謠言大量的還是破壞國共合作、反共反蘇聯顧問的。其中反蔣的謠言，右派是想利用蔣介石多疑的性格，設圈套挑撥蔣反共反汪，達到為我所用的目的。其實蔣介石並不是如右派所想象的那樣好利用，容易被別人牽著鼻子走的人。蔣介石說過：“我從來的意誌，沒有一個人能夠動搖的，決不能聽人家包圍來改變我的主張的”，“應該怎樣主張，就怎樣實行，沒有聽從旁人的主張來隨時變更的，或者受人包圍，另外做旁人的一個留聲機。”
“3月12日”
總理逝世周年紀念，上午九時，往中央黨部行禮，致哀敬，並發表感言。
追念總理不已，檢遺劄裱手卷，並請譚延？作跋。
午後四時，季山嘉就談，極陳北伐之不利，力辟其謬妄。
蘇聯總顧問並未被辭職，蔣介石與他之間的矛盾依然很激化。問題的焦點還是“北伐”。
附跋：
〔先總理孫先生手劄二十三通，皆與吾介石同誌者。第一、二兩通，乃十二年先生居上海時書，第三至二十二，凡二十通，前六通十三年廣州大本營書；後十六通，則督師韶州時書；第二十三通亦十一年書，我軍方下福州也。先生偉大之人格，高遠之識解，謀慮周詳，斷製果毅，胥可於此二十三書中窺見之。至其期望介石之深，與待之之厚，諄諄如家人父子，尤令人三複感激，不能自已。介石謹裝成卷，朝夕諷誦，當無異於耳提麵命，其自立以副先生之所言也必矣。延？從先生日淺，而此書中事，則皆耳熟能詳。展卷敬觀，追維疇昔，侍坐款語，如在目前，不禁涕泗之橫集矣。荀息有言，使死者複生，生者不愧，雖甚駑下，請事斯語，以從介石之後，其可乎。15年4月，延？謹記。〕
“3月14日”
上午，在中央軍校補行總理逝世周年紀念。
下午，送沈應時出殯。
曰：“頃聆季新言，有諷餘離粵意。其受讒已深，無法自解，可奈何？”
14日，對於蔣介石辭職一事既未認可，又不慰留的汪精衛，竟暗示蔣介石離開廣東。
蔣介石在《蘇俄在中國》中牽強附會，推卸責任道：
“此時，我方知道如我不離粵，不測的事件就要發生，但我辭職而未獲準，如果自動離粵，又陷入棄職潛逃的罪名。……”
“3月17日”
晚，對官佐學生講總理遺訓。
近來所受苦痛，至不能說，不忍說，且非夢想所能及者，是何異佛入地獄耶。
17日晚上，蔣介石在軍校對官佐學生演講，其中說道：“要知我們革命，既以國家和人類為前提，便沒有感情可言，也沒有餘地可留了，這樣才能成希望革命成功。所以若有哪一個同誌、官長或黨代表，要做破壞革命和違反革命的事，不論下級對上級、上級對下級，都要嚴厲監督”從蔣的這些話中，可以看出他對兩天之後所發生的中山艦事件采取的嚴厲措施是早有準備的。他是在造輿論！
另外，廣州發生的製造謠言，與其說右派想以此來促使蔣反汪反共，還不如說是蔣介石正好利用了右派所製造的反蔣空氣(即所謂“倒蔣運動”)達到了他向共產黨開刀的目的。蔣介石不但沒受到右派製造謠言的左右，他還嫌右派製造的謠言不夠勁，他自己又製造出有人兩次要暗殺他的駭人聽聞的謠言。一起暗殺是：有一隻可疑的汽艇靠上了蔣介石往返黃埔與廣州市乘坐的專船，汽艇上的人問蔣校長在船上否？幸好蔣那次沒乘坐自己的專艦。第二起就發生在三月份的“中山艦事件”前不久，情形是：蔣介石在黃埔軍校的辦公室裏，來了一位形跡可疑的不速之客，在辦公室的樓下問蔣校長在辦公室否？等蔣介石得到通報，要接見來人時，該人卻又不辭而別了。
發生以上這樣兩起事情，是很可能的，但是蔣介石舉不出這兩起事件中有行刺的跡象，所以說是蔣介石自己在配合右派分子製造謠言，為自己發動反汪反共事件找借口，推脫罪責。事變發生後，右派分子額手稱慶，過了若幹年之後，西山會議派分子鄒魯還津津樂道，說這是他們利用了蔣介石的多疑性格，設下了圈套，挑撥了汪蔣的關係，為搞垮國共合作奠定了基礎。
附蔣介石對官佐學生講演節錄
我想和大家講的話很多，可惜沒有閑暇，不能隨時盡量供獻，今天把我的人生觀要點特別提出來，和大家講一講。總理平生教訓我們的話，現在回想起來，覺得句句話都很重要，尤其是對於我們革命黨員，更覺得十分重要。總理說革命黨人做事是極端的，不是站在中間的；是積極的，不是消極的。可知做事不在極端，就在中間，不能積極，就是消極，便不配做革命黨員了。所以富於革命性的人，不管他做什麼事，必定是極端的，積極的。要做一個革命黨員，除了必須這二個極端和積極的條件以外，還有一個附帶的要件，就是思想要純正簡單。比方做一件事，應當怎樣做，便怎樣做去，隻要尋到革命的道理上做去，就好了，切不要過於疑慮。總理說要純正簡單，就是這個意思，因為思想一複雜，便不能做事，即使做下去，亦不能徹底，這是可斷言的。大家既然入了本校，立誌革命，就要遵守總理遺訓，做事就要極端、積極和簡單。……要知我們革命，既以國家和人類為前提，便沒有感情可言，也就沒有餘地可留了，這樣才能希望革命成功。所以若有哪一個同誌官長或黨代表，要做破壞革命和違反革命的事，不論下級對上級，上級對下級，都要嚴厲監督。但一麵以紀律規範他人，同時亦要以紀律規範自己。……本校長唯有以總理之精神為精神，以總理之意誌為意誌，望各同誌亦以此意誌為意誌，則精神沒有不團結，意誌沒有不統一，革命亦沒有不成功的。
“3月18日”
下午四時，在中央學校開會，力主北伐。
共產黨作亂。傍晚，海軍代理局長李之龍，矯令中山艦駛泊黃埔。
蔣介石權位欲極為強烈，含而不露，善玩弄手段。先是辭職，後又給汪精衛、季山嘉以顏色，接著借“反蔣”傳單大作文章，自編自導有人要加害於他，於是乎，一場“好戲”開場了，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中山艦事件”，或稱“三二○事件”。這恐怕便是試圖展翅高飛的初次實踐罷！
關於這一事件，論者頗多，但卻早成定論，並非“千古謎案”。
