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嵬驛事變以後，究竟向何處去？唐玄宗與高力士等，堅持按原計劃奔赴蜀郡；而太子李亨等則拉了一支隊伍另外走了。
六月十四日，兵變鬧到傍晚才止息，當天就隻能在馬嵬驛過夜。次日，大隊人馬準備出發時，發生了意見分歧。有的認為蜀郡將吏與楊國忠有“連謀”，不能前往。有的主張到太原，有的提議到朔方，有的主張到西涼，有的說返回京師。各持已見。唐玄宗心裏想入蜀，但是鑒於昨天的事變，深知眾怒難犯，便請高力士出來講話。高力士說：“太原雖固，地與賊鄰，本屬祿山，人心難測。朔方近塞，半是蕃戎，不達朝章，卒難教馭。西涼懸遠，沙漠蕭條，大駕順動，人馬非少，先無備擬，必有闕供，賊騎起來，恐見狼狽。劍南雖窄，土富人繁，表裏江山，內外險固；以臣所料，蜀道可行。 ”的確，就逃避叛竄兵鋒而言，“蜀道可行”。太原跟敵占區毗鄰，很不安全。僻遠的朔方與西涼，自然不是好地方。蜀郡將吏雖然跟楊國忠有瓜葛，但是，楊國忠已死，不會有大的行動。何況，原先“幸蜀”之計，並不是楊國忠的私人陰謀，而是唐玄宗與高力士等共同的意向。
當然，從抗戰立場來看，這是不可取的。潼關剛失守，若采納高適的建議，動員抗戰是有一定的可能性。既已逃離京師，人心渙散，要想再回到長安並組織抗戰，那就錯過時機了。積極的對策應是北上朔方，以郭子儀與李光弼軍隊為主力，號召民眾，平定叛亂。但是，這一著，唐玄宗是不敢貿然實施的。
高力士的意見沒有遭到反對，這時，韋諤說：“還京，當有禦賊之備，今兵少，未易東向，不如且至扶風，徐圖去就。”所謂“至扶風”再慢慢商量，事實上是西幸蜀郡的主張，隻是委婉的說法。唐玄宗不敢專斷獨行，“詢於眾，眾以為然，乃從之。”看來，經過馬嵬驚變，皇帝也謙和了。於是以韋諤為禦史中丞，充置頓使，準備上路了。
據記載，百姓父老“遮道請留”希望皇帝不要離開宮闕陵寢所在之地。玄宗按轡久之，最後還是西行，叫太子李亨留在後麵宣慰父老。過了一會，群眾越聚越多，竟達數千人。太子涕泣，跋馬欲西。“父老共擁太子馬，不得行。”太子的兩個兒子以及李輔國也都勸太子留下來，來東討逆賊。
其實，太子“不得行”隻是表現。“馬嵬塗地，太子不敢西行。”長期以來，太子同父皇之間有著深深的裂縫。玄宗並不讚賞李亨的個人才能，對他並不抱有希望。前太子瑛被廢，三個皇子同日賜死，這是何等觸目驚心的事！楊國忠千方百計地陷害李亨，也是夠可怕的。玄宗決沒有讓位的打算，連“太子監國”也做不成。若繼續跟隨父皇到蜀郡，今後太子地位能否保住，難以預料，所以，馬嵬驛事變之後，正是跟父皇分道揚鑣的好時機。這一點，凡是太子集團裏的人都很明白。史載， “（李）輔國侍太子扈從至馬嵬，乃獻策請分兵北如朔方，以圖興複。 ”李輔國還“密啟”太子妃子張良娣，張良娣“又讚其謀，遂定計北趣靈武。”太子的兩個兒子，即廣平王李傲與建寧王李倓，也都積極地鼓吹另立山頭。可見，太子不跟隨玄宗西行，是早已有所預謀的。當然，父老百姓“遮道請留”，也是事實。太子李亨恰好利用父老們的請求，裝出一副“不得行”的樣子，來實施他自己的計劃。
