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
時局雖有發展，一再離合集散，但策略難定。--聯此製彼或聯彼製此，皆非正本之道也。
1930年，蔣介石麵臨著一群非同尋常的對手！
蔣介石采用的策略是縱橫捭闔，火上加油。
“3月6日”
已叛而未歸，反複無常者，不必姑息，此輩蓋無所謂信義也；無論聯甲聯乙，與其聯人以落邊標，不如任其自鬥，我則整理內部，充足兵力，或使甲乙皆得歸順而不敢鬥也。
蔣愛用權謀，也善用權謀，此特點在這篇日記中有所流露，尤其是“任其自鬥”一語，表達得自然恰切。翻成現代漢語，該是：“讓他們之間無止境地相互殘殺下去，‘兩敗俱傷’也好，‘你死我活’也好，‘赤地千裏’也好，中央都不必管它。他們‘自鬥’就不會有餘力來反對中央，‘我則整理內部，充實兵力’；到時候，再一個一個地收拾他們。”
這些政治家們平日也常朗誦“仁愛為接物之本”，“和平為處世之本”，但那並不是“廬山真麵目”。
“3月8日”
已叛而未歸，反複無常者，不必姑息，此輩蓋無所謂信義也；無論聯甲聯乙，與其聯人以落邊標，不如任其自鬥，我則整理內部，充足兵力，或使甲乙皆得歸順而不敢鬥邊。
他所謂聯此製彼或聯彼製此，無非出錢購買，產生分化作用，他在1929年已數度行之。例如桂係白崇禧有兵5萬人，均係唐生智舊部。當白崇禧擬統率之沿津浦線南下，蔣予唐生智150萬元，囑其收回舊部，旦夕之間白軍盡為唐所有。馮玉祥部集中於河南，可能東取徐州，南窺武漢，蔣策動其部屬韓複榘、石友三叛變，使馮前鋒盡失，隻好狼狽走依閻錫山。可是這樣的策劃，可一而不可再。閻錫山之部隊原與蔣部無直接接觸，可是閻亦看透蔣之籌謀遲早必運用於其部隊，因此與其坐待其分化，不如先糾集接受其挑戰，甚至出麵主持反蔣集團。他在1930年2月致蔣電“禮讓為國”，“共息仔肩”，彼此同時離職出洋，雖說挖苦尖刻，其諷刺並非無的放矢。如上段蔣提及“非正本之道”，但卻未申明放棄不用。既稱裁軍，而又“整理內部，充足兵力”，亦不能專責對方無信義矣。
“4月11日”
人民貧困至此，而某等尚欲謀亂，必使國亡種滅而後已乎！嗚呼，天如有靈，其必不使中華如此長亂也。中正如有自私不公，而所為無益於黨國與民眾者，則立殛餘身而速其亡也，勿使重苦吾民則幸矣。
蔣介石此時不利之處，乃因他所領導的國民革命具有創造性格。五權分立之政府既為傳統體製所無，而其職權尚在擴大。其他各係將領既為之“打江山”，北伐勝利後未見“論功行賞”，反要他們裁軍，釋去兵權，去南京居名譽職位。而且他對旁係將領已有嫌忌，更不得不培養人所謂之“黃埔嫡係”。總之則民智未開，人民亦缺乏社會上及經濟上之力量足以控製代議政治，軍隊則不知本身的職責何在。是保境衛民，維持現狀的憑藉？是推翻現狀，改造社會之工具？各將領縱有為國為民之共同宗旨，亦有個別的、局部的及附帶之意向。北伐完成後，共同的宗旨可以暫時置之度外，於是隻見個別的意向抬頭。蔣介石此時可自稱毫無私心，他於中原之戰前寫了如上日記。
這樣信誓旦旦的態度，不能謂其為不誠，在傳統社會裏應當接受到廣泛的擁戴與支持。可是在新時代裏，這幾句話即可以用作攻擊他之憑藉。中文之“吾民”有帝王口氣。即算蔣介石出口無意，他之以天下為己任，也隻是傳統道德。其否定各個人之意向，即與西方民主與自由之觀念相違。並且有益於黨國與否，全憑他一己及宗教之上靈感判斷，也潛伏著不顧群眾意見及輿論之趨向。所以反對他的集團所發宣言，不責備其違反傳統道德，而指斥其“專製獨裁，剝奪人民公私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