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雷震“欣賞坐牢”的態度並非一開始時就有，初到看守所時，因憤懣於蔣氏父子對他的“政治構陷”，曾三天未吃東西，連一口水也未喝，打算絕食而死，以示抗爭。可後來想到：“事情尚未搞明白就絕食而死，蔣氏父子可能誣我‘畏罪自殺’，那就太不值得了。”《自勵詩》就是他本人在心態上及時自我調整的最好明證。1970年9月4日雷震出獄前，曾自寫春聯貼在牢門前：“十年歲月等閑度，一生事業盡銷磨”，橫聯是“所幸健存”。但其中也有幾件讓雷震一生痛心不已的事情。第一件：下獄數年後，老友高玉樹以無黨派身份高票當選台北市市長，當雷震聽到無數人在痛罵國民黨為“狗民黨”時，心中不免戚戚焉，確實“難過之至”。雷震雖被開除國民黨黨籍，但他從二十歲起就加入了國民黨，前後三十七年，仍有一種“恨鐵不成鋼”的矛盾心情。
“這一晚上，聽到離我囚室不遠的斜坡上，人聲鼎沸，我遂出來看看，見到許許多多充當‘外役’的囚人，一堆一堆的群集在那裏，拍手狂歡，狀若得到了‘愛國獎券’頭彩似的，其欣喜若狂的樣子，好像發了瘋一樣。我為好奇心所驅使，就跑過去問問他們今晚為什麼這樣高興？是不是有人得了‘愛國獎券’的頭彩？他們爭先恐後地對我說道：高玉樹當選了台北市長，‘狗民黨’的周百煉落選了！我們高興之至，因為‘狗民黨’已失去了台灣的民心。’” 雷震感慨萬千：“不料成天自吹自擂的國民黨在老百姓的心目中，竟是一個畜類東西……今日這個局麵，真是古人所說：‘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也。”第二件：一部四百萬字的《回憶錄》出獄前兩月被強行沒收。對於雷震來說，撰寫這部回憶錄是獄中十年最重要的一件事，無論是抗日初期國民參政會的成立；或抗戰勝利之後，從“國共和談”到“政治協商會議”，再及至“製憲國大”，雷震均為其中重要的親曆者和參與者。
這部四百萬字的《回憶錄》對這一段潮起潮落的曆史真貌，有著極高的史學價值和政治價值。當時獄方奉命將雷震的囚室搜索一空，連一張紙片也未留下。幾十年後，台灣政治大學研究員洪茂雄針對“前東德國安部機密文件展覽”一事，在《自由時報》上撰文說：“……反觀台灣，在國民黨白色恐怖統治時代，有不少懸案迄今仍不明不白，如一團迷霧。諸如： 雷震和《自由中國》半月刊事件，……當雷震準備離開黑牢前夕，他憑其堅定不屈的意誌在獄中夜以繼日所完成的回憶錄卻不翼而飛，無故沒收，甚至予以銷毀。雷氏出獄後，還相當長一段時間遭監視，形同軟禁。試問，雷震的冤獄始末，誰該負起責任，還其清白？” 第三件：雷震刑滿即將出獄時，當局無理提出要有雙重保人，並須簽署一份“誓書”，即保證出獄後“絕不發生任何不利於政府之言論與行動，並不與不利於政府之人員往來”。
這一附加條件，讓雷震黯然傷神，甚至不願出獄。他說：“要我在出獄前立下‘誓書’，始能於十年刑期終了時開釋，否則不得出獄。我因為‘於法無據’，一再拒絕。我說‘監獄行刑法’第八十三條規定：‘執行期滿者應於刑期終了之次日午前釋放之’，並未附有任何條件。因而，我不肯做‘違法’的‘法外’之事。……於是軍監又通知我妻，要她來監勸我接受這件‘法外’的規定。迨我的妻女來監勸我時，我還是拒絕，她們不僅落淚，甚至下跪懇求，我總是無動於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