唐玄宗已經走出一段路，久等太子不來，非常困惑，便派人“偵之”。誰知使者回來報告說，太子留下不來了！玄宗馬上意識到太子要走自己的路了，不禁歎了一聲：“天也！”自逃離京師，僅隻三天，朝臣楊國忠與魏方進被殺了，內侍監袁思藝投奔安祿山去了，楊貴妃被縊死了，太子李亨又不來了，真是眾叛親離嗬！玄宗被迫分出後軍二千人及飛龍廄馬，調撥給太子；又把東宮內人包括張良娣送去太子那裏。據說，“且宣旨欲傳位，太子不受。”有些失實。後來的事態發展表明，玄宗並沒有“傳位”的意圖，而太子則急於搶位稱帝。
父子分道揚鑣，失去了封建統治集團內部的權力鬥爭。太子李亨雖然懷著早日稱帝的政治野心，但他畢竟是舉起一麵平叛的旗幟，客觀上符合廣大百姓的願望。馬嵬父老們留住太子說：“至尊（玄宗）既不肯留，某等願帥子弟從殿下東破賊，取長安。如果一殿下與至尊皆入蜀，使中原百姓誰為之主？”要想成為百姓之主，除了率眾“破賊”外，別無立法。
唐玄宗已經喪失了平叛的信心，不隻保不住愛妃的生命，而且連兩京宮闕同祖先陵寢都保不住，又息能充當天下百姓之重呢？宋代史學家範祖禹評論說：“自是以後，天下有變，則京師不守，人主先為出計，自明皇始，其可醜也夫。”輕率地逃離京師，便是他退出政治舞台的預示。而一個丟失政治生命力的老人，自然聽不進馬嵬父老們的勸告和挽留。
至於太子李亨，他的才華遠遠不如太子李隆基，但是，有一點卻比年邁的唐玄宗聰明，那就是深知人心。在“祿山一呼，四海震蕩”的危難時候，誰能打起平叛的旗幟，誰就會得到百姓的擁護。“逆胡犯闕，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興複！”隻有順應“人情”東討逆賊，克複兩京，削平四海，才能永可平安。太子李亨正是利用馬嵬驛事變所造成的政治形勢，獨立地樹起“興複”的大旗，為自己稱帝創造了條件。
玄宗與太子各走各的路。唐玄宗在高力士、韋見素以及韋諤等的陪同下，向著扶風（今陝西鳳翔）行進。
經過兩天的奔波，六月十七日到達了扶風。“士卒潛懷去就，往往流言不遜，陳玄禮不能製”，唐玄宗為此憂患。太子李亨拉走部分隊伍後，士兵對“至尊”也不那麼敬重了，若無法穩定軍心，很可能會鬧出新的兵變。恰好這時，成都進貢春彩十餘萬匹，運至扶風。唐玄宗馬上令將全部春彩陳列在庭院裏，召集將士們，當眾發表了一通演說：“朕比來衰耄，托任失人，致逆胡亂常，須遠避其鋒。大家都沒有準備，不得別父母妻子，茇涉至此，勞苦至矣，朕甚愧之。蜀路阻長，郡縣褊小，人馬眾多，或不能供，今聽卿等各還家；朕獨和子、孫、中官前行人蜀，亦足自達。今日和卿等訣別，可共分此彩以備資糧。若歸，見父母及長安父老，為朕致意，各好自愛也！”這是何等的悔恨與傷感，充分體現了他的落隊！然而，正如元代史家胡三省所說：“玄宗之為是言也，出於不得已。”的確，根據韋諤的建議，先到扶風再商量，事實上玄宗急於入蜀，“遠避”敵軍兵鋒。若真的沒有將士們護送，隻靠一些子、孫、宦官們，要安全地抵達成都，也是很難的。分賜春彩，與其說是提供遣返士卒的資糧，毋寧說是籠絡軍心，希望不要樹倒猢猻散。廣大的將士們麵對“泣下沾襟”的皇帝，深知其心意，便紛紛表示：“臣等死生從陛下，不敢有貳！”於是，流言止息，軍心穩定下來了。
六月十八日，唐玄宗在扶風發布重大的任命：以劍南節度留後崔圓為劍南節度等副大使。崔圓原是楊國忠的心腹，早就在四川建置館宇，具備物資，以供急需。唐玄宗明顯對他毫無介意，令他作好迎接皇帝的準備。