1926年3月18日，蔣介石指使他的一個親信――海軍學校副校長、孫文主義學會成員歐陽格，以黃埔軍校駐省辦事處名義，打電話給海軍局代理局長兼中山艦長李之龍(中共黨員)，令他將中山艦調黃埔港候用。(中山艦，即1923年孫中山廣州蒙難時所駐守的那艘“永豐艦”，孫中山逝世後，為紀念他，而改名為“中山艦”。)於是，該艦從廣州開來，停泊在軍校前麵，卸下炮衣，鍋爐生火，枕戈待旦，聽候使用。
與此同時，北京發生一慘案：
就在中山艦事件的前幾天(1926年3月12日)，發生了所謂大沽事件，日本軍艦和馮玉祥的國民軍開火。這是由於日本軍艦引導著奉軍船艦意圖突破國民軍布下水雷所封鎖的大沽港口，因而導發之事件。於是，日本和列強國乃以此為藉口，強硬提出要求停止在北京、天津一帶內戰的最後通牒，壓迫北京政府屈服。
對於此一“屈辱外交”感到激憤的北京學生和民眾，乃於3月18日在天安門前舉行抗議大會。未料，段祺瑞竟下令向遊行請願的隊伍開槍，肇成了死亡47人(一說57人)、負傷200多人的所謂“三一八慘案”。因此，在民間，“打倒軍閥”和“反對帝國主義”的聲浪為之沸騰。
“3月19日”
上午，往晤汪兆銘，回寓會客，痛恨共產黨挑撥離間與其買空賣空之卑劣行動，其欲陷害本黨、篡奪革命之心，早已路人皆知。若不於此當機立斷，何以救黨，何以自救，乃決心犧牲個人，不顧一切，誓報黨國。竟夕與各幹部密議，至四時，詣經理處，下定變各令。曰：“權利可以糞土，責任豈可放棄乎；生命可以犧牲，主義豈可敝屣乎。此時再不決心，尚待何時，此時若不殉黨，何顏立世。今日事隻有直前奮鬥，以期毋恭所生，不負初衷。”(此段文字，原為：“……回寓會客，恨共產黨陷害，決赴汕避禍。午後五時行之半途，猛思‘我何為示人以弱’？仍返東山，誓犧牲個人一切，以救黨國。竟夕與各幹部密議，至四時，詣經理處，下定變各令。)
這日記是蔣介石公開反對中國共產黨，決意與共產黨勢不兩立的誓言，自供狀。他之所以案發次日“往晤汪兆銘”，其一，試探動靜；其二，敲山震虎。
說得好聽：“權利可以糞土，責任豈可放棄乎”，不為權力之爭，豈有如此鄙劣之手段？！
明明是他蔣介石，命人口頭命令中共黨人李之龍將“中山艦”開往黃埔，而李開去後，蔣又否認曾向他下命令之事，說李欲綁架他。於是說中共有野心必須限製中共黨人的權限，誣陷汪精衛也參與此事。
“3月19至20日”
上午準備回汕休養。而乃對方設法陷害，必欲使我無地容身，思之怒發衝冠。下午五時行之半途。自忖何必欲微行？予人以口實，氣骨安在？故決回東山，犧牲個人一切以報黨國也。否則國魂消盡矣。終夜議事，四時詣經理處，下令鎮壓中山艦陰謀，以其欲擺布陷害我也。
20日天色將曙，蔣介石即以廣州衛戍司令部之名義，發布戒嚴令：將李之龍等人逮捕，嚴加訊究；出動部隊，解除廣州市區工人糾察隊的武裝；扣壓軍隊中包括周恩來在內的擔任黨代表的多數中共黨員；包圍蘇聯顧問寓所和汪精衛住宅，監視其行動。
為何出現此等局麵？其說不一。
蔣介石在《關於處置中山艦事件之自請處分書》(1926年3月)中說：
“本月18日酉正，忽有海軍局所轄中山兵艦駛抵黃埔中央軍事政治學校(黃埔軍官學校改名)，向教育長鄧演達聲稱：‘係奉校長命令，調遣該艦，特來守候’等語。其時，本校長(蔣介石)因公在省，得到此項報告，深以為異，因事前並無調遣該艦之命令，中間亦無傳達之誤。而該艦露械升火，經一晝夜，停泊校前，至19日晚之深夜開回省城，無故升火達旦。中正防其擾亂政府之舉，為黨國計，不得不施行迅速之處置，一麵另派海軍學校前副校長毆陽格暫行代理艦上事宜，並將該代理局長李之龍扣留嚴訊，一麵派出軍隊於廣州附近，緊急戒嚴，以防不測。”
周恩來於1943年回憶此事，說：李之龍當時是中山艦的艦長。他抓住了虎門要塞司令陳肇英走私，報告汪精衛。陳肇英是蔣介石手下的人，自然向蔣介石報告。於是蔣介石在右派的支持下，乘機發動了“三二○事變”，造謠說中山艦要炮轟黃埔學校，共產黨要趕走蔣介石。他逮捕李之龍，下令黃埔戒嚴，監視各師黨代表，包圍蘇聯領事館，監視蘇聯顧問，解除省港罷工工人糾察隊的武裝，把我也軟禁了一天。蔣介石與右派勾結，打擊汪精衛，向共產黨進攻，向革命示威。
李之龍於1927年4月，著文講述了關於陳肇英其人：
陳肇英，浙江乍浦人……以同鄉之關係，逢迎蔣介石，得為虎門要塞司令，憑其地位與勢力，專門做扒錢的勾當……之龍用海軍政治部主任的名義報告總政治部主任陳公博、總黨代表汪精衛及蔣介石。結果，軍事委員會將陳肇英撤職查辦。蔣介石得到陳肇英走私的消息，置若未聞，任陳肇英住在黃埔軍官學校附近之長洲要塞司令部，進行其反革命之陰謀活動，以圖報複李之龍。
汪精衛事後批評此事，說：
蔣同誌做2月20日之事，是獨斷獨行，未嚐謀之於我們的。就事後蔣同誌給我的手書及蔣同誌所做出來的事情來看，可以歸納到以下兩點：第一，蔣同誌並沒有拋棄聯俄聯共政策，尤其沒有拋棄聯俄政策的意思。第二，同誌以為國民革命是本黨的使命，應由本黨主持，對於蘇俄顧問及共產黨人之勢力增長，不可不加以製裁，以免大權旁落。以上兩點，是蔣同誌當時的根本思想。因為有了這樣的根本思想，所以聽得關於中山艦之一方麵報告，便一觸即發。後來雖然這一方麵的報告，是不實的，但借此裁抑蘇俄顧問及共產黨人之勢力增長，也未為非策，所以就這樣的幹下去了。
今日來評論三家之言，可以看出事件的發端：周恩來說是“打擊汪精衛，向共產黨進攻”，一語中的；汪精衛說蔣之用心“以免大權旁落”與周語大致相同；蔣說目的在於“防其擾亂政府”，純屬妖言惑眾，無稽之談。
“3月21日”
上午，擬致汪緘，未成稿。自謂：“既不願以偽待友，又不能以誠罄我。故苦思難以執筆。”傍晚訪汪病，見其怒氣猶未息也。(原文為：“見其怒氣衝天，感情衝動，不可一世，因歎曰：‘政治勢力惡劣至於此極，尚何信義之可言乎！’”)
