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
如果隻是個人的進退出處，不可介意。但這是關係到黨與國家的問題。
武漢政府，依據1927年4月1日中央政治委員會的決議，通告免除蔣介石所擔任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務。
蔣介石認為自己的進退“不可介意”。“但這是關係到黨與國家的問題”，言念及此，於是向全國重新表明：“革命責任，不容推諉，誓必自責，完成北伐。”至此，武漢政權乃和蔣介石完全處於對立狀態。
汪兆銘由歐洲歸國，抵達上海，剛巧也就是在這一天。他在巴黎接到邀請回國的電報，取道柏林東歸，並經過莫斯科稍事停留，洽得蘇聯政府和第三國際約定給予全力支持之後，回到國內。
汪兆銘因蔣介石的陰謀發動中山艦事件被逼走海外，以“病假”在歐洲流亡了一年之久。現在汪兆銘在中國共產黨、國民黨左派及廣大工農群眾發動的“迎汪回國複職”運動中，回到了上海。他一到上海，便被蔣介石集團中的黨政要人(宋子文、吳敬恒等)所包圍。蔣介石會晤汪兆銘時說：“你切不要到武漢去”，“總要把共產黨消滅了再講”。蔣介石的企圖是，汪兆銘留在上海幫助他以暴力清黨，然後拉著汪兆銘一起到南京去成立政府，與合法的武漢革命政府分庭抗禮。如果這時汪兆銘到武漢去，以汪的資曆和這時在人們心目中的威望，對武漢的政府來講，真可謂如虎添翼。所以，這時蔣介石集團中的黨政要人，群集汪兆銘寓所，對他說：“大家一致抱怨共產黨，誠懇地希望汪先生重負領導的責任。”汪兆銘當眾鄭重地說：“我是站在工農方麵的呀！誰要殘害工農誰就是我的敵人。”但他在私下裏卻又對吳敬恒說這麼一番話：“共產黨素來不輕易變更所定政策，共產黨實以國民黨為利用品，本人亦不讚成共產黨之階級革命及勞農專政。且據本人觀察：國民黨與共產黨亦不易繼續相安。但本人希望暫能維持合作，自己願負調和之責。”
從4月1日起，蔣介石就連續召集留在上海的國民黨中央執委和監委委員暨駐滬軍政負責人開會，商討“清共”計劃。
“4月10日”
共產黨叛逆殘忍狠賊如此，不知何時能平此亂也。
4月10日，汪精衛(兆銘)到武漢，在各界向歡迎凱旋將軍歸來的盛情擁戴下，他對新聞記者發表談話，聲稱要與共產黨為中國革命而共生死存亡，並高喊：“革命的向左來，不革命的滾開去！”
在這極左口號的煽動下，一時間鬧得武漢沸沸揚揚，竟出現濫殺無辜與被迫逃亡者，蔣介石聽了這樣的傳言，便借機寫下了泄憤的話語。
那蔣氏又如何呢？4月5日，汪精衛登船去了武漢，蔣介石便加緊了活動。當天，他捏造“江蘇十六縣公民代表會”的名義，通電全國，假借民意要求在南京建都。4月6日，蔣介石命令白崇禧派兵查封了上海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藉口是該政治部有共產黨人煽動“反蔣，反何(應欽)”並逮捕了十九名政治工作人員。4月8日，蔣介石成立了“上海臨時政治委員會”，篡奪了上海工人起義果實後，由市民選舉成立的“上海市民政府”的政權。同日，蔣介石派東路軍政治部主任陳群，對上海各報館進行稿件檢查，規定各報從即日起，政府要登什麼稿件就登什麼稿件，政府不準登的一律不許登。於是各報這時所登的都是從蔣介石的總司令部發布出來的反共、反革命稿件。4月9日，蔣介石發布了上海市戒嚴令，任命白崇禧為戒嚴司令。上海的叛變準備停當後，蔣介石於4月9日親自率領已經整頓成為“可靠的”第一軍第一二兩師兵力，趕往南京。蔣於當天傍晚亦趕到南京，與此同時，將南京附近的所有鐵路切斷，使長江以北作戰的第二六兩軍不能回師南京，使城內林伯渠率領的第六軍三個團衛戍南京的部隊陷於孤立，然後，蔣介石以兩個師的兵力，解除林伯渠的三個團的武裝，林伯渠僥幸脫險。隨後“南京城裏的孫文主義學會分子立即都站了出來”，配合蔣介石軍隊，包圍國民黨江蘇省黨部和總工會，逮捕了全部共產黨員幹部。4月10日，也就是蔣介石大罵“共產黨叛逆殘忍狠賊”這一天，開始在南京全城搜捕共產黨員。
蔣介石到達南京的當天，就立即通電邀請汪精衛、譚延？、程潛、何應欽、胡漢民、朱培德等人：“中正已於本（九）日進駐南京。東南雖已底定，北伐尚未成功，各項進行事宜亟待解決，務請諸同誌於本月十四日以前駕蒞南京，籌商一切，不勝盼祈。”
“6月15日”
是其(武漢方麵)以豫交馮，而以全力鞏固兩湖；其後南下攻粵或東下攻寧，皆意中事也。