六月十九日，從扶風出發，夜宿陳倉（今陝西寶雞）。第二天，到達陳倉縣西南的散關。散關是大散嶺上的關隘，南下便是漢中了。唐玄宗派遣潁王李璬先到劍南，跟崔倒聯係；同時分扈從將士為“六軍”，由壽王李瑁等分別統領。整頓了一次隊伍。離開長安，已經是第八天了。一路上，數千禁軍以及其他人員大致分成三大部分：前頭，負責安排；當中，玄宗所在，後麵，由太子率領。馬嵬驛事變後，太子李亨分去了“後軍”二千人及“飛龍廄馬”。所謂“後軍”，似指由太子統率的後衛隊伍，而飛龍廄馬則當是由“飛龍馬家”李輔國掌管的。至扶風，玄宗還說“人馬眾多”足見扈從將士仍有幾千人。但是，經由二次事變以及部分將士的逃離，軍隊早憶雜亂了，很有必要整頓一下。這就是散關分置“六軍”的原因。
那麼，何謂“六軍”？大家都知道，開元以來，禁軍建置分為四種，即左、右羽林軍和左、右龍武軍。“次散關，分部下為六軍”。這“六軍”，似是天子禁軍的另一種稱呼。並非指六種獨立編製的軍隊。換言之，實際上還是四軍。史稱，“壽王瑁等分統六軍，前後左右相次。”從“前、後、左、右”來看，似還隻是四軍。當然，理解為六種獨立編製的軍隊，也是可以的。如果真的可以，那麼，散關分置“六軍”的意義就比較重大了，它標誌著唐朝禁軍編置從“四”到“六”變化的開始。但是，除了左、右羽林軍和左、右龍武軍之外，其他兩種又叫什麼名稱呢？不得而知。至“至德二載”（公元 757年），唐肅宗“置左、右神武軍，取元從子弟充，製度同四軍一樣，總謂之北牙六軍。 ”胡三省特加注解，說：“左、右羽林，左，右龍武，左、右神武，謂之北牙六軍。”據此，“六”軍建置是太子李亨稱帝（肅宗）以後的事，同玄宗無關。
值得注意的倒不是四六之爭，而是由親王皇子們統領禁軍。早在唐睿宗時，明文規定皇子親王不準兼領羽林禁軍。因為這很容易引起宮廷之變。唐玄宗時，掌管禁軍的先是王毛仲和葛福順等，後是陳玄禮。潼關失守後，玄宗逃離京師，路上是由龍武大將軍陳玄禮負責禁衛的。馬嵬驛事變以後，隻能這樣。但是，很快就發生了變化。至扶風時，士卒“流言”不遜，“陳玄禮不能製”，顯然難以肩負統領禁軍的重任。再加上心靈打擊，唐玄宗不象過去那樣信用陳玄禮了。六月二十日，散關整頓六軍，就由壽王瑁等分別統領了。
自散關南下，地屬漢中，對於倉皇逃難的唐玄宗來說，這是一個安全之處。六月二十四日，抵達河池郡（今陝西鳳縣），追到崔圓。崔圓呈上奏疏，具陳“蜀土腴穀羨，儲供易辦”。玄宗看了，感動得流淚，說：“世亂識忠臣”。崔圓雖然原先是楊國忠圈子裏的人，但畢竟是守文之士，忠於唐王朝。當天，玄宗很高興，馬上以崔圓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他是玄宗逃亡期間任命的第一個宰相。玄宗對高力士說：“朕觀崔圓氣宇衝邃，理識弘通，比諸宰臣，無出其右。若得對見，必倍承恩。”後來的確是這樣。可見，若認為因為楊國忠的關係就不可以到蜀川，那是不要擔心的。
王思禮也來了。馬嵬驛事變前夕，思禮匆匆來到金城，又迅速趕往西涼。後來，聞河西諸胡亂，又退回至河池郡，唐玄宗高興的任命他為行在都知兵馬使。
高適也來了。他從長安出發，經駱穀，西馳至河池郡，謁見玄宗，陳述潼關敗亡的形勢，訴說在長安跟楊國忠之爭，指出：“臣與楊國忠爭，終不見納。陛下因此履巴山、劍閣之險，西幸蜀中，避其蠆毒，未足為恥也。”這很明顯是安慰的話，希望玄宗不要以“避寇出奔”為恥辱，趕快振奮起來。玄宗深知高適的好意，便任他為侍禦史。