終日會友，往來於東山與造幣廠間。曰：“軍隊不出動則已，如一出動，即不能事事拘束，難保無自由及不規則之形態，以後戒之。”又曰：“掾屬乏才，實無改造一切能力，孤苦伶仃，誰與為助，殊堪痛心。”又曰：“今日方知孤臣孽子操心之危，處境之苦，若非親曆其境者，決非想象所能及其萬一也。”
據與汪精衛接近的人士說及，3月20日的事件展開之後，汪非常震怒。他曾說：“我是國府主席，又是軍事委員會主席，介石這樣舉動，事前一點也不通知我，這不是造反嗎？”又說：“我在黨有我的地位和曆史，並不是蔣介石能反對掉的！”當蔣采取各種行動時，各項紀錄全未提出對方抵抗模樣。《蔣介石先生》據蔣日記寫出：“下午五時往晤汪兆銘。”(3月20日)“上午擬致汪緘，未成稿。自謂：‘既不願以偽待友，又不能以誠罄我。故苦思難以執筆。’傍晚訪汪病，見其怒氣猶未息也。”(3月21日)
可是中山艦案情之內幕無法徹底澄清，其後果則顯而易見。當局勢明朗化之後，汪精衛於5月11日離粵赴法國遊曆，至次年北伐期間寧漢分裂之際才回國。
《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尚且在1926年3月20日日程下有下列之記載：“公曰：‘軍隊不出動則已，如一出動，即不能事事拘束，難保無自由及不規則之形態，以後戒之！’又曰：‘掾屬乏才，實無改造一切能力，孤苦伶仃，誰與為助？殊甚痛心！’又曰：‘今日方知孤臣孽子操心之危，處境之苦。若非親曆其境者，決非想象所能及其萬一也！’”
如此可見得尚有難言之隱者已是蔣介石自己，而不僅為對方。這一段也承認發動兵變總是過猶不及，他的行動已逾越他本人心目中認為適當之尺度，然則兵變既有如是事實上之成功，為什麼他又在埋怨部下屬僚，而尤其是文職人員能力之薄弱？是他們沒有在各種文件上把他的行動解釋得更圓通合理？或是他們沒有把指令寫得剴切，使事變更貫徹其目標？除非有更實際之證據發現，我們無法全憑自己的想象力替一切問題找到解答。
隻是當中之一端則表現得非常明顯：蔣介石自稱孤苦伶仃，又把自己比擬為孤臣孽子，則表示這次兵變，他有參與之幹部，卻無身份相埒之同謀。這也與他在事後大權獨攬之情景吻合。可是他始終沒有以獲得名位為榮：反而深切的感到一切經過情非得已。如果我們把蔣介石所目擊身受全般托出，事實上已無從否定他之申敘為真。
“3月22日”
上午，俄使館參議某來見，問我以對人問題，抑對俄問題。答以對人。某言，隻得此語，心已大安，當令季山嘉、羅茄覺夫等離粵回國。
十時後，開政治委員會，決議令俄顧問主任季山嘉等引去，第二師黨代表撤回，對不軌軍官查辦。
下午，與譚、李等各軍長談製裁俄顧問及共產黨，均表讚成。以事前反對此舉者，事後奉餘言為金科玉律，人心之變化，奈如此其速耶。
晚，回校。因前星期事，召集官佐學生訓話。
3月22日上午，布勃諾夫派領事館人員去詢問蔣介石，他這樣發動事變是對人問題還是對蘇聯的問題。蔣介石回答說：“對人不對俄。”領事館人員於是表示，如此即可安心了，並表示季山嘉等蔣介石不滿意的蘇聯顧問，可以離粵回國。當天上午10時，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作出查辦李之龍、季山嘉等十餘個顧問回國，共產黨員撤出第一軍的決議。
各軍軍長在事變開始時，有的還想和蔣介石幹一下，但由於事出意外，一時無法調動自己的部隊，所以也不敢貿然和蔣介石對抗。後來看到蘇聯方麵對蔣介石妥協了，特別是3月22日中央政治會議完全按照蔣介石的意圖通過了決議，各軍軍長迅速轉向對蔣介石的行為表示“讚同”了。蔣介石在3月22日下午就去找譚延？、李濟深等各軍長談“製裁俄顧問及共產黨”，各軍長“均表讚成”。蔣介石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事前反對此舉動者，事後奉餘言為金科玉律。人心之變化，奈如此其速耶。”
附蔣介石對官佐學生訓話節錄
今天晚上，我要把前星期經過的事情報告各位。在未報告以前，有幾句要緊的話，要向各位說明，請留心聽著。我們中國國民黨的黨員，是一個世界革命的黨員，我們自己要承認是一個世界革命的黨員，〈不要做一個狹隘的國家主義的革命黨員。〉國民革命是帶有國際性的，革命黨是整個的，不能分國界、省界，尤其是不能分階級和派別，我們隻可分革命不革命，這一點大家要明白的。本校自前年開學以來，教育的方針，是要使學生自動的，能夠守紀律，不是專要官長來管理學生，監督學生，同時還是要學生來監督官長的。能夠這樣，才是本校的真正學生，本黨真正的革命黨員。這是本校教育方針的第一點。近來有許多人說，要擁護哪一個，服從哪一個，這種話在革命論理上說來，是很不對的。以後各位在這裏學生，不要再說要來擁護校長，若是說擁護校長，就是使校長做一個軍閥，你們就做了軍閥的傀儡了。試問我們為什麼要擁護別人，我們為什麼要受別人擁護，我們不是來服從個人，擁護個人的，我們是隻有服從主義擁護本黨。〈總理在的時候，時當有人說擁護大元帥，若是普通人對他說這些話，總理就不理他，若是重要的同誌說這些話，總理就鐵麵無私地痛罵他，說誰要你擁護，你要擁護，擁護主義。〉我們隻有黨和主義值得擁護，至於個人實在不值得擁護。這是本校教育方針，使學生人人有獨立能力的第二點。……前星期發生一件事，我想大家都想要趕緊明白的，便是中山艦無故移動的事。該艦剛才修整好，忽然開到黃埔來，當19日正午，海軍局代理局長李之龍打電話給我說，中山艦可否開回廣州。當時我並不知道中山艦已經開來了黃埔，我就問他，是誰的命令開去的，他答的話是很含糊的，答不出所以然。我當時就很奇怪，我就說，你要開回來就開回來好了。後來研究中山艦為什麼開來黃埔，究竟有什麼作用，我當事出之後來問他，竟和昨日的話完全不同。他又說是教育長的命令，又說是校長的命令，我要他拿命令來看，他說是電話。後來中山艦當夜開回省城，通宵不熄火，戒備甚嚴，我料他必有不法行動，所以即刻派了兵登艦監視。