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製奉係張作霖，這隻是土肥原鯨吞中國計劃的一小部分，他的野心遠不止於此。
1931年5月，在土肥原的精心安排下，日本特務機關先後又策劃了中村事件和萬寶山事件。
1931年5月中旬，日本參謀本部的軍事間諜中村震太郎大尉到中國東北進行軍事偵察。同行的還有退伍的騎兵曹長井杉延太郎、一名蒙古人和一名俄羅斯人。他們均化裝成中國農民。
中村等人為了不暴露身份，穿著厚厚的棉褲和棉襖。他們從海拉爾出發，赴興安嶺索倫山一帶調查軍事地理情況。
5月25日，中村等人在對興安嶺地區進行了近一個月的間諜活動後，大搖大擺地經過屯墾軍團部所在地興安區公府，被正在帶領士兵操練的屯墾軍第三團第一營營長陸鴻勳發現。
陸鴻勳將中村等人帶到操場盤問，但言語不通，於是改用蒙古語問話，仍不通。
陸鴻勳懷疑他們是日本人，於是報告屯墾軍第三團少校副團長董昆吾。董昆吾來到操場用日語詢問。
中村拿出一張印有“日本東京農業學會會員”、“中村震太郎”等字樣的名片，佯稱是東京農業學會派來東北調查土質和農業狀況的研究人員。
董昆吾從中村等人的馬匹、物資斷定他們形跡可疑，命士兵搜查。結果從他們的行囊和棉褲中搜出三八式手槍和南部式手槍各一支，多幅軍用地圖、調查手記、寒暑表、指北針、測繪儀器、望遠鏡等物品。
從筆記中得知，中村的確切身份是“日本帝國參謀本部情報科情報員、陸軍大尉”。
董昆吾認為事態嚴重，遂將中村等人交給第三團團長關玉衡重新審問。
審訊中，中村等人氣焰囂張，狂妄聲稱自己是“大日本帝國陸軍大佐”，並企圖以不會中國話逃避間諜罪責。
井杉延太郎說：“我們都是軍人，中村是陸軍大佐，我是曹長，現已退役，在劄幌采木公司工作。這次到中國，中村指派我作案內（助手）。這些地圖都是由中村自己掌握的，我不管。”
轉而訊問中村時，中村傲氣十足，閉口不言。
初次審問，關玉衡認為中村到東北的任務是提供日本參謀本部急需的入侵蒙古方案的報告，以及滿鐵拓殖會社需要的情報。
鑒於長期以來在處理與日本在滿洲軍人關係上的被動局麵，為了慎重起見，5月25日晚，關玉衡在團部大軍帳內召集各官佐開會，集思廣益，征詢對這一間諜案件的處理意見。
大家七嘴八舌，有的主張秘密處死，有的主張在路上將他們殺死。
會後對中村進行第三次審訊。中村蠻橫如故，竟耍起法西斯武士道的威風，同官兵格鬥，激起士兵怒火。關玉衡抽出戰刀，煞住了中村的威風。
當命令中村在口供記錄上簽字畫押時，中村撕毀口供，並同官兵扭打起來，被中國士兵用槍擊中頭部，暈倒在地。
在這種情況下，關玉衡采納了營長陸鴻勳的建議，命令第三連連長寧文龍和第四連連長王秉義，將中村等人押至後山偏僻處秘密槍決，並派團部中尉副官趙衡監督執行。除重要文件外，中村等人的行李、馬匹一律焚毀滅跡。
1931年7月，日本方麵得到了中村等人被殺的消息。
本來，按照國際法準則，主權國家有權處死敵對國家的軍事間諜。中村等人構成軍事間諜罪的證據確鑿，況且東北地方當局有言在先，不準外國人進入屯墾區，中村等人罪有應得。可是日本帝國主義卻無視這些事實，乘機掀起反華浪潮。8月，日本向南京國民政府提出強烈抗議和無理要求。8月20日，日本內閣召開會議，陸相南次郎威脅中國，要求中國政府作出保證，保證以後不再發生類似事件，否則的話，日本將不惜使用武力。四天後，日本陸軍省在處理中村事件的決定中狂妄宣稱，如果中國否認殺害中村的事實，就將對東北洮南、索倫地區實施保護性占領。日本政友會為擴大中村事件，組織了以森格為首的“特別演說隊”，到日本六個大城市發表演講。日本駐沈陽總領事林久治郎同東北軍參謀長交涉時，咬牙切齒地說：“誰殺的，就由誰償命。”土肥原公然要到興安區尋找中村的屍體，並揚言日方要帶關東步兵團到興安區進行武力搜查。由於中國駐軍嚴陣以待，土肥原心虛，隻得作罷。
1931年9月12日，林久治郎照會遼寧省主席臧式毅，要求東北當局正式謝罪，嚴懲責任者，賠償中村等人的生命和財產損失，並保證以後不再發生類似事件。
14日，日本駐哈爾濱領事大橋從滿洲裏出發，繞道伯力，就中村事件向蘇聯遠東當局請求諒解。17日，大阪《朝日新聞》以“此後能直接交涉，受軍部最高指示歸奉之土肥原大佐談話”為標題，發表了土肥原16日就中村事件發表的談話。土肥原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