總之，到了河池郡，玄宗的心情有些改變。七月初一，以侄子李踽（大哥李憲的兒子）為漢中王、梁州都督、山南西道采訪防禦使。玄宗還叫賈至撰寫了《冊漢中王瑀等文》，強調“匡複社稷，戡定寇仇，在此行也。”表明他萌發了平叛的信息。
離開河池郡，沿嘉陵江而南，是崎嶇的蜀道。唐玄宗等大隊人馬翻山越嶺，穿過險峻的劍門關，於七月十三日（甲子）到了普安郡（今四川劍閣）。這天，太子李亨在靈武稱帝，遙隔千裏的唐玄宗當然不可能知道。
玄宗在普安遇見了憲（刑）部侍郎房琯。房琯逃出長安，曆經艱苦才追上皇帝。玄宗打聽從前備受恩寵的張均、張珀兄弟（張說之子）的情況，房琯說他倆兄弟毫無追隨皇帝的意思（後來投降了安祿山）。這件事，玄宗雖然早已預料到，但冷酷的事實讓人難以麵對，比照之下，房琯卻是忠誠的。因此，玄宗封他為文（吏）部侍郎、同平章事。這是逃亡途中第二次任命宰相。
七月十六日（丁卯），玄宗在普安頒布一道重要的製令，文字是由賈至撰寫的。製文首先回顧了唐王朝創建以來的盛業，指出“垂五十年，中原幸無師旅。 ”但是，因為皇帝陛下的“不明”，“致令賊臣內外為患。”這裏，所謂“內外”賊臣，就是指楊國忠和安祿山。製文還說：“伊朕薄德，不能守厥位，貽禍海內，負茲蒼生，是用罪己責躬。”可見，這是一份罪己詔。自逃離長安，已是第三十三天了。天下四方不知皇帝的去向，直至製文頒布，才明白皇帝陛下在普安，知道玄宗出奔的目的地是成都。
製文還宣布了戰略部署：以太子李亨為“天下兵馬元帥”，領朔方，河東、河北、平盧節度都使，“南收長安、洛陽”。以禦史中丞裴冕兼左庶子，隴西郡司馬劉秩試守右庶子。這個決定表明唐玄宗沒有“傳位”意圖，依然以“天下之主”身份，命令“元帥”前往討伐“逆賊”。回顧半年多前，哥舒翰為“皇太子先鋒兵馬元帥”，即“皇太子”的先鋒元帥，鎮守潼關。但是，因為楊國忠等的反對，李亨卻沒有被命為天下兵馬元帥。到普安，才給早已分道揚鑣的李亨以“元帥”頭銜，讓他擔負起平叛的重任。
此外，製文規定：以永王李磷為山南東道、嶺南、黔中、江南西道節度都使；以盛王李琦為廣陵大都督，領江南東路及淮南、河南等路節度都使；以豐王李珙為武威都督，仍領河西，隴右、安西、北庭等路節度都使。這樣，對安祿山叛亂地區有很大的包圍。
為什麼要由太子與諸皇子分別領兵呢？製令強調：“夫定禍亂者，必仗於群才。”太子亨“好勇多謀”，永王磷，盛王琦、豐王珙等“樂善好賢”，因此要由這些“群才”共同努力，來平定安祿山叛亂。在這種部署的背後，還有一種壓仰軍權的考慮。但是，認為這是對太子參與馬嵬驛事變而搞的報複，恐怕不是事實。須知，太子已獨立而離開了，玄宗估計太子會到朔方，但具體地址，一點也不知道。即使要報複，又如何去做呢？就太子而言，分得後軍僅隻二千人，繼續招兵買馬，急劇壯大，其勢力也不可能波及山南、嶺南、江南、淮南、河南等廣大地區。為了平定叛亂的需要，讓諸皇子親王分別統領各地區軍事力量，“其署官屬及本路郡縣官，並各任便自簡擇。”顯然，這種部署是針對著安祿山，而不是針對著太子。
繼續走了幾天，七月十九日（庚午），到達巴西郡（今四川綿陽東）。郡太守崔渙，是“五王政變”參與者崔玄的孫子。 “（崔）渙迎謁於路，抗詞忠懇，都講究理體，玄宗嘉之，以為得渙晚。”經宰臣房琯推薦，即日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渙是逃亡之旅中第三個宰相。這時，又以原宰臣韋見素做左相。