這件事是否是不利於我們黃埔，或不利於政府本黨，現在還沒有調查的確，但社會上一般不明了的人，有很多的猜測，很多的謠言。李之龍他自家說，是個共產黨的黨員，他是本校第一期的學生，但是這回事情現在尚未審問明白，即使他真正有罪，也隻是他一個人的問題，不能牽涉到團體的身上。……各位要明白，本校長自東征回來，已經有三個月了，這三個月之中，我精神上受了很大的痛苦，就是有人說校長現在不革命了。我從前訓誡學生說，不為革命，便為叛逆，所以不革命這句話，簡直就是說反革命罷了。沒有不革命的人，而不做反革命的。我自信我是一個富於革命性的人，我敢說我可以繼續總理革命的精神，我可以做總理真正的一個信徒。這句話，隻有我能說，亦隻有我敢說，這是不用客氣的。如有人以不革命的罪加到我身上來，我相信不單是我的同誌及學生，就是一般社會上，亦決不會相信我是不革命的。但是我知道我的性質，若不帶兵，做一個群眾運動或社會運動者，那一定是一個很好的革命黨員。〈如果要我帶兵，將來環境一變，或是思想隨到變更，不期然而然局變成了一個軍閥，亦未可知。〉所以我自帶兵以來，無時不想交卸兵權，免除軍閥的惡習，但是軍閥絕不是他本人自己所能造成的，實在是為環境所迫而成的，尤其是他的部下，更容易造成他上官的環境。……
這末幾句，為他日後之“獨裁”做了鋪墊：即使蔣某成了“軍閥”，亦不怪我，是“環境”所逼！
“3月23日”
具呈軍事委員會自請處分。
終日在校考慮政局及其處置方法。聞汪主席遷地就醫，因謂昨日決議各事，俱尊重其意，宜無不願也，何以又若此。
張人傑回粵，傍晚，至要塞部，與罄談三月來政潮起伏與外交經過，相與谘嗟久之。
蔣介石利用中山艦事件發動的是一次反汪反共的軍事政變，發動政變前蔣介石雖然經過反複考慮，橫下了一條心，但他清楚自己的處境是“單槍匹馬，前虎後狼，孤孽顛危”，是一場軍事冒險和政治賭博。一旦中央和左派對他反擊，確是成敗難卜的。所以蔣介石在事前搞了兩次試探性進攻，事變發生後，他首先為自己找一條退路，就是先搞一個“自請處分”的呈文，一旦政變失敗，他就以“事起於倉促，其處置非常，事前未及報告”為理由，設想起碼還能保住自己的位置。另一方麵蔣介石又采用盡量縮小打擊麵，重點打擊少數人，爭取拉攏大多數人的手法。事變發生後蔣介石就立即申明：中山艦異動，主要責任隻在李之龍，限製共產黨，也隻是在軍校和第一軍之中，與其他各軍無涉。對蘇聯顧問，也隻是要求解除季山嘉的職務。並表示希望得到汪精衛的諒解和各軍長的支持。
附蔣介石具呈軍事委員會自請處分
為呈報事：本月18日酉正，忽有海軍局所轄中山兵艦駛抵黃埔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向教育長鄧演達聲稱，係奉校長命令，調遣該艦特來守候，等語。其時本校長因公在省，得此項報告，深以為異，因事前並無調遣該艦之命令，中間亦無傳達之誤，而該艦露械升火，亙一晝夜停泊校前。及19日晚，又深夜開回省城，無故升火達旦，中正防其有變亂政局之舉，為黨國計，不得不施行迅速之處置。一麵令派海軍學校副校長歐陽格，暫行權理艦隊事宜，並將該代理局長李之龍扣留嚴訊；一麵派出軍隊，於廣州附近緊急戒嚴、以防不測。幸賴政府威聲，尚稱安堵。唯此次事起倉卒，處置非常，事前未及報告，專擅之罪，誠不敢辭。但深夜之際，稍縱即逝，臨機處決，實非得已，應自請從嚴處分，以示懲戒而肅紀律。謹將此次事變經過及自請處分各緣由，呈請察核。謹呈軍事委員會。蔣中正。
“3月24日”
下午，往別伊萬洛夫司基，言革命以農工為基礎，以黨與政府之強固為要點，又以幹部意誌一致為首務。謂革命勢力應集中，革命應時時進取，不宜取保守態度，中國革命之現勢，非速定出兵北伐大計不可。凡餘視為革命障礙者，應迅即掃除。又以革命組織應以革命之利害為前提，不宜因人而遷就也。彼此皆以為知言。
14日，布勃諾夫帶領著一行10餘人(被蔣介石驅逐的季山嘉也在其內)離粵回國。行前布勃諾夫還和第一軍的顧問斯捷潘諾夫一起去見蔣介石，蔣介石又向布勃諾夫指出了蘇聯顧問的許多錯誤，但表示願意繼續與蘇聯合作，並希望鮑羅廷速回廣州。布勃諾夫也向蔣介石表示了繼續合作的意圖。從此，蔣介石在精神上占了優勢，氣焰益盛。
“3月25日”
上午，張人傑聞吾述遭陷瀕危臨機應變之狀，極稱為天才(對方亦以此推許久)。
午正，譚、朱、黃(紹雄)各軍長來談，以自請處分呈稿見示，俱甚讚同。
四時後，回省垣，訊汪行蹤不可得，後閱其致張人傑書，謂為疑渠厭渠，是以不再負政治責任。〔曰：“人不可有虧心事，彼之隱私，不燭然可見耶”〕。
左派領袖汪精衛的處境可謂淒慘極了，開始時他對蔣介石目無“主席”的？越行動大為震怒，認為這是“造反”。汪精衛曾要求譚延？、朱培德、李濟深等軍長“把軍隊撤出廣州，以表示不同意蔣介石的搞法”，但沒得到各軍軍長的支持。後來蘇聯方麵又對蔣介石妥協，使汪精衛感到自己這個“主席”已無法行使權力，3月23日汪精衛聲稱“病了”，要到外地就醫。25日汪精衛表示“不再負政治責任”，然後汪的“行蹤不可得”。蔣介石想找汪精衛為他支撐幾天混亂的局麵也找不到了，國民政府主席就此“失蹤”了。
“3月26日”
上午，與汪請假書。
致函譚、朱、李各軍長暨宋部長，告休養，並囑促汪即出。
十時後，召集第二師各官長訓話。
下午，乘中山艦駛抵虎門，陳立夫隨行，留住沙角台。
政治生活全係權謀，至於道義，則不可複問矣。(精衛如此作態，則其見陷之計顯著，可不寒心。)
夜看書後睡，至三時，宋子文追至，述諸同誌意，勸勿離此，允之。
