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震1949年前的民主憲政主張，基本上是以“由訓政到憲政”這一思想為軸心的。就其訓政而言，與胡適、張君勱等其他民主憲政人士的看法有所不同。雷震作為國民黨高層人物之一，比較容易站在黨派的立場上針對這一問題，因而相信“訓政”有一定的必要性，“並認為國民黨居於指導者的地位，以訓政培養人民的政治能力。可讓人民在憲政時期更順利行使其政治權利” 。胡適卻認為，無須以“一黨訓政”來引導人民行使自己的政治權利。他曾在《獨立評論》一百三十三號上撰文說：“民主政治的好處正在它能使那大多數‘看體育新聞、讀偵探小說’的人每‘逢時逢節’都得到選舉場裏想想一兩分鍾的國家大事。……英美國家知道絕大多數的阿鬥是不配幹預政治，也不愛幹預政治……隻要他們‘逢時逢節’來畫個諾，投張票，做個臨時諸葛亮，就行了。這正是幼稚園的政治，這種‘政治經驗’是不難學得的。”雷震與胡適等人在政治立場上的這種落差，正好反映出當時他在政治態度上較為保守的一麵，成了這一時期雷震政治思想的一個重要表征。
上世紀三十年代，雷震在上海《晨報》撰寫大量的政論文章，宣傳國民黨的政綱。那時陶百川 任《晨報》主筆，負責社論與專欄，經常向雷震約稿。在陶百川眼中，雷震是一個“多才多學而且多產”的人，《晨報》上常刊用他的文章，陶百川與雷震因此也成了朋友。1935年4月1日，雷震與留日時好友羅鴻詔、徐逸樵、馬宗榮等人創辦《中國新論》 ，徐逸樵為總編輯，雷震為發行人。《中國新論》是一本政論刊物，其宗旨為：“……吾人極端高倡民族之複興，高倡國家與政治組織之強化，並高倡此三者相關健全的發展；舉凡有俾於此旨之實現者，吾人將不慊求詳以研求之，不慊大聲疾呼以提倡之。
大膽主張，無所顧忌，大膽批判，無所忌諱，始終如一，不曲不撓……” 。1936年，《中國新論》出版《非常時期專號》與《非常時期叢書》，認為當時的中國已進入非常時期，應當動員全國所有資源，全力以赴應對抗日一戰。這份刊物的發行量在當時僅次於《東方雜誌》、《新中華》，上海《中國評論周報》1936年3月5日曾介紹《東方雜誌》、《國聞周報》、《申報月刊》、《中國新論》等刊物，並將《中國新論》列於第一 ，可見這份刊物在當時的影響。雷震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所寫的文章，多見於《中國新論》和《時代公論》。這一期間，雷震負責過國民黨的地方（南京）宣傳工作，對國民黨一黨訓政的做法給予肯定，為此還進行了辯解。1932年5月，他在《時代公論》上發表文章，針對少數人的詰問，以歐美革命為例這樣說：
……此種詰問未免太過於皮相觀了！蓋問者隻見到表麵所浮出的事情而未洞燭這些事情的內幕。歐美革命成功之後，固然即刻實行憲政，並未經過訓政的中間階段，然實行憲政而參加政治之民眾，即為當時斬木為兵、揭杆為旗的革命民眾本身，當時的革命是他們所發動的，反抗君權、解放民眾是以他們心坎中發出、口中呼號出來的，殘暴壓迫的君主是他們送上斷頭台的，民主政治議會製度是他們熱烈要求的……請看當時革命民眾是何等人物呢？他們當時自稱第三階級而以別於第一階級之僧侶及第二階級之貴族，他們自從中央集權國家成立與產業革命發生以來，在社會之勢力蒸蒸日上，富力天天增加而已淩乎貴族之上，他們的物質生活比貴族更舒服更奢侈，他們的知識、他們的學問足以與貴族對抗；因其如是，他們自然不願屈居於貴族之下而要求革命，革命既告成，他們當然要求參加政治，何況其實力又足以參加政治呢！
言下之意，中國沒有所謂的“第三階級而以別於第一階級之僧侶及第二階級之貴族”，人民普遍缺乏政治常識，直接實行憲政幾乎就是不可能的。這種觀點，受其孫中山和梁啟超思想的影響較大。孫中山將訓政看成是建國程序中一個最重要的階段，這也成了後來國民黨推行黨治製的一個重要理論依據。“梁啟超與孫中山同樣承認當時中國國民的程度不及格，因而梁有所謂的‘新民’，有所謂的‘開明專製論’，在孫有所謂的‘約法之治’（日後稱訓政時期），都是設想作為民主政治之前的過渡。” 孫中山本人對訓政有過奇怪的解釋，“須知共和國皇帝就是人民，以五千年來被壓作奴隸的人民，一旦抬他作起皇帝，定然是不會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