據《幸蜀記》載，玄宗在巴西郡時，宰臣們提議“蜀中氣候溫瘴，宜數進酒。 ”玄宗令高力士宣旨曰：“朕本嗜酒，斷之已久，終不再飲，深愧卿等意也。”高力士還解釋說，早在開元四年（公元 716年），因醉怒殺一人，次日記不得了，更是可見酒能誤人。左右具奏，玄宗悔恨不已，從此斷酒，連下藥的酒也不飲。
這樣的事，又見於《次柳氏舊聞》。據說，玄宗始入斜穀（在今陝西終南山），知頓使、給事中韋倜得新熟酒一壺，獻給玄宗。玄宗不肯喝，說：“始吾禦宇之初，嚐大醉，損一人，吾悼之，因以為戒迨今四十年矣，未嚐甘酒味。”從者聞之，都感到很高興。
關於唐玄宗戒灑的故事，司馬光在《通鑒考異》中按曰：“玄宗荒於聲色，幾喪天下，斷酒小善，夫何足言！今不取。”司馬光事實上，有很明顯的虛構圖《次柳氏舊聞》和《幸蜀記》，是因為“斷酒小善”，沒有記載的價值；關於戒酒的事實並不加以否定。其實，傳說的虛構性是顯而易見的。玄宗出奔蜀郡，根本不經過斜穀；置頓使是韋諤，而不是什麼“韋倜”。至於在巴西郡侈談戒酒，不過是取悅輿論的把戲。盛唐天子向來用聲色自娛，居然四十年滴酒不沾，怎麼叫人相信呢？請看事實：開元七年（公元 719年）九月甲寅，“上（玄宗）宴飲極歡。”八年（公元 720年）十月，“上（玄宗）降階執（薛王）業手……即與之宴飲。”十三年（公元 725年）四月，“上（玄宗）與中書門下及禮官、學士宴於集仙殿。”玄宗說；“朕今同卿曹合宴……”同年十一月，封禪泰山之後，玄宗至宋州，“宴從官於樓上……酒酣，上（玄宗）謂張說日……（玄宗）自舉酒賜之。”十八年（公元 729年）八月初五，玄宗以生日宴百官於花萼樓下。二十年（公元 732年）四月，宴百官於上陽東洲。開元晚期，高力士說：“陛下頻賜臣酒，往往過度。”玄宗命左右曰：“即置酒為樂，無使懷憂。”自從寵愛楊貴妃之後，更是酒色難分。“明皇與貴妃幸華清宮，因宿酒初醒……”帝曰：“不惟萱草忘憂，此花香豔，尤能醒酒。”明皇與貴妃，每至酒酣……很明白，唐玄宗本來是“嗜酒”的，直到天寶時期也還是這樣。酒宴同歌舞，是唐代宮廷生活所不可缺少的東西。唐玄宗同高力士在巴西郡侈談戒酒，一般是為了入蜀而樹立起較好的形象。
出巴西郡，往前方就是目的了。七月二十九日（庚辰），終於到達成都。從六月十三日（乙未）逃離長安，至今整整四十六天。此時，扈從官吏軍士到者一千三百人，宮女二十四人而已。唐玄宗是唐朝第一個經曆“避寇出奔”的帝王，曆經艱辛，內心深處留下了無數的悔恨與創傷。
剛至成都，略作安置，就於八月初二（癸未）頒布了《幸蜀郡大赦文》。雖說“逆胡犯闕，四海分崩”，大唐天子已經統治不了“天下”，“大赦天下”隻是一紙空文，但是，它卻頑強地表現著至尊無上的皇帝的存在，也表現唐玄宗在蜀川的未來設想。
赦文首先重申了皇帝陛下之“不明”。“朕以薄德，嗣守神器，每乾乾惕厲，勤念生靈，一物失所，無忘罪己。”這是官樣文章。現實讓人清醒嗣位以來一直是“乾乾惕厲”、“無忘罪己”，怎麼會落到逃亡的窘境呢？冷酷的現實催人猛醒：“奸臣凶黨，負信背恩，創剝我黎元，暴亂我區夏，皆朕不明之過，豈複尤人哉！ ”是的，再也不能怨天尤人了，過錯全在於“朕不明”。隻有公開地承認，才會獲得天下百姓的諒解和支持。
其次，重申了普安時已提出的戰略部署。“朕用巡（按：不是巡狩出幸，而是逃亡避難）巴蜀，訓勵師徒，命元子（太子李亨）北略朔方，諸王分守重鎮，以定中原，合其兵勢。”當時，玄宗尚不知太子李亨的動向，更不知道他已稱帝，所以仍用“皇帝”的名義，命令太子與皇子諸王分別領兵，協同合力，平定禍亂。可見，這種部署並不是針對太子李亨，而是針對安祿山。