汪精衛當時是被公認的左派，是國民黨左派的精神支柱，廣大的共產黨員和工農群眾看到汪精衛被迫離職，是非常痛心和不滿的。黃埔軍校和廣州許多大、中學校都貼出了“打倒新軍閥”的標語。汪精衛無奈采取的借病憤然去職行動，也確實給蔣介石造成了某種壓力。但蔣介石清楚地知道，由於蘇聯方麵的妥協，中共的退讓，各軍軍長的表示支持，他在軍事上已解除了後顧之憂。如今汪精衛“失蹤”，蔣介石又清除了政敵，他可以說是穩操勝券了。但蔣介石為了抵消汪精衛被迫離職造成的影響，也耍了個“以退為進”的花招。他向軍委會提出“自請處分”呈文，汪精衛25日“失蹤”，26日蔣介石給汪精衛寫信“請假”，同時分函給各軍長和宋子文，說他也要“休養”，請他們“促汪即出山”。然後蔣介石帶著陳立夫跑到虎門，怡然自得觀海景。在這天的日記中蔣介石寫道：“政治生活，全係權謀。主於道義，則不可複問矣。”蔣介石在虎門“休養”並沒閑著，他開始準備下一步對付共產黨的《整理黨務案》和北伐計劃，穩坐釣魚船，等著廣州來人請他出山。
“3月27日”
上午，緣探海燈台，縱覽寥天，茫無涯際，難解滿腔愁鬱。
十時，由沙角啟輪，下午三時，抵東莞城，駐節於公園紅柿山莊，會見官長學生，心少安樂，諧縣署第二十師部巡視，晚宿住園莊。
學校規製不定，軍隊政治乏才，黨務全體執行委員會無期，政治產生多礙，此皆今日之重要問題也。
果然，宋子文隨即代表各軍軍長於27日就來勸駕了。蔣介石也要裝裝不願意出山的樣子，不好馬上回去，隻好乘船到蒲州、香山等地遊玩上幾天。
“3月29日”
上午，擬對時局意見書稿。
下午，巡閱威遠台，登其最高峰，由西台回部，幽穀清泉，崗翠襲人，放眼周遭，海天一色，得此聊破鄉夢。四時，回沙角。
再擬整頓黨事意見書稿。
附國民政府令
去歲冬間，少數叛逆托庇軍閥及帝國主義勢力之下，在北京開西山會議，在上海開偽中央會議，蓄謀破壞本黨基礎，造謠煽亂，無所不至。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曲加矜恕，許其自新，稍有人心，當知悛悔；不圖少數叛徒，倒行逆施，每況愈下。近更以3月29日開偽代表大會為號召，仍謀在西山集會，不遂則在上海舉行，以此公然叛亂，實屬罪不容誅。政府謹接受中央執行委員會之決議，對於此等叛逆嚴厲懲治，特此布告。凡有敢在上海、北京等處，假冒本黨最高機關名義，以遂其叛黨營私之目的者，不分首從，一概拿交法庭，照叛逆論罪。此等叛徒，或自以托庇軍閥及帝國主義勢力之下，為政府權力所不及，得以肆無忌憚。唯政府必盡其力之所能，至使此等叛徒，依法遞辭，毋使幸免。茲特先行布告，凡列名偽會者，務於三月二十九日以前，聲明背簽，否則屆時定按名通緝，決不寬貸，其各□之。此令。中華民國十五年三月十八日。
“4月1日”
體溫未降。
上午，由虎門乘中山艦回埔，十一時，抵要塞部。
下午，各委員來會議事。
與各軍長商應付時局。是時，方本仁與唐生智皆來告急，意先令其表示態度，服從政府，(否則與我攻守同盟)，然後約期赴援，眾皆謂然。
蔣介石經宋子文代表各軍軍長的一番勸駕，有意拖了幾天，於4月1日便得意洋洋地回到黃埔，主持時局大計。
“4月2日”
體熱仍高，上午休養。
下午，鄧演達謂：三月二十日鎮壓中山艦及繳俄顧問衛隊械事，疑近於反革命行動。吾正色厲聲曰：革命黨應事事以革命行動出之，總理之主張廢除約法與餘之主張修正黨代表製，如他人為之，則為反革命，而以總理與餘為之，則無論何人，應認為革命應取之態度，以可由餘予創者，即有由餘廢除之權。
扣留艦隊司令歐陽格(以其聯合右派，不利於黨也。)
蔣介石認為，雖然共產黨員全部退出第一軍和黃埔軍校，並宣布“自動解散”了青年軍人聯合會和孫文主義學會，由他控製下組織了黃埔同學會，但還是不能解決兩年來的“黨內糾紛”，必須找到“消除誤會的具體辦法”。於是，蔣介石於4月2日向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提出了“整理黨務案”，要求召開二屆二中全會加以解決。“整理黨務案”有以下九條：
一、凡他黨黨員之加入本黨(國民黨)者，各該黨應訓令其黨員明了國民黨之基礎為總理所創造之三民主義，對於總理及三民主義不得加以懷疑及批評。
二、凡他黨黨員之加入本黨(國民黨)者，各該黨應將其加入黨黨員之名冊交本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保存。
三、凡他黨黨員之加入本黨(國民黨)者，在高級黨部(中央黨部、省黨部、特別市黨部)任執行委員時，其額數不得超過各該黨部執行委員會總數三分之一。
四、凡他黨黨員之加入本黨(國民黨)者，不得充任本黨中央機關之部長。
五、凡屬於國民黨黨籍者，不許在黨部許可以外有任何國民黨名義召集之黨務集會。
六、凡屬於國民黨黨籍者，非得有最高級黨部之許可，不得別有政治關係之組織及行動。
七、對於加入本黨(國民黨)之他黨黨員，各該黨所發之一切訓令，應先交(國民黨、共產黨)聯席會議通過，如有特別緊急事故，不及提出通過時，應將此項訓令請求聯席會議追認。
八、本黨黨員(國民黨)未受準予脫黨以前，不得加入其他黨籍，如既脫離本黨黨籍而加入他黨者，不得再入本黨。
九、黨員違反以上各項時，應立即取消其黨籍，或依其所犯之程度，加以懲罰。
“4月3日”
體熱至午正始退。
上午，通電反對西山派在上海開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
古應芬、伍朝樞過談，吾以右派徒思利用機會，聯絡帝國主義，以陷害黨國，深致慨歎。
下午，與譚、朱、宋諸要員會議處置粵局。
周恩來與俄顧問相繼至，聚議黨事。吾曰：今日之處境(極感左右為難)，若以無主見者當此，誠不知措手足矣。
是日，建議中央，請整軍、肅黨，準期北伐。
孫中山逝世一年之後，蔣介石終於奪得了黨、軍大權，於是開始考慮北伐大計了。1926年4月3日，正式向中央委員會提出北伐建議。主張於同年6、7月間開始北伐。
