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的命運”演講
2007年6月23日
（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在聯合基督教會舉行的宗教會議上，奧巴馬發表了此篇競選演講，探討“有良知的政治”：
“如果我們能擁抱共同的命運，那麼我相信，我們不僅能為美國帶來更加有希望的未來，我們不僅能淨化自身的心靈，我們還能在世間完成上帝的使命。”
自從我宣布競選總統以來，好幾個月已經過去了。在這段時間裏，我得以有機會與全國各地的人們交談。我發現，無論在哪裏，無論交談對象是誰，我都能發現一個共同的現象，那就是：人們渴望改變，渴望著新事物的出現。他們已經準備好翻過舊時代的一頁，結束陳舊的政治和政策，告別伊拉克戰爭、醫療保障危機，以及雖然口號響亮但依然讓孩子們落於人後的學校教育。
但我也能感覺到，人們渴望的還有更深層次的東西，不僅僅是一項具體的事物或事業。我認為似乎無數美國人每天都在重複著必須例行的日程，送孩子上學、開車去上班、去商店購物、努力堅持節食或者戒煙。但他們漸漸意識到這樣的生活似乎缺少了什麼東西。他們最終認定，自己的工作、自己的財產、自己的消遣娛樂活動、自己的繁忙日程，不足以構成生活的全部。他們希望他們的生活有清晰的目標，多姿多彩，有高潮也有低穀，他們希望能發泄出長久以來的孤獨感。因此他們需要一種安全感，需要肯定這世上一定有人還在乎他們，會認真傾聽他們說話，而他們不應生來注定要孤獨地走過漫漫長路，最終卻一無所成。
這種焦慮不安的情緒，這種對於生命意義的探尋，對於我來說是十分熟悉的。在我隻有兩歲的時候，我的父親就回到了肯尼亞。雖然在他出生的村莊裏有很多的穆斯林，但他卻是個有名無實的穆斯林——他成年後成了一名無神論者。我的外祖父和外祖母曾是衛理會和浸禮會教徒，但不做禮拜。我的母親是我所了解的最善良、最富有精神生活的人。她對這個世界有著無限的好奇，而且總是恪守著生活中的準則，卻對有組織的宗教持懷疑態度。最終，我也變得和她一樣。
大學畢業後，我到了芝加哥，成為了一名社區組織者，在一些基督教堂工作，從那時起我才正視了自己精神生活中的困惑。從某種意義上說，最初我來到芝加哥的原因也是出於對生命意義的渴望，我想融入一個更偉大的集體之中。我一直都被民權運動的精神激勵著，被那些眼光明亮、腰背挺直的年輕人們激勵著。他們勇敢地乘坐公共汽車南下，進行“自由之行”。他們走進不允許黑人就餐的快餐店，冒著生命危險去爭取自己的自由。那時我還太小，不能參與到這場運動中去，但我感覺到如果我能幫助重建起芝加哥最貧困的社區，我也能在後續運動中發揮一點小小的作用。
我到芝加哥的時候是1985年，和教會人員們一起工作，他們當中有許多比我年長很多的普通民眾。我發現在他們身上，我找到了自己的影子。我發現，隻要你有時間傾聽，他們每個人身上都有一個引人入勝的故事。我認為，他們在我身上肯定也找到了自己。他們看著我熟讀《聖經》，知道我信仰的價值觀，也就是給我的工作注入了動力的價值觀也是他們所信仰的。但他們能感覺得出來，我並沒有與他們完全融合為一體，依然有所隔閡——在他們中間，我仿佛是個旁觀者。
那時，我也意識到我的生活缺少了一些什麼。我的信仰沒有明確的方向；我也沒有加入任何特定的信仰組織；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我永遠是孤獨的，永遠和他人有距離。也就是在那個時候，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牧師找到了我，問我是不是某個教堂的一員。“如果你的工作是組織教堂工作，”他們對我說，“那麼多去幾次教堂，對你會很有幫助的。”我想，這話聽起來很有道理。
所以在一個周日，我穿上了一件少有的整潔外套，來到了芝加哥南郊95街的基督教三一聯合教會。我聽到了傑裏邁亞·賴特牧師的布道，名為《無畏的希望》。在布道期間，他讓我結識了耶穌基督，讓我了解到自己的罪惡可以被救贖，還了解到對於那些我無力實現的目標，隻要我相信上帝，上帝就會和我一起實現。從那以後，我明白，信仰不僅僅是身心疲憊者們的安慰，也不是逃避死亡的避難所，而是這世界上讓人變得主動積極、是讓人觸手可及的東西。它是希望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