第三，提出了對待叛亂脅從官員的新政策：“安祿山脅從官有能改過自新，背逆歸順，並原其罪，優與官賞。”過去，凡是安祿山親屬就沒有關係，如安思順、榮義郡主等，都沒有賜死。戰場上打了敗仗的將帥，也都被誅。這樣就促使了大批官員倒向安祿山。現在，唐玄宗也懂得了瓦解敵人力量的重要性，學安祿山的辦法，把敵對營壘裏的人爭取過來。
最後，表示要振奮精神，號召“約法維新”。赦文宣稱：“將蕩滌煩苛。大革前弊，思與億兆，約法維新。”還強調：“思與群臣重弘理道，可大赦天下。”然而，這種“維新”願望是不切實際的。流亡蜀川以後，肩負平叛重任的已不是唐玄宗，而是兒子李亨；“複興”唐王朝的已不是唐玄宗，而是兒子李亨。其實，玄宗已被拉下了皇帝寶座，這一紙大赦令，是唐玄宗作為皇帝而頒布的最後一道詔書。標誌著唐玄宗統治時代的結束。
太子李亨在靈武休整一段時間之後，進人靈武一切安排就緒後，裴冕、杜鴻漸與崔漪等人，勸太子李亨登基稱帝，以歸中外之望。李亨照例推辭不允。裴冕等對他說：隨從將士多為關中子弟，日夜思歸，所以不辭艱辛遠涉邊塞，是相信殿下，假如一旦失望離散，則不可複集。並反複五次上箋，勸他“勉徇眾心，為社稷計！”十三日，李亨終於在靈武城南樓稱帝，是為肅宗。並遙尊玄宗為“上皇天帝”，改元至德元年。
李亨以太子身份即位，必須有父皇“傳位”的輿論，否則就會名不正而言不順。所以，製書宣稱：“聖皇久厭大位，思傳眇身，軍興之初，已有成命，予恐不德，罔敢祗承。”事實上，玄宗並沒有“傳位”的明確表示，祿山叛亂之初，命“太子監國”與傳位是不同性質的事。裴冕、杜鴻漸等也大造輿論，“請遵馬嵬之命，繼皇帝位”。其實，馬嵬坡分手時，玄宗除了哀歎“天也”外，並沒有“宣旨傳位”。問題的關鍵在於李亨本人要當皇帝，利用當時政治與軍事形勢，盡早登上皇帝的寶座。所以，肅宗靈武即位，是為了爭奪皇權。這種觀點是正確的。
裴冕、杜鴻漸等的勸進，也是一種推動力。他們迎太子至靈武，就有擁立新主的意思。剛到靈武，五次呈遞奏書，懇求李亨稱帝。他們都勸他：“主上厭勤大位，南幸蜀川，宗社神器，須有所歸，天意人事，不可固違。若逡巡退讓，失億兆心，則大事去矣！臣等猶知之，況賢智乎！”可見，正是利用玄宗“南幸蜀川”的時機，使“宗社神器”歸於太子李亨。杜、裴等代表的是朔方、河西將官群體，沒有這些人的支持，肅宗要在靈武稱帝，並不容易。但是，這些人的支持，並不是李亨長期經營西北軍鎮地區的結果。李亨名義上擔任過朔方節度大使，事實上根本沒有插手過西北軍鎮的事務。李亨跟裴、杜諸人過去並無深厚的交誼，隻是在“四海分崩”的情勢下，由於彼此利益的巧合，聚集在一起了。
李亨的靈武即位，盡管是子奪父位，難免有“不孝”之嫌，但在那樣一種特殊的危難時刻，人們翹首期待的，不是一個棄戰逃跑的皇上，正是一個敢於挑起抗戰重任的君主，至於是誰，倒是次要的事。正是由於太子李亨順應了民意，何況，李亨以太子繼承父位，也是名正言順，理所當然，故靈武即位不隻沒有遭到任何譴責，相反地很快得到全國各方麵的支持與擁護。
