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23章 自由中國 (1)(1 / 2)

第二階段從1949年4月至8月止。大陸局勢吃緊後,不少知識分子先後流亡港澳,也有不少自由派知識分子來到了台灣。這些人莫不以“國家興亡,匹夫有責”而自許,接過了胡適等人在上海倡議辦刊的號召。這一階段《自由中國》半月刊的籌辦工作就由這些人在操作。主要人物大都與胡適有著密切的關係,如他的學生毛子水 ,張佛泉 、崔書琴 等人是北京大學教授,王聿修則是華北大學教授兼政治係主任,都屬於胡適先生民主理念中的“自由學人”。可王聿修等人對於這份刊物究竟在哪裏辦(原定於上海,後又想在香港)以及參與者的資格問題而意見不一,再加上經費毫無著落而陷入了僵局。

6月18日晚,台灣省政府教育廳長陳雪屏約餐,參加的人有雷震、毛子水、張佛泉、崔書琴、王聿修等人,再次討論了《自由中國》半月刊“是否接受省府津貼”的問題。崔書琴表示不讚成,“認為省府可自辦,我們的刊物應在香港舉辦,張佛泉之意見亦大致相同;毛子水讚成,隻要我們獨立舉辦,不受省府之幹涉,因籌款不易,接受省府輔助,可使刊物早日問世……” 雷震顯然是願意讚成接受台灣省府資助的,從他當時的身份來看也順理成章。兩個月後,雷震赴廈門協助湯恩伯軍事防衛,無力過問此事。因此第二階段的籌備工作實際上是無果而終,王聿修等人雖有一番民主事業的改革之心,卻因沒錢而“心餘力絀”,這是馬之驌先生的斷語。

10月19日,雷震從廈門返回台北,再次接手這項工作,《自由中國》進入名副其實的第三籌辦階段。10月26日,雷震、傅斯年、陳雪屏、毛子水、王聿修、張佛泉等人在聚餐時商議,預定先出兩期,預算為五千新台幣,即教育部三千、空軍總司令部一千,剩餘一千由雷震負責籌措。11月14日上午,雷震拜訪陳紀瀅、梁實秋二人,請其為《自由中國》半月刊撰稿;11月20日,《自由中國》創刊號正式出版,從策劃、組稿、清樣、印刷乃至出版,前後隻用有一個月時間,從中可見雷震的辦事效率。“下午竟有人上門定購或購買,聞有一家書店,十本立刻銷售,可見對外聲譽之隆。其原因當歸發行人(指胡適,作者注)之大名也。” 從這一天起,至1960年9月1日發行最後一期,《自由中國》共出刊二百六十期,總共存活了十年九個月又十天,橫跨上世紀整整一個五十年代。《自由中國》半月刊創辦初期,一切從簡。

分設編輯、經理兩個部門,另有一個編輯委員會。按當時照法律規定,發行人負責向有關主管部門申請登記,並作為法定代表人,負有相關法律責任。《自由中國》社第一任發行人為胡適先生,此時他仍在美國,有關發行人責任問題,均由雷震一人代表。雷震身為社長,係雜誌社的權利主體。編輯委員會當時有若幹人,定期開會討論內外時局問題,督促國民黨政府進行全麵改革,並確定其言論方針。編輯部設總編輯一人,第一任總編輯為毛子水,副總編輯為王聿修;經理部經理承社長之命辦理總務、發行等業務,其經理為馬之驌。不過,在毛子水、王聿修、張佛泉、崔書琴等人看來,“雷震是國民黨裏的強人,也是政治核心人物,所以對雷震存有戒心,惟恐受政治人物的利用,要劃清界限,於是私下計議確定一原則,就是《自由中國》刊物,如果能辦成功,一定請胡適先生做發行人。……否則就不參加。” 其實這也是雷震本人的意思。在這之前,雷震等人去奉化找蔣介石時,說好就是“請胡適先生出麵領導”的。

《自由中國》創刊初期,編委會共有十七人,也是人數最多的時期。在大的理念上基本一致,但還是呈現出多元的態勢。編委許冠三回憶說:“……不管大家如何爭辯,若幹批評政府的文稿,不是給改成溫吞水,就是整篇見不了天。當爭到無詞以對時,他(指雷震)總是與毛子水勸我們年輕人莫動火氣,須以大局為重。他從不大聲說話,隻是慢慢地跟大家磨,更不發脾氣,幾個月下來,我們終於明白,他那‘各黨各派之友’的綽號得來絕非偶然。” 以馬之驌的觀察,當時編委們大致可分成三種思想路線,“第一是由胡適為首的‘自由主義’的思路;第二是以雷震為首的‘三民主義’的思路;第三是所謂少壯派的‘唯我主義’的思路。

”其中以“少壯派”最為壯懷激烈,他們認定國民黨之所以淪落到今天這個樣子,完全是由於貪汙、腐化、獨裁的結果……編委們之間確實也存在過一些矛盾,再加上雷震一度對編輯職權和製度等考慮不周,引起過一些不快。雜誌社在借用雷震私宅的“外客廳”作為編務場所時,有讀者投稿,雷震見著就順手拿到自己的書房裏拆開看了。副總編王聿修對此不以為然,當麵提出過異議。王聿修是最先一位辭職的人。他在向雷震和編委會提出請辭時,再三說明完全是因受其香港方麵朋友之邀前去主編《前途》雜誌,盛情難卻。馬之驌則以為“這看起來是因緣巧合,其實並非完全如此,也有一些情緒上的問題”。不過,在《自由中國》半月刊風雨十年中,編委們的進出離合,並沒有影響這本刊物的正常出版。編委張佛泉先生說過:“在籌備期間,我們對雷先生都有戒心,現在證明他是一心一意地要把《自由中國》辦好……”這是《自由中國》創刊一年後,張佛泉受台中東海大學之聘出任文學院院長,就任前請馬之驌在他的泰順街寓所便餐時所說的一番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