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 律（生卒年月不詳），明朝寧夏名士。字芸莊，寧夏衛（今寧夏銀川）人。家庭富裕，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加之本人刻苦，天資聰穎，是衛學中的一名佼佼者。正德十一年（1516年），中舉人，並名列鄉試“書經魁”。十六年（1521年）登進士，官至刑科給事中，後退休回到家鄉，專心從事教育，再沒有重返官場。
管律不喜歡官場的追逐，多年來從教於寧夏衛學，為培養家鄉子弟而辛勤的工作。嘉靖十七年（1538 年），新任寧夏巡撫吳鎧在鎮城（今寧夏銀川）草創“養正書院”，慕名聘請他為首任教授。由於他“博聞有辭，史發司馬，文效子美，鄉人皆以‘管子’稱之”，得到了官民的普遍敬仰，求文請教應接不暇。他的大量文章雖然大多已經失傳，但仍然可以在他主筆編修的《嘉靖寧夏新誌》所選刊的少數題記中，人們可以看出，選文皆非一般的官樣文章，而是處處反映出他既關心國家大事，又具有經世致用思想。如正德十六年（1521 年），他剛入選為新科進士，還沒有正式步入仕途時，就對西北邊疆茶馬互市提出改革建議，他認為官方定價一匹馬付十兩銀，這樣低的價銀是購不到“強壯膘肥”的好馬的，而用這樣的劣等馬匹武裝軍隊去征戰，“欲責其成功，不亦難哉！”所以他要求把每匹馬價增加到十八兩。嘉靖五年（1526年），他又對邊疆現行實施的鹽政提出意見，認為自弘治以來，朝廷不允許以“餘鹽補正課”，造成“餘鹽盛行，正鹽守支日久”的不正常現象。由於兩淮餘鹽大量銷往北邊各鎮，“以苛斂商財”，使“商灶俱困”，私鹽難禁，從而“鹽法大壞”。朝廷接受了他的意見，“乃複常股存積四六分之製，”糾正了“餘鹽”盛，“正鹽”滯的局麵，有利於邊地經濟的發展。
在政治上，他不計個人名位，從大局出發，冒死上諫，勇於直言。如嘉靖元年（1522 年），他剛任刑科給事中一職，就表現出初生牛犢不怕虎的精神，竟敢上奏要求罷免現任三邊總製李鉞的職務，並請起複早以免官，長期閑散在籍的有爭議的大臣楊一清接任。認為“楊一清久任三邊，威名素著，乞特起用。”而兵部則任人唯親，反對啟用楊一清，理由是“楊一清遠在江南，閑居日久，一時起用，未免辭奏稽延，而鉞聞改命，勢必灰心解體”而影響邊關軍務大事。但是管律堅持已見，與兵部僵持不下，最後雖然一直推延到嘉靖三年（1524 年），還是不得不任命楊一清為三邊提督（總督改稱提督）。另外，對於所謂“議大禮”這樣自成化、弘治、正德三朝以來，許多文臣武將為之罷官、殺頭的禁區，官場人人談“禮”色變，避之不及。而他卻是一上任就向“議大禮”開炮。他說，“比言事者，每借議禮之詞。或乞休，或引罪，或為人辨訴，於議禮本不相涉，而動必援引牽附，何哉？蓋小人欲中傷人，以非此不足激陛下怒；而欲自固其寵，又非此不足得陛下歡也。乞誡自今言事者，據事直陳，毋假借，以累聖聽。”嘉靖皇帝批準了他的奏言，從此，一個敗壞朝廷，堵塞言路，製造了大批怨假錯案，傷害許多正直良吏的政治毒瘤終被割除。又如嘉靖十年（1531年），兵部尚書兼右都禦史、三邊總製王瓊決定，將成化間由巡撫餘子俊、徐廷章先後修成的由寧夏橫城黃沙嘴至花馬池近四百裏長城（亦稱河東邊牆）廢棄，改於邊內重修所謂“深溝高壘”。管律在由他主修的《嘉靖寧夏新誌》中，對這一舉措提出疑義。他認為前撫臣餘子俊所修築的河東牆具有雙重意義：其一為設關扼塞，用以阻止敵騎入犯；其二是把草場、水原之地，“築之以內，使虜絕牧；沙磧之地，築之於外，使虜不廬”，從而達到逼敵遠遁的軍事目的。曆時四年，河東“深溝高壘”建成後，寧夏巡撫張文魁、兵部尚書兼三邊總製唐龍等，以邊防修成，為了節省草料費和喂養之勞，把戍守東邊的騎兵裁撤，改用步兵沿溝壘巡守，謂之“擺邊”。管律對這種改革提出猛烈評擊。他認為河東近四百裏邊防，處處皆為敵騎入犯之途，如果一步一兵，需布兵十二萬九千六百人，哪有這麼多兵去“擺”呢？即使有，敵騎聚至，烽勇衝擊，少數散布的步兵能當得住嗎？這時再從邊沿調兵，來得及嗎？所以他尖銳的指出：“今擺邊之謀，一舉而五弊存焉：無奇正、無應援，主將不一而運用參差，士卒分散而氣力單薄，悉難於節製矣。以五弊之謀，禦方張之虜，不資敵之利者幾希？”同時，出於對國家安危的考慮，他還強烈要求當局，應竟快重新修複棄守多年的寧夏平虜守禦千戶所最北端要塞鎮遠關。他告誡守土軍政官員：“鎮遠關自不能守，柳門等墩自不能嘹，平虜之勢遂至孤立，寧夏北境半為虜有”。“苟失平虜，則無寧夏；無寧夏，則無平、固；無平、固，則關中騷動，漸及於內地，患不可量矣！”他進而提出自己的對策方案是：“求久安之計，先須修打磑口，為複鎮遠關之漸；次修鎮遠關，為複黑山營之漸。不然，是垣戶不設，欲思堂寢之安，庸可得乎？垣戶一固，則沿河、沿山墩台易守而耳目自明、地方有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