他認為，乘張作霖和吳佩孚聯合對馮玉祥國民軍作戰時，發兵北伐，是最好機會。否則，國民軍失敗，吳佩孚和孫傳芳必在英帝國主義支持下，盤踞華中和華東；而英、日、法也必援助唐繼堯，牽製兩廣。到這時，如再北伐，就困難了。這理由無疑是正確的。但若與1924年第二次直奉大戰時相比較，孫傳芳實力顯然比1924年強大多了。然當時蔣念於個人私利堅決拉北伐後腿。
蔣這次北伐的主要策略是：聯合北方國民軍；聯絡蘇聯；聯絡川、黔，以牽製滇、鄂；聯合湘、贛，爭取孫傳芳中立；北伐第一目標為武漢。
在討論北伐的會議上，蔣又規定信仰無政府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要退出軍隊；中共黨員必須忠於三民主義；中央執委會中，共產黨人不得超過三分之一。對蘇聯顧問，則規定要辭去行政官職，隻以顧問資格輔助中國革命。蔣對中共和蘇顧問又作進一步限製，但口頭上仍在擁護第三國際，感謝蘇聯援助。
附蔣介石通電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國民政府、各省諸黨部、各報館公鑒：3月20日鎮壓中山艦一案，全係個人局部問題，已由中正個人完全負責，呈明政府，自請處分在案。中正自隨總理以來，立誌革命，無時不以犧牲個人自矢。近日竟有本黨之不良分子，以中山艦案為名，造作謠言，以行其反革命陰謀之實，不使本黨同誌同歸於盡而不止，〈此種敗類，不除何待。〉今又接上海西山派所謂全國代表大會通電，希圖破壞本黨，摧殘革命，〈其煽惑挑撥之伎倆，已圖窮匕見〉。此種托庇於帝國主義勢力範圍下之行動，不自愧其為帝國主義者之工具，竟敢不法通電，視中正為傀儡，殊堪痛心。中正今特敬告本黨同誌與全國人民曰，中正誓為總理之信徒，不偏不倚，唯革命是從，凡與帝國主義有關係之敗類，有破壞本黨與政府之行動，或障礙革命之進行者，必視其力之所及，掃除而廓清之，鞏固黨國，而慰我總理與已死諸同誌在天之靈，耿耿此心，唯共鑒之。蔣中正叩。江。印。
附蔣介石建議
國內形勢與外交方針：北方自國民軍退出京津以後，中國形勢之變化，其迅速與重大，必非昔日沉悶與輕易之狀態可比。如奉軍占領京津，則日本在華之勢力愈加鞏固；吳佩孚在鄂豫之勢力，英必竭力助長之；孫傳芳盤踞江浙，英必逼孫與吳聯，美國近且有聯孫以牽製日本之傾向，法國恐蘇俄在華之勢力複張，故急使與英日聯合戰線，在滇助唐以牽製廣東之北伐。總之此後列強在華，對於北方國民軍處置既畢之後，其必轉移視線，注全力於兩廣革命根據地無疑，且其期限不出於三月至半年之內也。以吳得鄂豫，挾有鞏縣、漢陽二大兵工廠，握京漢路之要衝，據全國中心之武漢，如英以經濟助之，不至半年，必可恢複其舊日之勢力。張作霖占領京津，握有奉天、德州二大兵工廠，且控製京奉、津浦二大鐵路，日本為鞏固其勢力計，其必助之以經濟，一旦北京政府成立，必數種借款以補充張、吳之軍費。當北方國民軍未經完全消滅以前，英、日兩國必協定以奉軍對西北之國民軍，以吳佩孚對南方之廣東革命軍，而複益之以法，令滇唐出兩廣以牽製我廣東，而香港政府必恿慫〔慫恿〕我兩廣內部之土匪散軍，盡力搗亂，如此則廣東仍陷於四麵包圍之孤立地位，其勢岌殆，可以知矣。列強謀和既如此，敵方形勢複如彼，如不亟謀所以解決之方，則稍縱即逝，挽救莫及也。今據以上之形勢，而定本黨應付之策略如左：(一)聯絡北方國民軍，使其退守西北，保守固有之實力。(二)聯合蘇俄，以增進革命之勢力。(三)派員聯絡川黔，以牽製滇、鄂兩軍。(四)聯合湘贛，作攻守同盟之勢，約其共同出兵之期限，以牽製吳軍之南下。(五)聯合孫傳芳，使之中立，不為敵用。(六)兩廣決於三個月內(即本年六月底)實行出兵北伐，如能於此三個月內北伐準備完畢，則北方之國民軍不至消滅，而吳佩孚之勢力亦不至十分充足之際，一舉而占領武漢，則革命前途尚有可為也。本黨內部之整理：共產黨為今日革命勢力之一部，本黨應遵照總理意旨，以後仍當予之合作“合作”，底稿原文為“團結”。，唯現在黨內糾紛必須解決者，即為紀律問題與分子問題是也。中正提議，應即於一月內召集全體中央執行委員會，整頓紀律，檢查分子，對於共產黨員之入本黨者，須守本黨紀律，實行三民主義之工作，更不許對於總理之人格加以誣蔑，對於總理之曆史有意抹煞，對於三民主義，尤不準其有批評與懷疑之態度及行動。本黨之內不許組織其他小團體，須事事公開，不得有秘密行動，如有運動本黨黨員加入共產黨者，一經檢舉，則處以嚴律。至於本黨與共產黨重要問題，應即以聯席會議解決之，而共產黨之應秘密之件，可提出於聯席會議，本黨有代守秘密之義務。其他權限問題、手續問題，亦應詳細規定，以免日後之糾紛也。軍製之意見：近日第一軍因本黨黨員與共產黨員之裂痕，日深一日，幾如水火之不能相容，如不從速解決，則北伐必無勝算之理。又軍中黨代表製，中正認以為革命未成功以前，此製不能取消，唯黨代表資格應有相當限製。凡跨黨黨員，不宜任黨代表之職，且須限入黨在若幹年月以上者，方有任黨代表之資格，此黨代表之資格，應加審慎也。又軍中官長信仰不一，精神必難團結，思想衝突，行動更易差誤。我軍既以三民主義為主義，唯有以信仰三民主義者為幹部，而共產主義及無政府主義分子，應暫時退出，以求各軍精神之團結，而謀革命之成功。至共產分子退出各軍以後，應由本黨予其相當工作或授其高等軍事學，以備軍中之用，不使內部糾紛；而在革命戰線上，仍為聯合之友軍，庶幾並駕齊驅，不致有彼此糾紛之弊也。現在所訂政治訓練部條例，行之有日，形格勢禁，益見其難行，非重新訂定，對於各軍不唯無所補益，而且害之。中正以為政治訓練部條例未修正以前，各軍黨代表應一律調回，加以訓練，而留政治部人員在軍中實習政治相當工作，宣傳三民主義，則軍隊內部既無思想衝突之慮，政治工作又無中止之憂，其於軍隊之精神，不致如前日之渙散也。