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雷震的第一個目標，是參加1918年夏天東京第一高等學校特別預科的考試，並由此進入一所高等學校，然後躋身於當時日本最高學府的東京帝國大學。這時雷震全然不識日本文字片假名中的五十五個字母，必須先從語言學起。他隨即進入神保町的東亞預備學校，突擊學習日語和英語。東亞預備學校除設有“日文班”、“英語班”之外，還有“數學班”和“理化班”，都是專為中國留學生而開辦的。校長鬆村龜次郎先生，時已五十多歲。滿清時代，他曾到中國教過書，十分熟悉中國學生的情況。大約半年後，雷震又進“數學館”學習數學、物理和化學。這時他與劉式玉、金正容等人廁身於東京的“錦輝館”，這是一個極其簡陋的小旅館。雷震所住的那個房間什麼陳設也沒有，僅有三迭席子。
1917年5月7日，留日中國學生在東京大手町衛生院召開會議，以紀念日本政府對中國所提二十一條而發出最後通牒的“國恥日”。這比國內5月9日為“國恥日”提前了兩天，其原因在於5月7日是日本政府發出“最後通牒”之日，5月9日則為袁世凱簽字之時。“七七事變”之前，中國各地均在5月9日這一天舉行紀念大會以示中華民族“莫忘國恥”的決心。這是雷震到日本後第一次參加紀念大會，當年參與反對“二十一條”、抵製日貨的激憤情景，依然曆曆在目。以後，雷震每年都要參加這樣的紀念大會。這一天，出席者約有千人之多，樓上或樓下，座無虛席，幾乎都是留日的中國學生。紀念大會於上午九時正式舉行，由東京帝國大學學生王兆榮擔任主席。王兆榮在開場白中闡述了紀念大會的意義之後，便邀請張繼和戴季陶兩位先生上台作演講。
雷震清楚地記得，“……張先生先講，他穿著白膠布學生裝，精神奕奕，容光煥發，講演時捶桌頓腳，口中白沫四飛，慷慨激昂，語驚四座。戴先生則穿著極其考究的日本和服，外罩‘羽織’（haori） ，說話時慢條斯理，用上許多學術上的名詞，頗有教授先生在課堂講書析理的風味。” 紀念大會整整進行了三個小時，中午十二時才散會。這次紀念大會，實際上是由東京的國民黨（通稱為民黨，亦稱革命黨）在幕後所主持。會議之後，張繼和戴季陶二人邀約到會的許多年輕人談話，雷震是其中的一位。張、戴二人均為當年追隨孫中山建黨的骨幹人物。戴季陶祖籍浙江湖州，本人生在四川廣漢。在此之前，雷震與這位大名鼎鼎的戴先生並不相識。張、陶二人與雷震等人的這次談話，對雷震個人來說，無異於注射了一次政治的興奮劑。
這時雷震決定加入國民黨，這無疑是一個自發的選擇，“與當時學生一般，普遍希望改革與救國，建立民主政治，選擇入黨即成為達成理想的最佳途徑。” 當時入黨手續極為簡便，“隻要寫上自己名字、年齡、籍貫和通訊地址，就算是入黨了，黨部既未頒發黨證，我們也不用繳納黨費，更無宣誓等等形式。我們這些年輕的學生，深深痛恨北京政府之腐敗無能，和各地軍閥割據之自私，看到整個國家快要被他們斷送殆盡。在這種悲觀的憤慨的當兒，我們相信國民黨是一個有現代政治意識的政治團體，如果國民黨一旦能夠掌握政權，一切改革均可立即進行，而民主政治就可建立起來，國家自然富強，人民也就是康樂。” 這就是雷震早年在日本對國民黨的一種基本認知，他曾用“五體投地的信仰”這句話來形容自己當時的心情。就是這樣一次紀念大會，成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轉折點。
這裏不妨簡單介紹一下張繼、戴季陶二人的政治背景，這對於我們認識並了解雷震在未來的中國政壇上迅速地崛起不無幫助，同時也可見國民黨內部派係路線的法統理念，對於某個人在政治上的成長所起到的“推波助瀾”作用。
張繼（1882—1947）是直隸滄州人（今河北滄縣）。1899年（光緒二十五年）留學日本；1902年結識孫中山。次年回國，任《蘇報》參議，後創辦《國民日日報》；1905年在日本加入中國民盟會；三年之後，張繼赴法國，與友人創辦《新世紀》雜誌。1924年國民黨改組時，曾任中央監察委員；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張繼為國民黨中央特別委員會委員，後出任司法院副院長；之後又先後擔任國民黨駐華北辦事處主任、黨史編纂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央慰勞團總團長、國史館館長等職。不過，從雷震的自述中可以發現，他與張繼無論在當時或以後的歲月裏，似無過多的交往；但戴季陶這個人，與雷震保持著一種特殊的關係。至少在雷震早期的政治生涯中，可以這樣說，倘若沒有戴季陶，也就沒有後來的雷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