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月，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召開，受命出任秘書長的雷震，此時已成為中國政壇上的一位顯要人物。這裏所說的“政治協商會議”，有別於1949年後受中國共產黨實際控製的“人民政協”，故今天我們習慣稱之為“舊政協”。
“舊政協”無疑是當時中國各種政治勢力在經過重大較量和妥協之後，理性地朝著和平的方向邁進的一個政治產物。具體地說，是在國共兩黨於1946年1月正式簽訂“國共雙方關於停止衝突、恢複交通的命令與聲明”這一停戰會議基礎上而召開的，“所以1946年1月10日那天，停戰協議在早晨簽字，上午10點方開成了政治協商會議” ，如果沒有這次停戰，“在政治上也就無從協商起”。無論如何，抗日戰爭的勝利對於中國來說都是一件曆史性的大事。可是由於“日本投降國共兩黨爭著‘受降’，國內許多地方已由共產黨給解放了，受降接收了，國民黨卻不予承認……就在各處打了起來。後由美國出麵調停，國共雙方都表示願意停戰，就由馬歇爾代表美國居間，組成停戰會議” 。
1945年後的中國共產黨，已成為一支能夠真正對抗國民黨“一黨專政”最具號召力的政治力量。其它一些政黨，如青年黨、民主社會黨（簡稱民社黨）、民主政團同盟（簡稱民主同盟），雖對國民黨多有不滿，由於自身之實力，則往往不能與國民黨相抗衡，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這些黨派並無自己的軍隊。因此“所有在野黨派，除共產黨可以用武力抗爭外，其它黨派對國民黨所作所為，均敢怒而不敢言” 。中國政治大格局因抗戰八年而出現的這種實質變化，逼使國民黨政府不得不認真考慮停止內戰的問題，並由此而組建一個“聯合政府”——這也是當時美國政府竭力想促成的一件事情 。
在此之前，即1945年8月25日，中國共產黨就抗戰勝利後時局發表《中共中央對於目前時局的宣言》，呼籲“立即召開各黨派和無黨派代表人物的會議，商討抗戰結束後的各重要問題”，以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成立民主的聯合政府。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國民黨政府才邀請毛澤東赴重慶談判的。1945年８月28日，毛澤東等人飛赴重慶，國共兩黨在經過反複商議之後，簽定了一份《雙十協議》，確定將召開一次全國政治協商會議，這就是1946年1月“舊政協”的由來。就在這個時候，蔣介石選中雷震為大會秘書長，不外乎他在國民參政會副秘書長任內，為人誠信，辦事得力，頗得人緣，無論各黨各派或無黨無派的參政員，都願意與之打交道；尤其是當各方意見不相統一需要溝通時，多由雷震出麵負責協調解決。不過，在馬之驌看來，雷震這個秘書長的任務非比尋常，因為“國民黨一黨專政數十年，黨人已養成‘坐大’的習性，各黨派積怨已深。尤其共產黨一直是刀槍相向，而今要麵對不同的臉色，不同的意見，以笑臉言和，當然要費一番周章。究竟如何溝通、協商，藉以達到各黨各派合作之目的，就要看秘書長的修養與其運籌帷幄的方略了。”
“舊政協”於1946年1月10日開幕，至1月31日閉幕。大會的目標與任務，其中最主要的一點就是由各黨派相互協商如何結束國民黨的一黨統治，從而實行憲政。與會者來自五個方麵，其中國民黨代表八人，共產黨代表七人，民主同盟代表九人，青年黨代表五人，社會賢達人士九人，總共三十八人 。在這些代表中，原有參政員占二十二人超過半數以上，雷震在任國民參政會副秘書長時，與這些代表已建立了良好的關係。大會分設五個小組，即憲草、國民大會、政府組織、施政綱領、軍事問題等。既然這次大會的目標在於實行憲政，就必須先起草憲法，提交國民大會通過，所以設立憲草小組和國民大會小組顯得十分必要；而將來召開國民代表大會，也不能由國民黨一手包辦，須由各方共同召集，因此又必須改組其政府，以容納各黨各派，於是又設立了政府組織小組；政府改組後，憲政實政前，其中有一個過渡時期，必須有一個共同綱領，即有了施政綱領小組；此外，由停戰會議而產生的停戰小組，當時隻負責調處停戰，國共兩黨軍隊如何才能變成國家的軍隊，也就是實現軍隊國家化問題，尚需協商解決，所以軍事小組的設立，則擔綱此方麵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