本黨以後進行之方針：二年以來，本黨聯合蘇俄，容納共產黨，對於革命勢力之增厚，革命方法之進步，喚起民眾及對敵帝國主義之影響，實非淺鮮。由此觀之，應認共產黨為革命勢力之一種。蘇俄有補助中國國民革命之進行，以本黨立於中國國民革命之領導地位，對於此二種勢力，實有聯合團結之必要。唯以後應須注意於根本上之合作。吾黨為完成國民革命之責任，非使此二種勢力與本黨在精神上一致“一致”原稿為“團結”。不可。因欲增進精神之團結，以二年來經驗之所得，應加注意之點如左：甲、共產黨在本黨內應注意之點：(一)不能誣蔑總理之人格。(二)盡忠於三民主義之工作。(三)共產黨在國民黨內一切秘密團體及一切秘密行動，完全取消(如犯此條者，輕則開除黨籍，重則另予製裁)。(四)共產黨對其黨員一切之訓令及其策略，應通知國民黨最高幹部。(五)在國民黨之共產黨員，其名冊應通知國民黨最高幹部。(六)國民黨與共產黨應設聯席會議，處置一切困難問題。(七)共產黨員在中央執行委員會內之人數，不得過三分之一，除指明委員為共產黨員外，如有跨黨不報之委員，應另定條例，處以嚴刑。(八)中央黨部組織、宣傳二部長，其入黨年限，須在五年以上。乙、蘇俄顧問之權限：(一)使共產黨員在國民黨內之工作，不分界限，注重於精神上之團結。(二)不宜把持要職，與希圖集中權力於顧問之舉。(三)使我中國革命有自動的能力，不限於被動的地位為宗旨。(四)辭去行政官職權，以顧問之資格，輔助中國革命之成功。(五)對於國民黨及革命軍條例，如有貢獻，應以中國革命全體之利害為立足點。北伐之準備：以全國之局勢、敵軍之情況觀之，北伐準備之期應以三個月內為限，不能複緩，故應急速準備。條述如下：(一)目的敵：距今一月之前，如能出師北伐，則三萬兵數正可占領武漢。今吳佩孚既占有鄂豫二省，雖其內部不能統一，尚待整理，但歸其管轄者，現在確有兵額五萬之數，三月之後，其勢更厚可以知矣。故本軍出兵北伐，至少須準備四萬至五萬枝槍，方得與敵相敵也。(二)兵數：兵數既定，以五萬人為標準，宜確定部隊以備整頓與補充也。茲述北伐部隊如左：1？第一軍四師(留第十四師在潮汕)，約一萬三千槍。2？第二軍三師(留一部在韶關)，約九千枝槍。3？第三軍二師，約六千至八千槍。4？第四軍一師，約三千枝槍。5？第五軍二團，約二千枝槍。6？第六軍二師，約六千枝槍。7？第七軍三師，約九千枝槍。(三)軍費：槍數既確定五萬，全部動員至少在八萬人以上。今假定每員補充費為三十元，則於此一個月內，必須籌足二百五十萬元，交軍需部為準備與補充之費。出發時，應備足兩個月軍費，戰時，每員每月以三十元計算，如準備兩個月，則須籌足五百萬元。至準備費，如於下個月內籌二百五十萬元，以四月十日、廿日、卅日、分三期支足，則準備不致空談也。(四)兵工廠出數太少，應於此一個月內，趕裝新機，總須每日能出子彈十萬顆為最少限度，廠中所出之槍，應先補充出征部隊，裝機及加工之費，應在此準備費內抽用也。(五)訓練：出師之期既定，訓練萬不可忽，應急須派員負責訓練，並由參謀部確定教育日程，限期檢閱，務使此兩個月內，各兵能在戰線盡其戰鬥員之職守，並使其能確知其為主義為人民而戰鬥也。(六)政治訓練部之改組：政治訓練，為出征軍首要之務，唯現在訓練部要例，多不適用，應從速改正，且該部主任必須由軍官出身而明了黨務與政治者為要也。(七)北伐準備中各部之工作：甲、參謀部之工作：1？作戰計劃；2？調製各省地圖；3？兵站計劃；4？各軍集中計劃及日期、地點；5？各軍訓練計劃；6？調製各軍花名冊；7？調查敵情兵力及湘、贛、閩、浙、蘇、皖諸省兵力；8？調製各軍武器彈藥、馬匹服裝各種表冊；9？剿匪計劃；10？解決民團、農團方案；11？整頓航空局與海軍局計劃。乙、軍需部之工作：1？出征軍補充費之預算及出征後軍費之預算；2？各軍之器材、馬匹、彈藥、軍械等補充數量；3？召集輸送隊；4？購置交通材料及電話、無線電等；5？兵站之敷設；6？兵工廠之整理。(八)改良兵工廠之意見：1？工人之工作時間及出量數之規定；2？設立審計處，凡購置材料。如鋼、鐵、煤、機器等及各部出品數量，均須經審計處審查核定；3？汕尾運來之新式武器，限一個月內裝置完妥。(九)蘇俄顧問之權限：1？聘請蘇俄顧問，訂定任期；2？規定每月薪水；3？未得主任長官之許可，不能有越權之行動。
“4月8日”
晨四時，在校巡查，點名後閱操。
上午，與張、譚、朱、宋諸委員會商大局，及請汪複出事。
晚，對中央軍校學生講演本黨未來情形，及黨代表問題。
蔣介石製造“中山艦事件”時，西山會議派正在上海召開他們的所謂二全大會，聞訊後致電蔣介石，祝賀他“以迅速手段，戡定叛亂，忠勇明敏，功在黨國”，但“去惡必須徹底”，還應該繼續“清理黨籍”，勖勉他“努力為之”。右派以為這回蔣介石要和他們一起幹了。可沒想到蔣介石認為公開反共還不到時機，蔣介石還要利用國共合作，不能和“帝國主義之工具”的西山會議派公然站到一起，更不能使自己成為右派反共的附庸。於是蔣介石立即發出通電，嚴詞譴責西山會議派：“接上海西山派所謂全國代表大會通電，希圖破壞本黨，摧殘革命，此種托庇於帝國主義勢力範圍下之行動，不自愧其為帝國主義者之工具，竟敢不法通電，視中正為傀儡，殊堪痛心。中正今特敬告本黨同誌與全國人民，中正誓為總理之信徒，不偏不倚，唯革命是從。”4月8日蔣介石在黃埔軍校講話，又譴責西山派的二全大會為“一種非法行動，我們為黨國計，不得不群起而攻之，鏟除障礙。”
附蔣介石對中央軍校官生講演節錄