肅宗尊明皇做上皇天帝，重定了一些製度。任命了一些新官員：任命朔方度支副使、大理司直杜鴻漸做兵部郎中，朔方節度判官崔漪做吏部郎中，兩個人都知中書舍人事。任命禦史中丞裴冕做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讓河西兵馬使周泌做河西節度使，隴右兵馬使彭元暉做隴右節度使，浦關防禦使呂崇賁做關內節度使。把關內采訪使改成關內節度使，治所在順化郡（今甘肅慶陽），任命呂崇賁兼順化郡太守。讓陳倉縣令薛景仙做扶風郡太守，兼防禦使；隴右節度使郭英義做天水郡太守，兼防禦使。把靈武郡升級做大都督府，上縣升級做望縣，中縣升級做上縣。當時，塞上精兵都到中原地區去討伐叛軍，隻剩下老弱殘兵守邊，文武官員還不到三十個人。肅宗所麵臨的是一個困難的局麵，他支持了一個新時機。張良娣（正三品）是肅宗最心愛的女人，她聰明伶俐，深得人心。她跟著肅宗來到靈武後，當時衛兵很少，肅宗每次睡覺，張良娣都替他放哨。肅宗說；“敵兵不是婦人抵擋得了的。”張良娣嬌笑著說：“倉卒的時候，我用身體擋一下，殿下便可無恙”她在靈武生了孩子，產後第三天就起床為戰士們縫補衣服。肅宗勸阻她，她說：“現在不是我養身體的時候！”因此，肅宗越來越喜歡她。
八月十八日（己亥），命左相韋見素、宰臣房琯與崔渙等帶著傳國寶玉冊到靈武，舉行“傳位”儀式。作為太上皇的唐玄宗，尤為重視，在《命群臣輔嗣皇帝詔》中說：“皇帝自幼仁孝，與諸子有異……往十三年，已有傳位之意，屬其歲水旱，左右勸朕，且俟豐年。爾來便屬祿山構逆，方隅震擾，未遂此心。昨發馬嵬，亦有處分。今皇帝受命，朕心頓如釋負，勞卿等遠去，勉輔佐之。”回顧自己早有“傳位之意”，並不是真心話。八個月之前也對洛陽淪陷不久，玄宗對楊國忠說過“去秋已欲傳位太子”，實在是隨口說說而已。在楊國忠專權的年月裏，“傳位太子”是絕對不可能的。所謂“昨發馬嵬，亦有處分”，也是含糊其詞，沒有明確的“傳位”表態。隻有肅宗靈武即位之後，玄宗才無可奈何地承認“傳位”的既成事實，“頓如釋負”，隻是終於了卻了一件煩惱的心事。靈武使者來到成都，韋見素、房琯等奉傳國寶玉冊赴靈武，這前後，約花兩個多月，才完成了“傳位”的全過程。
就在這段時期裏，唐肅宗在靈武的情況也有改變。郭子儀等將兵五萬，從河北至靈武，“軍聲遂振，興複之勢，民有望焉。 ”八月初一，以郭子儀為武部尚書、靈武長史，以李光弼為戶部尚書、北都留守，並同平章事。如此，肅宗初立時“兵眾寡弱，雖得牧馬，軍容缺然”的局麵，得到了改觀。
急需人才之時，肅宗想到了李泌。
李泌從小就以才思敏捷而出名，因此，明皇叫他經常與李亨來往。李亨擔任太子時，李泌也已經長大了，李泌上書談論政事，很有見地。明皇打算任命他官職，李泌不仕，明皇便讓他與李亨結成布衣朋友，李亨把他叫做“先生”。楊國忠討厭他，叫他搬到蘄春郡去住。後來他在潁陽隱居。肅宗從馬嵬驛北行後，馬上派人去請他。肅宗稱帝不久，李泌到了靈武。他到後就給肅宗講解古今成敗的事情和道理，肅宗聽了非常高興，與他日夜在一起，出門時並馬，睡覺時對床，無論大事小情都征求他的意見，甚至任免將相這樣的大事也都與他商量，對他言聽計從。後來，肅宗認為他沒有官爵，名不正、言不順，想要任命他做右相，李泌堅決推辭說：“陛下把我當做朋友，我覺得這比做宰相還要高貴，不要強迫！”肅宗隻好讓他做銀青光祿大夫（散官）兼廣平王（李俶）行軍司馬。這樣，他實際的權力比宰相還要大。肅宗經常對他說：“您侍候太上皇，又擔任我的老師與朋友，還擔任廣平王司馬，我家三代人都得到了您的幫助！”