武漢方麵的北伐進攻路線是沿京漢路北上，先攻河南，與馮玉祥然後攻取北京。唐生智率領的武漢北伐軍在5月31日占領鄭州，6月1日馮玉祥的國民軍與武北伐軍於鄭州會師。就在武漢北伐軍占領鄭州的同一天，蔣介石的南京政府北伐軍也攻占了山東省的南麵門戶重鎮徐州。
這時如果不是蔣介石已經叛變，造成國民黨分裂，破壞國共合作，占領鄭州和徐州的北伐軍本可以齊頭並進，直搗北京，完成北伐大業了。可是，蔣成立南京政府之後，就對武漢政府實行封鎖包圍，策動叛亂，使武漢政府陷於財政恐慌、政局不穩的困境，故而被迫停止了北伐。蔣介石為了集中力量搞垮武漢政府，也停止了北伐。
6月10日，汪精衛、譚延？、孫科等人到鄭州與馮玉祥舉行會議。在當時寧、漢對立的局勢下，馮玉祥就成了舉足輕重的人物，因馮玉祥有陝、甘、寧三省的地盤和十幾萬軍隊。汪精衛和蔣介石都要極力爭取馮到自己方麵來。馮玉祥在艱難困苦之中，得到蘇聯及中國共產黨的幫助，受到了革命的感召，讚揚國共合作，熱情地參加了北伐大革命。汪精衛為了籠絡住馮玉祥，“以全力鞏固兩湖，其後南下攻粵或東下攻寧”，把唐生智部隊付出很大犧牲打下的河南省全部讓給了馮玉祥，將武漢政府的軍隊全部撤回，並將馮玉祥的第二集團軍擴編為七個方麵軍。
蔣介石對汪精衛的“以豫交馮”的舉措與目的了如指掌，於是他也開始拉馮，借馮壓倒武漢汪精衛，因此蔣介石邀請馮玉祥到徐州會談。……
“7月13日”
時局仍以南京為重點，以武漢為焦點。此本黨成敗之所係也。
6月20日，蔣介石、馮玉祥、胡漢民等在徐州舉行會議，蔣介石允諾每月撥助馮玉祥軍費二百萬元，並預請馮玉祥將來任軍政部長之職。馮玉祥回鄭州後，致電武漢政府，大肆攻擊共產黨，敦促汪精衛等人實行寧、漢合作。
蔣、馮合作，武漢政府更加孤立，在這種情況下，汪精衛立即進行叛變革命的活動。6月29日，駐武漢的第三十五軍軍長何健發出反共訓令。7月10日，汪精衛逼迫共產黨人退出武漢政府。汪反共後，曾向蔣的南京政府籲請和平，希望以反共為條件同寧方合作，保住領袖地位。但蔣介石攻擊汪是勾結共產黨的禍首，拒不與之合作。其目的是要把汪精衛置於被告席上，排斥於國民黨中央之外，由蔣介石繼承國民黨的正統。
寧、漢合流但卻不能合作。蔣、汪就不得不利用各自所掌握的力量，較量一番了。這便是蔣介石本日日記之詮解。
“8月8日”
餘以為對同誌應退讓，對敵人須堅持，而漢某乃異是，是誠非人類也。
武漢汪精衛集團這時采取的對策是：不僅止於轉而反共，同時，更視南京政府為眼中釘，即反蔣排共雙管齊下，並且以反共升級，來當作反蔣的政治資本。7月29日，汪精衛、唐生智、張發奎在廬山舉行會議，密謀消滅武漢政府中一切共產黨人和傾向革命的軍隊。
正當敵人準備下毒手時，在周恩來、朱德、劉伯承、賀龍、葉挺等人的領導下，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名義，於8月1日發動了南昌起義，把敵人打得措手不及，使中國共產黨從此有了一支完全由自己掌握的軍隊。
8月2日，聽到南昌起義消息的汪精衛從廬山跑回武漢，他一麵心催發指地大罵“共產黨徒和一條毒蛇、一隻猛獸一樣，決不能聽他留種於人世”；一方麵和譚延？、孫科、唐生智、程潛、朱培德聯名於8月6日給馮玉祥打電報，表白他們已經徹底反共了，蔣介石若再指責他們“赤化”，那就是蔣的錯誤了。並表示如有和平統一方法，戰爭可不必有，遷都南京也是可以的。馮玉祥認為寧、漢有了接近的趨勢，立即給雙方打電報，建議召開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解決爭端，結束黨爭。8月6日10時，馮玉祥又致電蔣介石，謂：“寧、漢雙方一致反共，既已誌同道合，請速進行合作。”然而，汪精衛又在暗地裏策劃“反蔣”。他致函在南京的國民革命軍第七軍李宗仁(北伐時為第三路總指揮)，勸他“打倒蔣某人”。與此同時，掌握著武漢兵權的唐生智，且於8月8日發表“倒蔣”通電，表現得更為露骨。蔣介石見此，恨得牙根直，大罵汪某“非人類也”。
“8月11日”
時局紛擾，內部複雜，南京皆同。隻有靜鎮謹守，持之以定，則待機而動，無不得最後之勝利也。
8月10日，漢方汪精衛、譚延？、陳公博、孫科等又表示不願開第四次中央全會的態度。這就使堅決反對寧、漢合流，怕汪精衛與自己平分秋色的蔣介石處於了被動地位。
寧、漢妥協正在醞釀中，蔣介石與新桂係的矛盾爆發了，使局勢起了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