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正臨近蔣介石第二任“總統”任期之末，公開或私下議論蔣是否會三連任已成了一個政治話題。自由派人士如胡適、雷震等人均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主張蔣介石不要連任，認為這是一種最明智的做法。蔣介石本人的態度卻相當曖昧。1959年5月18日，他在國民黨八屆二中全會“總理紀念周”上發表談話，表示反對修憲，但不排除三連任的可能。這時國民黨內部勸進者也大有人在。對於這一問題，之前《自由中國》的態度就已十分明確：如果國民黨的修憲論者仍然轉彎抹角的在進行其修憲運動，人們就會懷疑到蔣介石所謂“不修憲”隻是一種姿態；如果不經由修憲也可以達到連任的話，則更是明白的違憲 。7月4日，陶希聖在《中央日報》上撰文提出“修改臨時條款並不是修改憲法本身”，被視為勸進者嚐試在蔣介石聲明不修憲的前提下為蔣尋求連任的一種法律依據 。《自由中國》對此提出了異議，於7月16日發表社論《好一個舞文弄法的謬論》，駁斥陶希聖的這一說法。
文章指出：“臨時條款的製定，就是憲法的修改”，因“臨時條款實構成憲法的一部分”，所以“增加臨時條款，或修改臨時條款，也即是修改憲法” 了。這篇社論在當時發揮了很大的影響力，迫使勸進者們不得不考慮從其它方麵為蔣介石尋求三連任去尋找合法的依據，雷震等人沒有因此而停止對這些人的批評。8月1日出版的第二十一卷第三期中，刊發署名“看雲樓主”的《曹丕怎樣在群臣勸進下稱帝的？》一文，該文引述曆史上的經驗教訓，說曹丕其人雖然聲稱不願作皇帝，但弄臣們在“洞悉了‘主上’的意願，於是紛紛上表勸進”，最後曹丕才裝腔作勢“勉為其難”地當上了皇帝；更指出：袁世凱在稱帝時，也曾運用此手段，如袁曾明白表示不主張“變更國體”。
可“一向惟袁氏馬首是瞻的一群奴臣鼠輩們，這時卻一反常態，竟置袁氏已發表的意見於不顧，仍然建議‘召集國民會議解決國體問題’，複議決‘國民代表大會組織法’，成立什麼‘籌安會’，什麼‘憲政協進會’，什麼‘變更國體請願團’等等，逕行上表勸進，寧非怪事也哉？……最後是袁世凱隻好‘應天心而順民意’了。
” 這篇文章曲筆藏鋒，雖然對蔣介石三連任問題未作出直接批評，但對一班以蔣介石為馬首是瞻的人不斷發起勸進、連任運動等事實，“用以古諷今的方式提出相當大的諷刺，這是用曆史上聲名狼藉的曹丕與袁世凱來暗喻蔣介石總統，而對於這樣子的暗喻，擁蔣的國民黨人又不能公開還手，這是他們所難以忍受的” 。此文發表後，《自由中國》與當局的對恃局勢更為嚴峻，夏道平特意跑來勸說雷震今後“不必再登此類文章，恐他們要暗殺”，並說“這話是雪公（王世傑）傳來的，他知他們的作法，故有此勸告，且以楊杏佛為戒” 。王新衡也在提醒雷震，惟恐蔣經國不擇手段。1959年10月26日，有人告訴雷震，聽台灣警備總司令部某高級人員說“台灣要不把雷某去掉——他們——指當局——不能抬頭”。 雷震之女雷美琳的同學也聽到某海軍中尉說過“……他們過去想用吉普車把雷震撞死”。雷震在日記中也說：“他們擬叫已經決定處決而執行的犯人咬我一口，又恐搞得不好，又想設法把我搞掉。不管怎樣，搞了再說，橫直我的敵人太多” 。
這一年年底，蔣介石謀求三連任的態勢越發明顯，胡適也感到了“看樣子，蔣先生是準備做定了”。當局的態度也開始變得強硬起來，對反對蔣介石三連任的重要人物不斷施加壓力，指控他們“不是和共產黨有勾結，就是他們的同路人”。不過，當局試圖以修訂臨時條款的方式而獲得蔣的三連任，同樣麵臨許多難以克服的障礙。根據憲法規定，修憲代表人數必須有“三分之二出席，及出席代表四分之三之決議”方可進行，亦即必須有2030人出席，1523人決議通過方可修憲。當時雖然不是修憲，但對於臨時條款本身的修訂，也必須遵循修憲的程序來進行。早在1954年2月19日召開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二次會議時，經過所謂“遞補”以及東拖西拉的拚湊，出席會議者也不過是1578人。因此，國民黨想以足夠的人數來進行修憲或修改臨時條款幾乎就是不可能。在此情況下，陶希聖於1959年12月又提出民法上所謂“死亡宣告”的辦法可適用於修訂臨時條款，試圖以此來降低國大代表的總額。作為法學專家的雷震，對這一問題有相當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