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美國遇到了車禍。當時，他正在紐約第五大街徒步行走，他忘記了紐約的交通規則和倫敦不一樣，不是靠左而是靠右通行。橫過馬路時他隻管往右側看，看右前方沒有車就隻管往前走。就在這一刹那，丘吉爾聽到了刺耳的刹車聲，同時感到被汽車撞上了。
他被抬到人行道上時已經失去了知覺，骨頭斷了15根，遍體擦傷且內出血。他被救護車送往醫院。在醫院他不得不度過一些不愉快的時光。值班醫生首先要問清楚患者的家庭收入，以判斷他是否有能力支付醫療費。丘吉爾忍著巨大的傷痛，總算說清了自己的支付能力，才被抬到了手術台上。
丘吉爾很快康複了，他不甘心就此在政治上寂寞下去。一個人在戰場上陣亡就完了，而在政治上下野卻能東山再起。丘吉爾的經曆無疑證明了這一點。30年代，丘吉爾曾幾次試圖返回政府，並為此進行了處心積慮的鬥爭，可是他都失敗了。但他還是不放棄。丘吉爾是不知道“放棄”一詞為何意的。
當然，30年代的丘吉爾仍然是下院議員，他經常去議會演講，發表自己的政見。
在30年代中期，丘吉爾講演的話題和注視的重心由印度轉到德國。
在此期間，德國的納粹黨正勃勃興起，他們在複仇和準備新戰爭的旗幟下，攫取了德國政權。當時英國許多人考慮這將威脅英國在歐洲的利益。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出任總理，給德國以至歐洲帶來了嚴重的不安。他強烈反對共產主義，反對民主主義，反對猶太主義，並叫嚷著要把日耳曼民族統一在德意誌帝國周圍。
與此同時，希特勒還在加緊擴軍備戰。根據凡爾賽條約規定，德國隻準許擁有10萬陸軍。但是，1933年10月，希特勒退出了世界軍備會議和國際聯盟，繼而又廢除了凡爾賽條約中限製軍備的條款，他還明目張膽地以挑釁的姿態向全世界宣告，德國擁有36個師團計55萬陸軍。不僅陸軍如此，凡爾賽條約規定不得擁有飛機的德國空軍，也具備了英國空軍的2／3的力量，並具有很快超過英國的潛力。
希特勒在德國上台後，丘吉爾越來越多地在思考納粹的威脅這個問題。他意識到，納粹分子上台後，德國軍國主義複活，這不光給蘇聯，也給英國利益帶來致命的危險。在日內瓦裁軍會議上，有些英國政治家要求給予德國以“平等的軍備”。丘吉爾反對說：“德國要求軍備平等是危險的。隻要德國的怨恨和不滿尚未消除，它獲得與其鄰國完全平等的軍備，歐洲大戰的重新爆發就指日可待了。”
1933年，德國退出裁軍會議和國際聯盟，使丘吉爾感到從此可以放手重整英國軍備。這方麵，丘吉爾認為技術裝備在20世紀的戰爭中具有決定力量。他把注意力放在空軍上。他考慮到，巨大的水上障礙英吉利海峽把英國和歐洲大陸分開，這種情況使英國最擔心的是德國空軍。丘吉爾非常注意德國空軍的發展，並盡力促使迅速改組英國空軍。丘吉爾在下院發表的有關這個問題的演說是合情合理的，也是成功的。
丘吉爾的演說證明，他無論是對德國的動向還是對英國軍事裝備的現狀都了如指掌。丘吉爾在政府中沒有任何正式職務，卻能掌握確實可靠的現實資料，並能根據這些資料得出自己的結論，這些結論日後證實是正確的。
丘吉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的一些講話以《英國仍在沉睡》為題彙集成冊發表了。這個集子出版後，在英國人民中間產生了巨大反響。丘吉爾一再強調德國空軍的嚴重威脅。他說：“過去海軍是英國的可靠後盾，現在不能這樣說了。可惡的空戰方法的發明和改進，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們的地位。我們已經不是20多年前那樣的國家了。”
1934年11月，丘吉爾向國王表達了自己的觀點，英國國防中的空軍實力不充實，他認為德國不足一年將在空軍上趕上我們，甚至超過。鮑爾溫起初不讚成，但半年後他公開承認丘吉爾的看法是對的。
1936年3月底，丘吉爾在保守黨外交委員會闡述了他多年來所遵循的歐洲外交政策的原則。丘吉爾說：“英國400年來的對外政策就是反對大陸上出現最強大、最富於侵略性和最霸道的國家，特別是防止比利時、荷蘭、盧森堡落入這些國家手中。從曆史上看，在這四個世紀中，人和事，環境和情況已經發生了變化，而這個目的卻始終如一。”
根據這一原則，丘吉爾提出一個問題：今天究竟哪一個國家是最強大的並且力圖稱霸歐洲呢？丘吉爾認為，“德國正在以曆史上前所未有的規模擴充軍備，他們很快就不得不在經濟財政崩潰或者發動戰爭這二者之間作出選擇，而這個戰爭的惟一目的，以及如果取勝的話，其惟一結果，就是納粹統治下的德意誌化的歐洲。”丘吉爾認為在這種情況下，英國必須再一次聯合歐洲的一切力量來約束、抑製，必要時挫敗德國的霸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