……現在先講本校未來經過情形：本黨自前年改組以來，進步非常之快，因為那時總理在世，凡重大事情完全由總理大權獨斷，一切黨員皆以總理一人為中心，所以本黨改組以後，能夠發生很大的效力，又有很大的進步。同時因為一般黨員有了很大的覺悟，對於黨義和環境都能認識了解，能把黨比較的變成團體化、紀律化。大凡一個黨不能團體化，就不成其為黨了，不能紀律化，沒有黨的紀律，也一定不成其為黨了。所以俄國黨員對於紀律、團結，比生命還要注重，黨員大家隻拿黨來做一個中心。至若黨員自身，完全認為是黨的機械。這樣，一切事情發生，通通都拿黨的宗旨來做中心，然後黨才有力量，黨有力量，而後主義才有實行的可能。為著這一點，所以本黨要改組，所以本黨改組以後，才與未改組以前有不同的現象，才能發生年來的效果。不過到了去年，總理逝世以後，就弄到黨員同黨員中間，發生許多誤會，許多衝突，黨內的現象便不能同總理在世時精神一致了，所以黨內就發生很多缺陷，以至於無可彌補。現在還有少數黨員在上海擅自召集偽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這種現象，於本黨前途，是非常悲觀的。這樣下去，我們雖有五十萬黨員，可說是沒有一個。現在上海所謂偽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是一種非法行動，我們為黨國計，不得不群起而攻之。鏟除了障礙，才講得到黨的統一，黨統一了，而後才能實行主義。所以我們對於這些立意搗亂，使黨分裂的分子，要當他是本黨的罪人，是我們全體黨員的仇敵，這種仇敵，比什麼仇敵都厲害的。這一點，各位同誌都要觀察清楚，不要依感情作用，被謠言煽惑，受敵人誘騙。這樣才算是一個本黨的黨員，要是不然，便完全失了黨員的資格了。本校長處在現在這種地位，覺得困難極了，這種難處，不是一句話可以講得完的，而且有許多話是講不出的，希望大家無論什麼時候，都要替黨國努力奮鬥，才不愧為總理的信徒。至於學校的事，隻要我不違反本黨的三民主義，依到總理所定下來的策略去做，無論哪個，都應該要團結一致的。我們學校才創立了兩年，兩年來之所以有這些成績，簡括地說，完全因為能夠統一意誌，團結精神，才有這個效力。如果在當時那種革命工作緊急，情勢萬分混亂的時局，不能意誌統一，精神團結，我們學校決不會有這樣成績。現在我再講國民革命軍的黨代表的問題。本來軍隊裏設黨代表的這個製度，是在中國，是由我一人提倡出來的。黨代表這個製度，是仿效蘇俄赤軍組織的辦法。俄國無論軍隊，無論重要各機關，都設一個黨代表。黨代表的作用怎樣，老實講就是黨派員來監督帶兵官的。比方一個團長，因為他不是黨員，黨不相信他，就派一個黨代表去監督他，不許他有背叛的行為，黨代表的性質完全如此。其餘對於士兵的經濟條件、生活條件，黨代表也宜顧到，但這不過是附帶的條件，實實在在黨代表的根本意義，是要來監督帶兵官的。當我在俄國莫斯科的時候，他們軍事委員問我：“你看我們俄國的黨代表製度好不好呢？”我當時就反問他說：“你們的黨代表製度，是臨時的呢，還是永久的呢？”他答：“這是臨時的，不是永久的。”我說：“臨時的就行，若是永久的，恐將發生很大的毛病。”當時他們聽得我的話，就說：“這個不錯，我們現在之所以需要黨代表，是因為環境有此需要，等到帶兵官和各機關人員通通都是黨員了，那時候，黨代表是完全可以取消的。”現在黨代表製度，已由我們國民革命軍實行了，我們的實行，是由教導團最先開始的。那時我對於黨代表的用意，並不是用來監督帶兵官，也不是怕他們有什麼反動的行動，實實在在是恐怕對於士兵生活不能注意，對於行政、衛生等條件不能周到，所以才派黨代表下去，幫助這些工作。兩年以來，從教導團組織到現在，其中就發生了許多糾紛，起頭的時候，還沒有什麼，到去年回師廣州，打楊、劉的時候，發生的問題就漸漸多了。那時有許多帶兵官寫信來質問，本軍黨代表製度究竟是什麼性質，蘇俄黨代表的性質是因為帶兵官不是黨員，所以由黨派代表去監督他，現在我們帶兵官都是黨員，為什麼還要黨代表來監督呢。我對於這種話，實在不能批駁他的。還有人問我，現在我們黨軍是不是國民黨的軍隊，既然是國民黨的軍隊，我們黨軍的黨代表，至少要一個完全的國民黨黨員才可以的，要是以跨黨的黨員來做黨代表，這就不能算是國民黨的黨代表了。這些話我就不能答複他。俄國對於派黨代表的事，必定要完全是個共產黨黨員，而且要資格很老、人格很高尚的黨員，然後才派出去做黨代表，所以俄國未曾受著黨代表製的流弊。現在我們黨軍派下去的黨代表，老練的固然很多，但幼稚的也實在不少，這樣我們的黨代表比較俄國，其真正的性質和意義，也就失了一大半了。從前一般帶兵官向我來質問，我隻有不許他們質問理由，以為黨有這個製度定下，黨員隻宜遵守，這個完全是我一種製止糾紛的手段。到了現在，這個問題的糾紛更加複雜了。共產分子在本黨與本軍之內，一個團體中有了兩個主義，本免不了有許多矛盾的地方，但如果彼此能夠諒解，也未始不可得到完滿的結果，無如青年軍人聯合會等有些幼稚分子，對於總理的人格和三民主義，竟任意的侮蔑、批評，這便引起了同誌中許多的惡感。黨代表對於總理的人格與主義，照原理上講，是不能絲毫懷疑的，要是懷疑的時候，將來的危險必至不可收拾。現在我們黨軍，已為此弄得不好了。這個罪過在誰身上，全在本校長身上。如果本校長早日防止了這種毛病，我相信3月20日那天的事情，是不會發生的，所以黨軍由黨代表演出來的弊端和損失，可以說完全是由於我個人的疏忽和失察。這一點，我自認是自己的罪過。以上的一段話，是黨代表的製度從起頭到現在經過的情形。今天看見俄國報紙，知道俄國的黨代表製度亦已取消了，這報上講得很明白，他說從前革命時代，要利用許多白黨的軍官，所以沒有法子，才派黨代表，現在軍隊官長都是黨員，用不著什麼監督，所以黨代表製度就可以廢除。然而現在我們國民革命軍的黨代表，是否可以廢止，這還要研究。以我觀察，今日的結果，並不是黨代表製度不良，實在是委任不平和處置不當的毛病多些。不過第一軍的黨代表，為著發生了許多困難，所以主張通通調回政治訓練部來再行訓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